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存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性条件

　　 一
暑假期间,一些朋友跟我谈起北大改革的事情，辞色间颇关心我作为一个学生的感受。这使我有些为难。我知道，这是因为大学乃国脉所系，巨创方殷，又遭此震荡，即非北大，也不能不令人关切；再也是因为有北大的“学生”说过,“北大的学生是世界一流，老师二流”，令人错愕之际，又嗅出一缕似曾相似的铁锋出鞘的气息。北大学生的狂妄虽是天下闻名，可此种言论只能出自于“代表”之口，似乎不需我这样的“局中人”点出也能了解。但那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流”与“二流”的险峻对立，却非我可以三言两语道尽。
首先，你不能说，那位代表的说法在北大的本科生中没有一定的代表性。6月12日，张维迎的下列演说，就赢得过北大本科生不少的掌声：“我们北大的本科生，不说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掌声）我们北大的本科生在世界任何一流大学中，都是一流的！（掌声）但北大的老师不是一流……只有改革，才保得住我们文凭的含金量！（掌声）”（《大学的改革》）所以，你尽可以说，那位学生代表的话是世界上能从学生口中说出的最狂妄的话，但这总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其次，你也不能说，北大的中青年教师都是一流，或称得上整体一流，有“有保障的前途的青年”实在并不多见，而张维迎所指出的“近亲繁殖”不仅是事实，而且还不过是个笼统的说法——北大能留下自己最好的学生当然没有不好——但按照学生们私下里的议论，北大最好的学生要不出国了，要不就被赶走了。这当然有些夸张，可是北大没有采用内部竞争的方式来维持适当的公正，更不用说“留住”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恐怕不会全是假话。所以，你得正视北大的本科生和校方在这个“一流”和“二流”上的一致：这显然不是张教授一个人的看法，是对本科生骄傲心理的“利用”（虽然这可能确是北大的一个小传统）。北大本科生不是小孩儿，拿掉了这些“二流”，确实有利于本科生“保住文凭的含金量”（张维迎）、有利于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利于他们在成为“世界一流人材”以后回到北大。他们明白得很。而且，看过“北大改革对话节目”的现场，你也会明白“只有改革，我们才对得起这些世界一流的本科生”一类的说辞，实在是有不少张以外的人士支持。
你可以追问，北大自己不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么，为什么北大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世界一流人材”而必须把他们送给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通览北大的改革方案，的确看不到他们对北大的研究生培养有何打算，引进人材完全是为了完成美国对“世界一流大学”SCI数量的规定，与之不生任何关系。在没有北大博士远渡重洋到别的“世界一流大学”任教的“计划”的前提下，“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原则上不再留校”，确乎是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培养的人材永远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你也可以追问，为什么北大敢于提出自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刻表，却不敢提出把自己的本科生留下来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人材，然后把他们送到世界一流大学任教的时刻表呢？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让在国外高校竞教的失败者——按照张设计的北京大学的竞争力，只能如此——来占领中国的最高学府，让北大培养的“二流”博士去占领中国的其他高校？中国大学除了完全成为国外大学的藩属，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这当然是一种内化的自我殖民。但让我解释为难也令我自己索解为难的是，你能说，这仅仅是某些改革者的心理逻辑么？在这个由“海龟”（海归）主持的改革背后，是自晚清汹涌至今的留学大潮，留学生除了带回一个不完整——容后再叙——的“现代教育制度”，也许还带回了些别的什么，比如一种类似于对“宗主国”的激情与忠诚，你能对此视而不见么？你以为有了“中国大学”的理念，有了“学术自主”，北大就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材么？什么是“学术自主”？哪些学科的“学术自主”？什么是“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其制度保障何在？这都不是可以绕开的问题。
