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式英语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之中，究其实质，它是中式思维结构下的英语变体形式。本文按其形式特点，将其归纳为三类进行分析讨论，运用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阐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以语言发展观论述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求从哲学的高度探悉此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
【关键词】中式英语；语言世界观；语言发展观
Abstract: As a distinguished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hinglish is widely observed among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In fact, it’s an English variety in the mold of Chinese thin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categories of Chinglish based on their formal featur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an be known philosophically through Humboldt’s theory on “World View of Language” (for the cause of generating)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for its reasonable existence).
Key Words:Chinglish World View of Langu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一、引 言
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纷繁复杂，此处不一而足。二语习得者（不论外语能力强弱）在运用外语时都或多或少会留下母语的痕迹，将异质成分掺入外语之中。究其原因，不外乎受母语文化的影响或更进一层思维的约束，因为二语习得者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具备一定思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外语学习的。这样，大脑中先入的思维/文化模式遭遇后来者时，或阻抗或排斥，不可以想象会出现完全兼容的情况。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差别是绝对的，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话说，语言就是知识的“界限”或“轮廓”。所以，由语言差异折射出的思维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可见一斑。本文考察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运用英语时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式英语，分析成因并进行哲学溯源，解释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对语言本质特征及其与思维的关系的表述具有深遽的阐释力，他的“语言世界观”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着力于此类语言变体的研究，透析此类语用现象，探求支撑该现象的本质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厘清看待中式英语的蒙浊概念。
语言世界观是洪堡特探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精辟论点。他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所以，可以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参见姚小平，1995：135－136）。这就意味着外语学习者必须跨过语言设定的“樊篱”，通过语言符号深入语言系统之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总会把已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入对象语，出现语用中的杂质现象。不过，中式英语这类杂质现象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语言系统除了排它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创造性──它总是借助内部和外部因素不断发展。语言发展观为中式英语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
二、中式英语的语用现象及剖析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已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这种特点正是思维模式在语言表达上的映现，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阴和阳”以及“悟性”等反映了中国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并以此形成汉语“意合”的基础。英语重形合则是西方哲学崇尚个体思维的结果，强调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思维模式的对立及其在语言形式上的迥异表现。至此，可以说中式英语难以避免，其深层的哲学之源将在下一节讨论。那么，中式英语究竟为何种语用现象呢？为了便于分析探讨，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受汉语句式以及中式思维影响、偏离本族语的惯用式但又合符（或一定程度上合符）其语法形式的英语表达方式。根据这一定义，可将中式英语分为三类：套用语法结构、概念的简单化移植、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这三类中式英语接近于英语语言特点的程度不同，因此受到英语语言系统的排斥力也不相同。
三、套用汉语结构
此种英语句式脱胎于汉语，因此汉语结构依稀可见。在其语言大厦里，框架是汉语构件，而墙体却是英语质料。此乃中式英语之劣等者，纵然能在熟悉汉语的读者中通行，也必定让人产生一种语言“失神”的痛感，对于外族读者来说，则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先看几句滑稽的中式英语，不知是同胞在调侃英文还是在推销中文，国人能懂，老外则只有傻眼了。
例1：You have seed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brothers together up!
你有种，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兄弟们，一起上！
例2：If you want money, 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 I have one!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例3：I give you face you don’t wanna face, you lose your face ,I turn my face.
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丢脸，我翻脸。
三句地道的中式英语确实让人忍俊不止，正统的语言学家只能长叹世风日下。然而，此类英语仍有其生态空间，在正宗英语不齿的缝隙处寻觅生机，直至归附其门下。如paper tiger(纸老虎)，lose face(丢面子)以及已正式成为英语招呼语的、汉味十足的经典句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由此可推知，语言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本民族的使用之中，还借助于其他民族的“原创”。如果上述例子的汉味太重，那么下面的例句则是洋汤掺汉味了。
例4：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令我们热血沸腾。
[译文1]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our blood boil.
[译文2]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us excited.
