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对流动人群的态度极其成因分析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阶段，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更好的解决 “吃饭问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村中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而由于城市中各种加工制造业的不断兴盛和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一状况下，出现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但是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许多城市却出现了农民工用工荒的问题，为何在供求双方都需要彼此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 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我更加偏向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在该问题中，我倾向于从城市居民和迁移者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因此我想要通过对社会距离的衡量来发现城市居民和迁移者之间的关系。　　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其实就是反映了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的社会融入和适应情况，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除了用工荒以外的许多社会问题也都源自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如今，正有更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内陆来到沿海、从小城镇来到大都市以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碰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中的原有居民能否接受这些外来的迁移人群，他们是否会对迁移人群有所排斥，这些排斥可能来自于文化上的差异或是社会偏见和歧视等等。　　我想要研究的就是如今城市中的居民对于这一群体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以及形成这些不同态度背后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哪些群体会更加容易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排斥。通过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迁移人口在城市中的适应和融入情况，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减小城市人口和迁移人口之间的隔阂和不平等，从而拉近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减少社会矛盾，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阶层关系。　　二、现有研究回顾　　齐美尔曾经预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全景图意味着真正内在的关系中的距离日益拉大，而外在关系中的距离日渐缩小。”这其实就是说虽然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之间的距离看似正在不断被缩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是不断被拉大的。其实，社会距离是历来就存在的，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都是如此。而社会距离的载体其实就是阶层的分化。比如说，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四个种姓之间严格的社会壁垒无疑就决定了人们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距离;又比如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研究，包括后来韦伯等人对马克思阶级思想的突破与修正，使 “社会距离”更加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二元对立的，因此在研究社会距离问题时就比较简单，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各个阶级内部也开始不断分化，也出现了更多的标准来衡量分层，比如经济、地位、文化等等，因此对于 “社会距离”的研究也有了更大的复杂性，除了研究不同阶级间的社会距离外，更要研究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社会距离。　　但是这些研究都无法很好的代表中国的情况，虽然在中国也有着上述所说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和同一阶层内的认同，但是中国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流动人口就是其中一例。　　一般来说，这种流动的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在改革开放前，人们大多被单位制限定着，很少有人能够从一个单位跳到另一个单位，这也造成了城市与农村长时间的隔离，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隔绝导致了城乡两地的居民在职业、日常生活、行为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从而拉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但是这无法解释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另一种情况: 在一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中，不管迁移人口来自何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迁入城市的当地居民都有着极大的排外思想，甚至是歧视，这无法单纯地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因为其中部分迁入人口也有着和当地人口相当的经济地位或者文化资本。因此这也是我这次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　　此外，往常的研究几乎都是从迁移人口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大多关注这一人群的教育状况，经济地位等因素，但我们知道，社会距离的概念应该是双向的，有一个两者互动的过程，因此单从迁移人群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并不完善; 也有的研究关注更加宏观的视角，从整个社会体制，包括单位制到户籍制度，来解释造成城乡壁垒的原因。然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即迁入城市的当地居民。大量人口的迁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等，而在这些影响之下，城市人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就是我此次研究所要着力分析探讨的。