在现有的讨论中，以不能被SCI量化的人文学科反应最为激烈。但我们设想，假如校方对这些学科加以“特殊照顾”——据我所知，这完全可能——但我们的人文学科是否就从此自主了呢？对校方而言，这不过是在现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句“我们还有‘世界一流’的人文学科”而已。可我们又该怎样来面对这个荒唐的逻辑：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的人文学科当然的是“世界一流”？我们又该怎样来继续我们的批评？或者，这就是我们批评北大改革的目的？假如说，这不过仅仅是权宜之计。但我们又该如何来促成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自主？二战以后，社会科学在民族/国家的合法性（legitimacy，我希望还有人用“合宪性”来解释“合法性”）建构与国家管理、社会调节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尽管西方社会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但其规范性命题既可能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伦理预设，其经验研究也可以完全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无涉，因而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才能应对和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但除了“中西”间的相互比较、相互参证，进而以求得某种“平衡”，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对我们的人文学科来说，其实同样如此。对人文学科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不仅将丧失人文学科更新的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只是保护了中国学术现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劣习。再说，尽管可以我们说“暂不提理工科”（理工科也可能确是最具普遍性的学科：不可能有“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但确有中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我们不会自然的无偿享有人家创造的先进科技！这难道需要什么论证吗？因而这次在北大改革中事实上面临着最重大冲击的那些理工教师们的沉默，以及在讨论中的“暂且”式悬搁，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为危险的。虽然我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也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一方面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理解为中国的“特殊”情形，一方面却又将其抽象为与人无关的普遍性知识的话，我们就仍不过是在那个“改革者”划出圈子里舞蹈，至多捍卫了本学科的特权而已——在一大堆买来的皮鞋、西装（理工科、社会学科）之上，加上一顶“中国特殊性”的瓜皮帽（人文学科）而已！如果说就自然科学知识贡献的重要性而言，存在着什么“世界一流”“二流”的区别的话，那么这个“一流”将不应该只是诺贝尔奖，解决一个真正与我们的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同样无愧于世界一流！
作为北大的博士生，我承认自己的确无能在“世界一流大学”任教。但这不完全是因为素无大志，比如，曾被耶鲁博士薛涌念叨不已的学术成就“比陈寅恪高”的宫崎市定，以及日本的其他“有陈寅恪水准”的“十几位甚至几十位中国史学家”大约没有都到了耶鲁或者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吧——更没有到北京大学来认证武功——却仍不妨被这位世界一流人材崇拜不已，虽然这很有趣。可为什么中国的一流人材就一定要得到人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去办理证明：“受教”或者“授教”？“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似乎不应只是中国“学术”的自主，而且也应当是“中国”学术的自主。对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应该有更多的省思？
在这次的讨论中，甘阳先生、张旭东先生不计个人得失，明确点出大学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我以为这是这次讨论中最重要的收获。然而，如上所述，我们看到，这一理念有时却并不十分清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关这一理念得以实施的制度性条件——有立法（比如《大学法》）保障的学术研究者的自主与自由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与自主——并未得到审视。表面上，我们有完整的学位培养系统和研究职称评价体系，但实际上，它承担的不过是一些“为学位而学位”、“为职称而职称”的工作。中国学术如何在纯粹的知识工作的进展上，或者是在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里得以作出实质性的推动与贡献的制度性条件并无保障，甚至经常是处在一种缺失至多是装饰性的地位。如果继续忽略这一真实状况，不仅我们的讨论无法深入，对北大改革的陷阱与危机我们也将丧失真正的了解与思考。
二