译文1有意图同化英民族之嫌！make one's blood boil 是指“激怒某人”，绝非“热血沸腾”。这种想当然的做法既不达意，也不传情，而是把语言逼进了死角。再看故宫里一个在整修的建筑旁立着的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明明白白的中文硬是让英文给忽悠了：“古建修缮施工，给您带来了不便请您谅解──The ancient building is renovating，Excuse me for bringing trouble to you”。
四、概念的简单化移植
将汉语表达的单个概念简单化地移植到英语中，此类句式植体于英语结构，并以英语语法为据。但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汉语概念在迥异的英语语言土壤条件下，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的差别即为系统整体的差别，而且语言系统内概念的组合关系又是相对稳定的。汉语概念彰显的中式英语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在思维的语流中形成滞塞。且看下例：
例5：周末许多人睡得很晚。
[译文1] Many people sleep late at weekends.
[译文2] Many people go to bed very late at weekends.
译文1将“睡得很晚”这个概念结构简单地移入英语，与形近貌似的“sleep late”等同。这种概念置换往往使得英语形式移位，表达出迥异的内容。
例6：比尔.盖茨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译文1]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crazy about his work.
[译文2]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a workaholic.
译文1将语符的表层概念推己由人。crazy 虽然可以作“疯狂的，狂热的”讲，但 be crazy about/on sth. 的意思却是“热衷于...，对...着迷”；有别于“工作狂”。而 workaholic 是从 alcoholic（嗜酒成癖者）派生出来的，表示像酗酒者离不开酒精一样地离不开工作，传情又达意。
例7： 有他这颗扫帚星，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译文1] With a comet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2] With a jinx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1将中英文化概念类同。“扫帚星”是中国人对“慧星”（comet）的俗称，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并被用来比喻不吉利的人或事；而英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的对应说法是 jinx。
五、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
错开英语中已有的相应表达式，将汉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语符转化，生成全新的表达式。此类中式英语最具英语特点，不仅完全符合语法规范，而且语言形式上的“他质”成分也清理得荡然无存。此种语用现象可谓英语的中国化调变，分布广泛，甚至散见于汉语名著的英译中。英语的形式丰满了，但汉语的影子依稀可见。
例8：It is a major reform in our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from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y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at of the separat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摘自平卡姆 2000：498）
此句刻意模仿英语的行文结构，但汉语尾巴依然露了出来：“a major reform from … to…”，地道的英语表达式应为：“a major change from…to…”。再者，作者的意图是想表达“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重点在于党政分开”，但繁冗的句式压得读者喘不过气，看似精密的英语结构把原有概念的生机全给笼罩了。究其原因，还是文化意识在作崇，汉语的文化意识只是换上了新颜，进行了符号转化。试比较：Separating the function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s a major reform in the system of Party leadership.
例9：A dragon begets a dragon, a phoenix begets a phoenix, and those begotten by rats are good at digging holes.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龙是什么？凤为何物？此类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概念硬性插入英语，译尤未译，只能让英民族读者雾里看花，结果英文译品圄于汉民族读者圈（正如为数不少的汉籍英译品）。试比较：A good horse cannot be of a bad color.
