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旅行与翻译延异——试论西方思潮在中国的延异与阐释

　　 论文摘要：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总是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近代中国风行的西方思潮经过了“理论旅行”，即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的迁徙之后产生巨大延异．与其“母本”有所不同。本文以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在新时期中国阐释的理论延异为例，探讨翻译延异和“理论旅行”问题。
　　论文关键字：“理论旅行”；历史情景；空间地域
　　一、从“忠实”传达到翻译延异
　　翻译活动以及随之开始的翻译研究已经有千年历史了，但是时至今日。翻译的定义、本质及学科定位仍然人言人殊，未有定论。人们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也推出过很多翻译标准。从严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达雅”，到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到国外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ler)有名的“翻译三原则”q)以及奈达(EugeneNida)的“动态对等”虽然说法各有千秋，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体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强调一个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传达。着眼于一个“信”字。
　　自翻译活动和研究开始之初，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当然也存在其他声音，比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而到了译作，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他明白指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其原文的诗歌意韵来看，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而是赢得这样一种诗歌的意韵甚至于达到所指的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意指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内涵的时候，他们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本雅明，1999)
　　德里达与本雅明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眼里。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在其《书写与差异》汉文版面问世时，他对译者张明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着、无限地区别于原着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2001)
　　二、“理论旅行”：历史情境与地域空间的转移
　　就翻译延异问题．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论述主要着眼于语言阐释层面．赛义德批评了语言阐释的泛泛而论．他注意到如果将翻译的延异问题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联系起来，无疑将会衍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直接启发赛义德对此问题思考的是卢卡契…戈德曼事例．即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其人室弟子戈德曼翻译迁移至巴黎后产生的理论延异，赛义德据此提出其“理论旅行”理论。卢卡契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者．戈德曼则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家．在将卢卡契的理论翻译迁移到巴黎时戈德曼的巴黎语境使其“把卢卡契的造**的强烈敌对意识改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应性和同源性意识”．将“一时的造**意识在另一时变成了悲剧观念”，理论延异由此产生。对于这一事例的解释赛义德没有跟随语言阐释学派的泛泛而论．而是转而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他说：“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契一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译的又一点例证。倘若下此结论，那就太让人失望了。”他认为以“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未免空洞，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卢卡契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出他关于意识和理论的思想，与戈德曼在自己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契的误读，随即把他的误读与所谓阐释是误释的一般理论挂起钩来，那是对历史和情境置若罔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卢卡契到戈德曼的变化，引发了赛义德关于理论变异与空间移动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能说明理论本身与批判及其界限、可能性和固有问题的什么情况。能表明理论与批判、社会与文化的什么关系呢?”他由此提出了“理论旅行”理论，并具体描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抑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三、西方思潮于中国语境中的“理论旅行”
　　新时期“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涌至中国．风行一时。但是这些理论的最初得以翻译得以引进却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倡者突发奇想对这些西方理论发生了兴趣，而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于中国，缘自于中国的内在需要，根源于中国的现实，它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但同时又为中国的现实所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被借用来的斗争工具。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和思潮的翻译与引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是作者对沉闷落后的国内主流话语体系的发拨，国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引进来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并摆脱庸俗过时的艺术成规。“译者”在最初翻译这些术语时，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等种种因素难免会对这些术语的定名和阐述过程产生一定的干涉和影响。难免会根据现实语境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以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和新时期语境．因此在中国形成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思潮是由中国的语境和新时期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与西方的“原版”有很大区别。理论再次经历了“旅行”，产生延异，不再等同于以前的“母本”。
　　熟悉了翻译中的这个“理论旅行”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理论旅行的过程，而不会天真地认为此理论乃彼理论，从而受到语言能指的欺骗。
　　比如说我过国的人文主义就与其“母本”西方人文主义有很大差别。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与神学主义、自然主义相对存在的。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中国在引进这个理论时更多的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上，不自主地将其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联系．使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一些要素，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翻译延异再次产生。
　　进人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在历经了大量的翻译、争论及文学实践后，现代主义终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稳固下来了。孰料，此时人们对中国现代主义的身份忽然产生了怀疑。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要素，与西方现代主义相比有很大差距，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调只是反应出当时批评家对于翻译的文化间性的隔膜和对于“理论旅行”特性的无知．他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就是西方的“现代派”，其实一个理论在被翻译迁移到新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情境之后，产生一定延异和变异是再所难免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境自然会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阐释。由此一来，西方的“modernism”与中国的“现代主义”就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内涵。
　　另外中国引进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原版feminism也产生了一定隔膜和差异。西方个人传统中的feminism追求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但它旅行到中国时，内涵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独立之余，一开始就将女性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具有了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特点和深厚地社会性根源，与西方殊异，这充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情境的改变和地域空间的迁移对一理论的必然改造和延异的力量。
　　四、翻译过程一“旅行”与延异的不可避免性
　　有句意大利格言“翻译者即叛逆者”，即通过翻译进行完全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本雅明说过，诗人的意念是“自发的，原始的”，而翻译者的意念却是“衍生的，观念的”。他认为原作的精神是译文永远不可能全部达到，“尽管我们可以从译文中尽可能多地收集那种主题，并将其翻译过来’，但真正的翻译所关注的那个因素去仍然相当遥远，不可企及。”(本雅明，1999)巴恩斯通(WillisBarnstone)也指出“语言之间的任何穿越必然意味着浪费混乱和重大的损耗。”(Barnstone，1993)另外．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任何理论总是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语境与空间，如果强行将其从一时一地迁移到另一时另一地，使其脱离了原来语境的理论，被安插到另一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中，产生延异和变动本是难免，更何况还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重新阐释。西方理论与思潮总是与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相关联，而中国则有完全相反的“经验”，即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刘禾，)1995。因此．这些根源与其历史与过去的理论与思潮来到中国肯定会发生延异与变动．并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思想根源相结合，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西方理论’’与“西方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