让我们来看看这“缺失”到了何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吧。
你不是对那位学生代表的说法错愕不已么？可有关北大的本科生是“世界一流本科生”的说法，在燕园流传已久，广为各方援引，不过这次是作为改革的基本理由而已。在它的背后隐含北大了什么样的自我定位和对学术研究的制度性安排？
在北大，本科或从本科升上来的被称为“正根儿”，一般的研究生则被称为“三害”（另二害是“民工、保安”）之一，博士更是位居末等（一流的本课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在含有研究生的各项活动中，你常可听到“我们北大的有谁？”——这就是在问，从北大本科上来的有谁？这个“我们北大”，也是北大课堂、讲座、答辩、聚会等各种场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短语，它除了指“路子”、“规范”、“传承”、“熏染”等关键性的学术问题，更包含着她/他们当年入校时的英雄记忆：许多“北大人”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她/他们当年高考时在本地区的排名！对那些迫不得已留下来读完博士再作教师的“北大人”，同样如此。总之，这个“根儿正”，比什么博士、教授的头衔荣耀到不知凡几——前不久北大“校长信箱”中一个著名的帖子，指斥“Z大学出身的Y先生，本来就不了解北大，却偏偏要谈北大的事情……”以Y在北大成名之久，因为这条本科的根子问题，尚有此讥，其他向与北大无干的人士，在北大学生中的形象自是可想而知。
我想说，这不只是什么狭不狭隘的问题。起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还只是一个培养本科生的所在，高考录取分数是唯一尚可衡量大学重要性的指标。北大清华等所谓名校不仅并不例外，而且其名声正由此而来。表面上看，研究生培养在北大有悠久的历史，北大研究生的数量早已与本科生持平，但北大骨子里仍只是一个本科生的学校，北大也只是一个本科牌子——很难设想，没有每年的全国高考，没有那么多的各地的什么文理状元或准状元、奥赛金牌或什么大赛前n名前来投效的北大是什么样子！各方对此其实都心知肚明。比如，北大研究生住房紧张，博士两人一间，硕士四人一间，且尚有若干人游荡于校园之外（自02级起，则全部迁住校外。），而本科生早已在燕园住上了公寓式的四人一间。在北大，所有的教授都面向本科生开课，而研究生的任何讨论课，本科生也都可以任意参加，且发言踊跃……没有谁——这自然也包括那些升了研究生的“北大正根儿”们——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状元嘛！”留洋是唯一可以超越“北大本科”的荣誉。哪怕是在美国的什么社区大学自费读研，也是比在北大读研更好的选择。如果说荣升北大是中了一次土状元，留学则是中了一次洋状元。状元梦的延续，是许多北大学生唯一的追求：四年不行，七年；七年不行，十年。真是生死以之！所以，当“二流”的评价终于由研究生转移到北大教师头上，这实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想一想，北大的老师不就是北大的研究生，而北大的研究生能算研究生么？当然，考虑到这些“二流”老师是如何动辄给予这些“世界一流本科生”极高的评价，比如“这篇论文比博士论文水平还高”，或者，满单的92、95分，这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博士论文水平还高，不就是比你自己的水平还高么？而就我看过的某几篇“超博士论文”而言，实在是为这些人的敢言叹服而已。所以，我估计他们在这个被阿谀得愈来愈看不起他们的本科生与校方的改革“同盟”的压力下，不会有什么好说。不是你自己也说赶不上本科生的水平么？
我无意于否定北大本科生在北大的地位。北大的本科生种确不乏优秀之才从。但让这些中国状元在北大学好语言，然后送到美国，就算是对“人类文明”不也是一个贡献么？当然，北大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本科大学”没有什么不好。然而，我们得问，那些别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为中国担负起这个据说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的责任？仅仅因为我们是“人类”吗？如果人家并不如此慷慨大方为了“人类”着想，我们又靠什么呢？“爱国心”、“民族自豪感”、还是“高薪”加“优越的工作条件”……？而且，既然如此，与其把北大搞成什么“世界一流大学”，还不如建设“世界一流中学”，让他们直接参加“世界一流大学”的考试！把我们自己的高中生直接送出去，还可以省掉接轨的麻烦。不是吗？而且校方所说的“世界一流的本科生”真的是本科生，或者说真的与北大的本科教育有关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界定吧。第一自然是高考，所谓“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第二，是出国人数，国外著名大学的认可：前不久北大校报就曾用数学系有三人被哈佛看上的事例，说明北大数学系的强大，云云。但在社会各界对现行中学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的一派批评之下，将这些考试高手吹捧成世界一流学生，是否是自打耳光呢？请注意，一些吹捧者在谈及素质教育、自主招生等等时，对中学教育、高考制度，少有良言。至于因为近年来大量中学生不愿意选读文科、以及北京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等等，北大的收生明显出于劣势。