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

　　 论文关键词：英国；科技教育；古典教育；历史经验
　　论文摘要：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兴起的科技教育运动改变了英国教育的古典传统，打破了古典教育的垄断局面，奠定了现代科学在英国教育中的地位，促成了英国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的转移。l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科技教育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将科技教育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政府采取了适当的干预策略，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了科技教育与古典教育的关系，注重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加强了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世纪中后期，在面临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的背景下，英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科技教育运动。这场涉及高等、中等和成人教育等领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教育的古典传统，使科学技术正式步人了英国教育舞台的中心，教育也由此实现了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的转移，进而成为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助推剂”。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科技教育运动是如何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总结，有助于拓展学界对19世纪中后期英国教育变革的认识，并对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有所借鉴。
一、科技教育被置于关乎国运兴衰的战略地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科技教育运动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国际间竞争日益加剧、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兴起的。17世纪至18世纪，作为第一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英国凭借政治体制的优势，借助部分领先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利用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然而，正当英国人在大英帝国的美梦中沉醉之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英国原有的优势迅疾消失殆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渐处下风的形势使英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科技领域的不足。英国科技教育的倡导者普莱费尔指出:技术领域“是我们英国人的弱项。我们有充足的思想，我们有足够的手工技能，但是我们缺乏将这两者连接起来的桥梁”。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正是长期以来英国社会对科技教育的忽视，与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相比，英国根本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科技教育体系。正如普莱费尔所说:“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原因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都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业教育体系，而英国则根本没有那样的教育体系。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成立的多个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也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纷纷要求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科技教育体系，以应对英国面临的危机，延续大英帝国的辉煌。如1881年成立的塞缪尔森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在对德、法等国的技术教育的现状、技术教育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等课题进行广泛而深人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英国和欧洲技术教育的概况》、《英、法、德、丹麦、荷兰的农业教育》、《美国的技术教育》等报告。这些报告充分肯定了科技教育对工业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强烈建议英国政府把科技教育摆在事关英国国运兴衰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英国的科技教育事业。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牛津大学法案》、《剑桥大学法案》、《捐办学校法》、《技术教育法》等法案，这些法案很好地体现了重视科技教育的立法宗旨，为科学技术全面进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导和财力支持。如在(技术教育法》的指导下，“到1898年，英格兰所有郡和郡自治市都采纳了征收‘一便士’税的做法。在160个地方当局中，共征得39000英镑用于技术教育的税款。1900年至1901年税额增至106209英镑”。1890年颁布的《地方税收法》(LocalTaxationAct)，明确了从关税和货物税中提取一部分用于自主技术教育的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到“1898年，在总金额为807000英镑的关税和货物税中，至少有740000英镑用于技术教育”。科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为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府注重对科技教育干预的策略
19世纪中期以前，亚当·斯密首创的自由放任和最小国家原则一直是英国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普遍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干预。但在普法战争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自由放任的原则在英国社会受到质疑，国家干预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承认缺乏国家干预是英国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一样，英国技术教育是自由市场和自愿主义的牺牲品。正是在对自由放任原则的反思和修正过程中，英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教育不加干预的传统，转而通过多种形式涉足教育领域的事务，推动科学教育的发展。
然而，在干预科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非常重视策略性。在干预的方式上，英国政府通过成立皇家委员会，对科学技术教育事务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创造适宜的舆论氛围，进而颁布相关法律，以引导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为达到一定标准的科学技术教育机构提供资助。从1844年5月首次提出成立皇家委员会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调查，到1850年8月31日皇家委员会正式组建，期间经过了6年多的酝酿时间。委员会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调查报告。直至1856年，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牛津大学法案和剑桥大学法案才获得通过。这两个法案在引导这两所传统大学科学教育发展的方向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等教育领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1861年成立的克莱伦登委员会对公学的调查及相关的报告是1868年《公学法》的基础，1864年汤顿学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相关报告成为1869年《捐办学校法案》的依据，1881年塞缪尔森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的调查及相关报告则是1889年《技术教育法》的主要支撑。在相关法律的指导下，政府坚持采取以资助和引导为主的间接方式，而不是直接设立相关教育主管机构直接进行干预。
