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蒋黼《中国教育史》资料论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中国教育史资料
　　论文摘要：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当为蒋黼于1905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资料》，而非通常认为的是“黄绍箕草创、柳诒征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故此，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的年限将由1910年提前到1905年。论文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的生平围绕其教育事业作了简介，并析明《中国教育史资料》非翻译而是原创著作，继而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版本、内容作了介绍，并认为蒋黼与好友罗振玉共事于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十数年，其《中国教育史资料》的内容受罗振玉有关中国教育史论文的影响至深。

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专着。如杜成宪等编写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即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1904年，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癸卯学制’，规定经学科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教育类课程中，均设有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专门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国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起撰于20世纪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类似的研究，忽略了蒋黼于1905年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上的10卷本《中国教育史资料》。该书后收人《教育丛书·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单行本行世。笔者认为，蒋氏《中国教育史资料》乃是由我国学者自主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早于黄、柳合着的《中国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响中国教育史学创立的起点年限的界定，且该本各大图书馆较少收藏，甚为稀见，本文对之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
《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1866-1911)，字伯斧，吴县人，金石学家蒋清朔(字敬臣，着有《纬学源流兴废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证》十五卷、《选泉丛说》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与晚清著名教育家罗振玉相交好，罗氏之孙罗继祖教授在《庭闻忆略》记载其事甚详:“祖父和蒋先生订交也较早，蒋先生初字觑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诸人中，祖父和蒋先生的踪迹最密。并提及罗振玉曾为蒋黼撰《墓志铭》，记述相交经过及评价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处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时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首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较，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于吾家者半岁。罗振玉给蒋黼写《墓志铭》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其时罗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诸如蒋黼于教育界的贡献。事实上，蒋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迹多与教育有关。1896年，蒋黼协助罗振玉创办了农学会，作为该会的骨干，于1897年参与创办了《农学报》，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农学会名义参与创办了南洋公学东文学社，培养出了诸如王国维、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务印书馆编辑)、沈绒(字伯听，翻译家、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萨端(字均坡，翻译家、革命者)、朱锡梁(字梁任，南社诗人、东南大学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社，编译出版教科书及我国最早的教育类杂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蒋黼参与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国教育史资料》于其上。1904年与罗振玉等任职于两广学务处，参与兴办学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与罗振玉、王国维、樊炳清等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后，任职于晚清学部，与罗振玉同为四品咨议官，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至1911年病卒。这样一位深度参与教育活动的学者，蒋黼起意撰写《中国教育史资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罗继祖说“著作都未能成书”，现只知在敦煌学方面与罗振玉合辑的《敦煌石室遗书》，内收蒋黼辑《沙洲文录》、《老子化胡经(残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等论文以及一些跋文。罗继祖教授因资料所限，所叙蒋氏著述颇有遗漏，据笔者调查，蒋黼名下论着尚有数种:据罗振玉在《国粹报》所言，他还有《中国货币史》(乃中国第一部货币专史，见金品元《历代钱谱目录》著录)等著作。他有关教育学的著述，除《中国教育史资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笔记《东游日记》，另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蝉隐庐新板书目》尚有《蒙学修身书》署蒋黼编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总第69号)上载有《修身教科书编篡略》，与《蒙学读本编篡略》一起只署“两广学务处稿”，应为其所撰写，《蒙学读本》未署名，疑亦为其所撰。另蒋黼在学部任职时，曾在学部图书局出版《中国教育史》，时间当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黄、柳合着的《中国教育史》，该本仅见著录，依理而推，或为《中国教育史资料》同书异名之作，或为其修订版，总之与《中国教育史资料》不无关系。
　　二