按照校方的标准，这些“世界一流的本科生”其不大打折扣？这些姑且不谈。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可——固然尚不能令改革者满足——但这真的跟北大的教育有关吗？你知道北大学生要花多少时间去准备TOFL、GRE……吗？告诉你，加上4、6级，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在外语上！你知道他们要多大代价去申请吗，知道一个人一次要申请多少个学校，知道要化多少申请费吗？告诉你，起码十所，起码半年，起码是北大四年学费的一半！而与其说他们跟北大的教育有关，毋宁说跟“新东方”有关！是“新东方”把她/他们在高中练就的考技，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北大也许的确得改一改了，用外语上课，上外语课，免得学生竟日在“新东方”奔波！
很明显，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迅跑的基础建立在对本已问题重重的中学教育的误导和对国外大学的顶礼膜拜上。然而，别忘记，这正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现实。在它的安排中，这样的“本科生”的“培养”就是它的全部，没有研究的位置！
三
北大口口声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校方的诸多论述中，这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过是SCI。北大在SCI数量上的不足，被认为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所在，而承担这一责任的北大教师和在校研究生遂被指为二流或三流，拖住了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迅跑的后腿，故不得不对教师聘任制度进行改革: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不再留用，以免近亲繁殖，生产能力下降，取消讲师、副教授的终身教职，引进外部竞争——很明显，北大把SCI增产的希望放在大批“海龟”的游回上，因为即便是对现有教授，也不过是为了避免“过分震荡”，“从权”不改而已，中国其他高校的人物岂在他们眼中？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国家的投资能够大幅度增加，大批的“海龟”能够游回，北大是否即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
我的回答是，依然不能。我并不怀疑国家对这笔巨资的支付能力。起码，购买某一次甚至几次“世界一流大学”排位的财政能力，不用太担心。至于方法，直接收购SCI作者（或其署名权）、收买SCIENCE、NATURE等刊物、或按照国内流行的方法与之联合办刊（或出增刊）即可；更直接些的办法——这也难不到中国的管理大师——对排位的相关组织及员工进行“公关”……总之，我并不怀疑。但我怀疑，这除了能说明“……的优越性、……的巨大成就”以及“我们也能……”，在已有的装饰物中再增加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装饰物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当那些巨资不继——这也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幻影消失，我们又将何以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我们民族追求卓越、创造世界历史并承担人类责任的过程中的产物，还是又一次对“美丽的新世界”的阿附？
北大的SCI数量的确有着很大不足，但SCI数量的不足表征的，乃是学术研究在中国大学中的日益空洞化。自洪堡以来，现代大学无不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立校之本。事实上，这亦是蔡先生执长北大、为北大注入的最重要的精神血液——与世界其他著名高校相较，在这一点上实在是无遑多让！但北大之成为留美预备学校，早为人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世界一流的学生”（按照北大的认定），削尖了脑袋要跑到美国去？如果说中国的理工科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多的人文社科的学生为什么要到美国去（我不是说他们就不该去）？如果说中国的“西学”确实存在差距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到德国、法国？原因其实很简单，奖学金。美国大学对文科研究生的奖学金，按每年1.7万美金计算，不考虑兑换率，也是北大现在的“助学金”的4倍！再说，北大给予过自己的研究生学位适当的尊严了吗？姑且不谈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中对北大博士生的狂贬——北大老师之所以被认定为二流，不就因为他们的那个土学位吗——北大的研究生学位都授给了些什么人？想想那些“研究生班”、“学位班”、论文博士、荣誉博士吧！实在不用提某国某元首搞不到博士学位的笑话了，我们的学位不过是个小人情和每年万把块钱而已。顺便说说，北大的教授，又值什么价呢？北大退休教授武际可在给校领导的公开信中说“党委书记任彦申到校不久，就被聘任为教授，而且还拿到了博士导师的头衔，首开了恶劣的先例。这就在学校里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只要当了官，在学术上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把学术职称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接着，从教育部下来的红头文件，大量聘任所谓德育教授，又把大批没有摸过粉笔头的人弄成了教授。”武先生还没有提到北大礼聘的那些官员教授，我不知道其中有些人高中毕业证是否货真价实？