此外，政府这种间接干预科技教育的范围是有限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家辅助的技术教育主要是部分时间制的，具有实践导向的，在管理上处于主流教育部门的边缘。也就是说，以科学与艺术署为核心的各级政府对科技教育的资助以部分时间制的科学学校、夜校为主要对象，而对于相对规范的学制系统内的教育机构的资助力度则相对薄弱。
总之，尽管在内外压力下英国政府突破了自由放任的信条，采取了一定的干预科技教育发展的措施，然而，这种干预是非常注重策略性的，且这种干预多是宏观的、间接的，主要是方向上的指导。英国政府这种适度干预的策略使科技教育运动既获得了了政策上的足够支持和方向上的明确指导，又能够坚持灵活自主的发展模式，为其取得良好的效果铺平了道路。
三、正确处理科技教育与古典教育的关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及其浓重的绅士文化传统，造就了“自由放任”的价值观。“地主阶级的文化、老式专业阶级的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一起同化的结果就是乡村文化和保守主义占主要地位，对工商业持怀疑有时甚至是鄙视态度，对科学和技术以及一切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事务漠不关心。由于这一阶级始终控制英国的体制，就形成了外行管理而非专家管理的政治领导风格，以及不利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反工业文化的主流地位据说导致英国抵制盎格鲁式的传授科学和技术的大学和中学，政府也就没能完成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任务。这种传统绅士文化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就是重品格轻智能、重古典轻科技。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压力和来自欧美等国的激烈竞争面前，英国勇于革新，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中建立了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宗旨的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上引进科学技术领域的内容，开展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科技技术教育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以各级绅士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古典学科和数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以为教会和各级政府培养后备人才的古典教育传统逐渐被突破，教育领域开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在英国19世纪科技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教育的影响并没有自动退缩。在教育理论界，纽曼的古典教育观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主张通才教育培养绅士品格，反对进行专业性知识(ProfessionalKnowledge)的教育。在与古典教育的论战中，斯宾塞提出的科学是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的观点虽然颇具新意，但显然没有说服全体英国民众，更没有使古典教育观的拥护者们心悦诚服。
不过，随着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论战的深人，古典文科与科学知识兼容并包的观点开始逐渐占据上风。1867年，穆勒曾评论说:“让我就当前关于高等教育中这场大辩论说几句话。教育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古典语言、现代科学和文科之间的争论，普通教育是否就是古典教育—让我用一个更巧妙的词—是学文科呢，还是学理科……我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两者都学呢?不兼有文学与科学的教育可以称为好的教育吗?科学教育教我们思考，文学教育教我们如何表达，难道我们不是两者都要吗?”
经过不断的调试与磨合，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在自由教育的框架内实现了共同发展。剑桥大学在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的同时，古典教育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剑桥大学的普通学位考试中，希腊语的《使徒行传》、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古典著作、宗教改革的历史均是必考科目。在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参考人数和通过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有很多学生参加并通过古典学科荣誉学位考试。1900年剑桥大学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通过人数为161人，自然科学因此成为通过人数最多的荣誉学位考试学科。与此同时，古典学科荣誉学科的通过人数为137人，是通过人数仅次于自然科学的第二大荣誉学位考试学科1895-1890年间，牛津大学古典学科荣誉考试的通过人数多达697人，远远超过自然学科荣誉学位考试的229人to。就是在新近成立的高等学校中，教学内容中也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古典文科内容。伦敦大学设有东方语言、英国文学与、法国语言文学、意大利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罗马法等文科内容。英王学院的高级部传授宗教和道德规范、古典文学、逻辑学、普通历史等学科领域。
在中等教育领域，古典文科的影响更加稳固。
19世纪英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教育传统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科技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以丢弃古典文科教育的传统为代价。在服务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历程中，科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变革之后的古典教育依然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
　　四、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协调发展