在已知的蒋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类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10卷本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了，因其成书于1905年，堪称“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纪念柳治微的纪念文集中有论文，否认蒋着《中国教育史资料》为“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认为完成于1910年“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的《中国教育史》才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数篇目为译稿，依次类推，刊登其上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亦为翻译之作，译自日本，而不是原创的中国教育史著作。至此认为《中国教育史》本系原创，故为第一。那么，《中国教育史资料》是不是有日本原着在的二手的译本呢?经笔者仔细查阅《教育世界》及《中国教育史资料》，认为:第一，《教育世界》杂志上多有译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谓“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实而认为《中国教育史资料》是译稿。其次，《中国教育史资料》连载于1905年，属“后期《教育世界沪，其时编译者比较集中，仅罗振玉、蒋黼、王国维、樊炳清、罗振常等数人，且经多年编辑杂志，《教育世界》杂志上篇目署名的处理还是比较规范，至少有规律可循，即:如果是译本或者节译本，不在题下和目录署原著者及译者，就附《译者识》或《编者识》之类注明;如果是有原着可依的改写本，则不署名;如果仅署中国学者之名的篇目，则一概为其著作而非译本。以上三种署名的处理情况，例子甚多，恕不举例，读者一览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杂志便知。《中国教育史资料》题下署“吴县蒋黼”，与《红楼梦评论》题下署“海宁王国维”同，又《<教育丛书·五集>总目》之《中国教育史资料》署“蒋黼撰”，同目《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署“以上王国维撰”，而《叔本华之思索篇》则署“译稿”，整伤如此，可证《中国教育史资料》乃蒋黼所撰而非译稿。第三，从《中国教育史资料》中的一些用词，比如“中国”、“我国”、“国朝”等来看，《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译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样为“支那”等字样，故《中国教育史资料》非译稿。再者，蒋黼通不通日文，有无能力进行翻译还是个问题。当然，从逻辑上讲，日本早于国人捷足先登着有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蒋黼，蒋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进行改写、资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议的;虽然笔者手中并无相应日文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可供参照，但经仔细阅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从其内容、体例、行文，以及它与罗振玉相关教育史论文的关系(下详)等方面来看，实非翻译之作。
三
《中国教育史资料》与现在通行的章节编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1905年第15至22期，总第107至114号，连载时间农历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应公历时间为1905年9月至12月，其时蒋黼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该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蒋黼是否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中国教育史资料》是否为学堂讲义，由于资料匾乏，我们不得而知，但与之有关则可推想而知。《中国教育史资料》发表于“教育史”栏目，此前《教育世界》杂志并无此栏目，看来是为蒋黼的这个著作特开辟的一个栏目，也说明“中国教育史资料”与“中国教育史”相比多出“资料”二字，实是被当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蒋黼有学部图书局版《中国教育史》亦可佐证。笔者所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为《教育丛书·五集》中所辑，页眉署“教育史”字样。事实上，《教育丛书·五集》乃《教育世界》杂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类汇编，《中国教育史资料》因篇幅较大单独成册，页码内侧亦保留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样，即丛书本与原刊杂志版一样，内容一般无二。又据((教育世界》杂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编译及经售书目》及《蝉隐庐新板书目》所载，《中国教育史资料》另有单行本行世。
《中国教育史资料》以典雅的文言书写，如前所说全书10卷，146页，竖排，每页13列，每列不计空格33字，书中多有列表，全书计约6万字。书中认为:“中国教育之兴，距今四五千年前，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但其时因文献匾乏，“记载简略，其详不可得闻”，故“今言中国教育，断自周始”。尽管认为从逻辑上讲，中国教育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周至今，中国教育约可分为三大时期。周之时，学校偏于乡里，人民莫不就学，是为‘学校时期’;汉重乡举里选，学校虽立，不过选举中之一途，魏晋及南北朝皆因仍汉法，是为‘选举时期’;隋唐以后，专重考试，而选举之制废，历千年以至于今，虽考试之法不同，然大校无甚变易，学校之设不过科举中之一阶级耳，是为‘科举时期’。‘学校时期’考实行，‘选举时期’采名誉，‘科举时期’重文词，此中国教育沿革之概略也。’，但全书分卷没有按逻辑顺序，而是大致以历史朝代为断:卷一为《绪论》与《周》，卷二《秦》，依次为《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明》、《国朝》，至卷九，卷十为附录《历代之藏书》，为便于了解《中国教育史资料》体例、内容，特列表说明如下:
　　以第一卷为例，具体来看:卷一中《绪论》含《教育之发源》和《教育之三大期》，《周》分《周室教育之制度》、《教育家》、《诸家》、《学风》，认为“周室教育，为中国最完备之时代”，⑥其“立教之宗旨”为“化民成俗”，并下按语日“此为周代教育普及之确据，后世立学校者，皆注意于培养人才，此不过教育中之一部分，非教育之全体也。’，。由此可见蒋黼以“醇儒”立场出发，怀有浓厚的“周情孔思”，其据经传对周室教育的描述也体现了他的教育理想，认为其“设教之纲要”为“德、行、道、艺”;“施教之方法”为“礼(所以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乐(所以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政(所以一其行)、刑(所以防其奸)”。蒋黼以经为史，考出其“教育之种类”，其中“普通教育”有胎教、小学、大学、女子教育等项，“专门教育”有兵学、农学、工学、卝学、医学;并分别以学校、学官、弟子、学龄及学年、学科、考校、登进、细罚8项列表介绍国学和乡学情况。认为“周室东迁，王迹既熄，夷陵至于春秋之季，国家学校尽废而民间之教育家出焉”，其所说的“教育家，，即“民间之教育家”，为孔、孟、荀，其他杨、墨、兵、名、法、老为诸子，其学说“以补偏救弊，然往往矫枉过正，驳而不纯。”特别单列屈原，认为“虽无关教育，然上继《三百篇》，下开汉魏以后辞赋之学，固文学界之以改革家也。”此仅卷一大概，其他各卷特点可见一斑。

《中国教育史资料》，至少其写周秦部分，受罗振玉影响至深，或者说蒋、罗二人相互影响，可以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周官教育考》(第76,78号)、《孔子传》(第73号)和《秦教育考略》(第80号)等为证，希读者拣出对照阅读，此处因篇幅所限从略，详叙请待他篇。因为罗振玉此等论文一般学者难见，且揭示其与《中国教育史资料》的关系可印证后者并非翻译，故特析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