作为北大传统中最悠久的一个部分，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除文革十年，从未中断。然而，北大博士培养制度却迟迟不能建立——在现代中国史上也许是最适于建立博士培养制度的时期，一些人却坚称中国不具备培养博士的条件——迟至1983年，北京大学才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新时期”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曾被作为中国学术“独立”与“进步”的标志，给知识界极大的鼓舞。然而，与其说当时有比“旧北大”更好的学术条件，毋宁说当时有更强烈的"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的需要（《关于北京大学“五定”方案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有多少专业多少导师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固然意味着“学位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象征着北大（以及其他中国著名大学）学术实力的日渐雄厚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志气”（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但将"学术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学位制度”的建立上，而不是有《大学法》等立法保证的“大学独立”之上，结果只能是“学术独立”无望，而“学位制度”也不过蜕化为新的“机关制度”而已。在此，我不打算再谈行政官僚对学术资源的垄断、“转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腐败。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北大某馆复印部招收研究生班的消息。在一派口诛笔伐中，忽然有人问，“若不办班，人家用什么发奖金？”是的，发卖文凭不就是某些人眼中大学的“部门利益”么？你说，你如何“参与”，又如何“竞争”？“皮毛”关系又一次展现出无可辩驳的力量。
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地看不到这一点呢？
四
6月12日晚上，当我第一时间凭记忆在键盘上敲完张维迎的讲演《大学的改革》之后，我就打算不再对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再置一辞。的确，大幕已经开启，“手术刀”（张维迎语）已经亮出，我也梳理完张助理的改革逻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在急促地敲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广场上那个瘦瘦的身影的对我的压力。实话说吧，要不是他，我根本就不会听完张助理的讲座，也根本不会去做那个梳理——那天傍晚，我背着一包当天到期的书，准备随便听听就上图书馆去。但他出现了，细细的身子歪歪斜斜地套在简朴到寒碜的宽裤管和一件夹克里，乱发下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也许是听到了我与旁边一位同学间颇为有些激烈的对张教授的即席评论吧，他走近了我，并急切地跟我聊了起来。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北大的青年老师，误把我当成他的同行了——那天的讲演现场究竟有多少中青年教师呢？——当他听到那些来自学生们的掌声的时候，他有些愤然，“谁还想在北大当老师呢？”他告诉我们，作为青年老师，他的系教学任务特别繁重，研究无望，争取了几年的出国机会也因此泡汤，但谁来为他们负责呢？他是那样希望有人能当场指斥张的逻辑。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自由提问的时候，始终并没有教师模样的人站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发言？他傲然一笑，“北大的老师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行。”便跟四散的人流走失了。哦，原来如此。“70％以上的人支持改革”，原来如此。
虽然实在算不得认识他——我仅知道他的专业是计算机，连他的名字也没来得及问。但他是那样令我久久难忘，使我想站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来谈谈这个改革——我们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这很困难。但那个透骨凉心的傍晚所发生的事情，改变我的很多想法，令我不得不追问这些可能会取罪万方的问题。
此情此际，我只想说，我没有代表谁，也不想代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