科学与技术之间虽然在内涵、社会功能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各种认识活动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这些知识体系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科学虽具有文化、教育、哲学等方面的价值，但并不具有明确的、直接的社会目的。技术则是满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发明和创造，追求的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的直接利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科学与科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一方面，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任何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都是某种知识体系的具体应用。缺乏科学知识的依托，技术的发明创造将如同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技术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工具，指明发展的方向。人类历史许多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曾在发明、运用新技术的过程中获得启迪和灵感，科学是技术不断升华的产物。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正是在人们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逐步认清和掌握的基础上展开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霍布斯鲍姆等人就曾明确指出，科学已经成为19世纪后半期技术发展的知识基础，在纯科学与其应用之间联系的欠缺是英国与法、德等国家相比存在的明显劣势。由于初、中等学校的课程为古典学科所垄断，传授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学生毕业后缺乏学习技术知识的理论基础。虽然经过学徒制的训练，英国工人在多种生产工艺的实践技能与常识方面并不逊色于外国同行，但“当在实际生活中两个人都要走上更高级的岗位的时候，英国工程师开始感觉到初等训练的需要十分迫切，与外国工程师相比，对在他的视野下出现的新问题的判断方面，他处于劣势”。正是在对科学与技术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汤顿委员会建议第二类中等学校设置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为学生进人政府部门和工商业部门工作打下基础。塞缪尔森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更是直截了当地建议把与工业生产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绘图等课程列人小学课程，向学生讲解直尺、圆规等绘图工具的使用技能，为学生日后接受技术教育打下基础。在这些皇家委员会报告和相关法律的指导下，各类初、中等学校课程体系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显著上升，技术教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因如此，科学学校和夜校才坚持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所设置的课程体系既包括数学、化学等科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也涵盖绘图、实用几何学、钢铁制造、轮船运输、制碱等方面的技术教育课程。也正是因为有了相对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参加伦敦同业公会技术教育促进学院教学活动的人数、参加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至1900年，通过伦敦同业公会技术教育促进学院考试的学生人数上升到14105人，与1880年的515人相比增加了13590人。
　　五、重视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
科学实验既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的途径，也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验证已知理论的手段，科学实验具有研究和教育两方面的功能。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实验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实验教育方面，不论是高等学府，还是中等学校，不论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学府，还是新近设立的教育机构，在发展科技教育的过程中都把实验室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在实验教学方面投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汤布里奇公学、达利奇公学、伊顿公学兴建了进行实验教学的专用教室，购置了蒸汽机等实验器材。牛津大学设立了克拉莱登实验室，剑桥大学建起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了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卡文迪什实验室专门为低年级的学生设立说明性实验，帮助学生掌握实验方法，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此外，剑桥大学还举办实验物理学讲座，设立协助教授开展实验教学活动的实验演示员职位，编写出版实验指导教材。在接受完剑桥大学实验教学的基础上，戈登、舒斯特、弗莱明等理论物理知识和实验技能兼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英国实验物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伦敦大学及其他城市学院在进行实验教育的过程中，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实验室，专门开设了实验教学方面的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实验意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实验科学研究方面，英国大学顺应科学发展的规律，学习德国大学的成功经验，成就斐然。以剑桥大学为例，借助实验科学的发展，剑桥大学在物理、生物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均涌现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成果。约瑟夫·汤姆森在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期间，以阴极射线为主攻方向，开展气体放电理论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对法国科学教育佩兰的实验装置进行了改进，重复验证赫兹实验，最后通过两种不同的实验方法测定阴极射线电荷与质量的比值，成功地发现了电子的存在。著名科学史专家丹皮尔在评价电子发现的重大意义时指出:“这个伟大的发现终于解决了一个古希腊留下的问题:即不同的物质是否有共同的基础的问题。同时也阐明了‘带电’的意义。电子的发现，标志着现代科学革命的兴起，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生物化学领域，霍普金斯与科尔经过大量的合作实验，成功离析出纯色氨酸，证实了“辅助性食物因子”(即维生素)的存在。福斯特、兰利等生理学家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神经系统的基本机制，为神经系统的结构及功能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福斯特的重大影响，英国的生理学研究才能跻身于世界的显赫地位。凭借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卓越成就，剑桥大学不仅成为英国科学教育的中心，而且被誉为世界物理学的圣地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摇篮，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正如丹皮尔所说:“所谓各门科学之冠的数理物理学，再度在剑桥得到温暖的孕育之所，其后，在麦克斯韦、雷利爵士与汤姆森、卢瑟福诸人的倡导下，又创立了驰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实验学派。经福斯特、兰利与贝特森诸人倡导又创立了生物学学科，这样剑桥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剑桥大学正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借助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实现迅速腾飞的缩影。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科技教育运动是在英国面临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兴起的，这场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在高等、中等和成人教育领域都有所体现。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教育在西方各国中的落后局面，客观上推动了英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同时，这场教育领域的变革也与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经济以及国家实力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