六、哲学溯源
中式英语的产生有其现实基础，也有其思想基础。现实基础是英语语言能力的反映，而思想基础则是语言世界观的体现。由于英语语言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中式英语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我们在此聚焦其思想基础，追溯其哲学渊源，从本源上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其存在的合理性。
3.1 产生的必然性——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将语言更主要地看作是认知手段，而非表达手段，并以此建立了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观关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勿容置疑，语言是对思维的映现，二者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关系，洪堡特认为，“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生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转引自姚小平 1995：133）。分别开来讨论二者的作用完全是为了探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洪堡特语），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思维才真正起着主导作用和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对语言进行溯源其实就是探究思维的活动方式。从形式上看，中式英语留存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但其本质则是英汉两种语言世界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残留的“异质”成分即为汉语世界观的体现，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必然将其主观意念置入客观的知觉和思维过程之中，而“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参见姚小平 1995：135），这样，两种语言的交合必然会因世界观的不相容而产生变体形式。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中式英语的原初起因归结为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从二者的对比中阐述其产生的必然性。
在哲学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中，中英各据一端，中式思维根植于儒、道、释的悟性传统，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直觉洞察和领悟；英式思维秉承古希腊先哲的理性思辩，强调逻辑推论。因此，二者在哲学上的反映就形成了一种对立，中国哲学注重物我合一，主客观统一，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西方哲学则物我分明，主客观对立，注重个体思维。所以，在思想上它们表现为“万物与我为一”与“我为万物尺度”的对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汉英在语言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思维方式的对立。悟性具有直觉性和形象性、主观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参见连淑能 2006），悟性思维的结果就是汉语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以领悟达其意；理性具有抽象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特征，理性思维借助形式逻辑，采用形合法，注重形式结构协调，以分析达其意。上述例句的分析表明，中式英语是从意合出发，追求形合，其实质是两个反向运动的思维模式的暂时妥协。思维模式一旦成形就难以改变，它总是借助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尽可能完美地呈现出来，而语言的符号属性使其亦能跨语言呈现，这就是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因此，语际交流难免不受世界观的影响，外语学习者的最大困惑亦源于此，如洪堡特所言“掌握外语的成就之所以没有被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是因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姚小平 1995：136）。
语言世界观以思维为界划分了语言的疆域，思维突破语言的疆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转变，而是自我转化，即外化载体的转换。中式英语正是悟性思维穿上了理性思维的外衣，是思维突破其固有语言疆域的必然表现。内在于认识主体的元翻译机制促进自我不断转化，使语言世界观不断以新的方式呈现。
3.2 存在的合理性——语言发展观
歌德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力量不是要放弃外国的东西，而是要吞食它。”（转引自蔡新乐 2005：206）这种将“他者”化为“自我”的力量便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力量，对“外国的东西”的“吞食”就是吸收、含并，融入“自我”的统一体。这一过程显然是艰难的，生吞会导致消化不良的痛苦，细嚼又会有味觉上的不适。像“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异类绝对是稀罕之物。然而，语言是不能停步的，因为精神的运动生生不息，而且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有获取更多表现手段的冲动。正如洪堡特所说，“精神越是仅仅满足于运用形成的手段，它的创造本能和创造力量就越是趋于泯灭”（姚小平 1995：142）。一方面，语言是自足的系统，彼此独立；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放的系统，以维持生命力。支撑和推动语言发展的力量不仅源自内部，同时也借助外部。内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的自我完善，不属本文的探讨范围，外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探讨的中式英语即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式英语反映了语言系统的两个特性——对内的同一性和对外的排它性。英语系统的内聚力表现在整体对部分的控制，部分必须顺应整体的要求，在形式上接近于其它部分，并以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所以汉语语言成分进入该系统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接受其关系网络的筛选。但关系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的演变始于某一个部分的变化，因为部分的变化会导致与之关联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各个部分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平衡关系。中式英语在此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尽管初期会有“适存”之痛。汉语中的“纸老虎——paper tiger”、“丢脸——lose face”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其生硬的痕迹已被抹去，名正言顺地成了英语的正式成员。我们并不指望中式英语（特别是上述第一种形式）都能被英民族接受，但这种语用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事实，而且流通量也非常惊人。语言的基础就是大量存在的言语活动，所以从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看，中式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结束语
严格地说，中式英语是英语语言系统拒斥的语用形式，但其存在又不可忽视。从语言世界观来看，它是汉英交会必然产生的现象，其本质是汉语世界观的载体形式的转换；从语言发展观来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英语系统的关系网络的变化（平衡——破坏——再平衡）提供了动力因素。基于大量中国人之间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中式英语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生命力不可轻视，研究这一特殊语用现象对探悉语言发展和外语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 蔡新乐 20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2]《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姚小平 199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 周志培 200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4]《英汉习语对比》 M 郁福敏郭珊琏 199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中式英语之鉴》M 平卡姆 2000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6]《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 连淑能 2006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