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的当前各类研究中的不足，本文试图更多的从城市居民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社会距离的问题。因为一个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外来迁移者的进入无疑会影响到城市原有居民的生活，但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迁移者的影响肯定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本文要探讨的是城市居民身上的哪些因素会造成他们对于迁移者的态度的差异，即社会距离的差异。根据我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 1: 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2: 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越高，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3: 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与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与迁移人口的利益冲突就越少，因为外来人口大多数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因此社会距离就越小。而在这里，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因为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被包含在了人们的主观感受之中，而人们也是根据自身对自己的认知和情感来做出行为的。　　假设 4: 城市居民的工作稳定度越高，与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按照经验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不可避免的会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就业竞争加剧，尤其是这些外来人口常常有着更具优势的劳动力价格。当然，这种影响对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城市居民而言是因人而异的。　　假设 5: 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度越高，与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现如今，城市住房的消费市场上已经不只包括城市居民了，还包括了许多迁移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中租房甚至买房，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城市居民对于住房的消费，因为按照供求原理，供给没有变，但是需求却随着外来迁移人口的进入而大大增加了。　　假设 6: 城市居民的公民性越强，与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　　城市居民的公民性指的是他们参与社区或各种政治事务的意愿和倾向，一般来说居民的公民性越强，就越具有社会责任感，就越会关注较低层人民的生活，包括外来迁移人口，由此也就越容易接受外来迁移人口而不排斥他们。　　四、数据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这次研究所作的分析都是基于 CGSS2005 的调查数据的，此外我在这次研究中主要应用了 OLS 回归分析，通过 OLS 回归分析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分析自变量的时候，还运用到了因子分析。　　( 二) 核心概念的测量　　社会距离: 指各社会存在体之间在空间、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而在我的这项研究里，指的是心理上的距离，也就是指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概念。在这里我需要测量的是城市人口与迁移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在 2005 年的 CGSS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问题涉及了五项内容，分别是:　　1． 您是否愿意和外来人口一起工作呢?　　2． 您是否愿意有外来人口租住在您所居住的社区呢?　　3． 您是否愿意外来人口居住在您家隔壁呢?　　4． 您是否愿意邀请外来人口到您家做客呢?　　5． 您是否愿意您的子女 / 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呢?　　每个问题设有 “愿意”、“不愿意”和 “不回答”三个选项，我以此来反映城市人口对于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也是此项研究中的因变量。而这其实是一种简化了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在操作时，将 “愿意”定为 “0”，不愿意定为 “1”，而不回答由于没有表明态度，因此省略，再进行加总，得出与外来迁移人口的亲近度的分数，满分为五分，表示亲近，也就是社会距离近，0 分表示社会距离远。　　城市人口: 指居住生活在城市的范围内，有着当地的城市户口的人群。因此在分析的时候只用到CGSS2005 中的城镇人口的数据。　　迁移人口: 他们从外地迁入城市，暂时居住在城市，但是不具备当地城市的户口。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指被调查者在主观感受上自己所处的地位，用问卷 E 部分中的问题，“您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来衡量。此问题的回答分为 “上层”、 “中上层”、 “中层”、“中下层”和 “下层”五种，这些答案在分析中作为定序变量使用工作稳定度: 通过问卷中 “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这一指标来衡量，“全职就业”表示工作稳定度高; “无业”表示低; 而选择 “半职就业”、“临时性就业”等选项的则表示中。　　住房保障度: 通过问卷中 “您现在住房的产权和租赁情况属于?”的回答情况来判断其住房保障程度的高低。其中，“自有私房”、“已购房 ( 部分产权) ”、“已购房 ( 全部产权) ”和 “住公房，无需租金”和 “住亲友住房，无需资金”的都表示有了稳定的住房保障; 而 “租住单位房”和 “租住公房”的市民虽然不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外来迁移人口的进入不会对他们在住房问题上造成太大的压力，因为这些房屋只有当地居民能够租住，把他们归为住房保障归为 “中等稳定”; 只有选择 “租住私房”的居民才会较大程度的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他们的住房保障度较低。　　公民性: 通过问卷中 “您对地方人大的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您在上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您对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和 “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几个变量来研究。每个问题中的回答为 “一点也不关注”到 “非常关注”五等或 “没有”到 “自愿”三等。由于有多个题项，因此要进行因子分析，找出其中的主要题项，拟合成一个新的变量———公民性。　　五、分析和结果　　( 一) 变量描述　　基于这次研究的考察对象和问题，非城镇户籍的的样本被筛选掉，变量中如教育、收入等有缺失值的样本也都被删除，因此最后参与本次分析的样本数为 2521 人。　　本次研究中的因变量、自变量情况在前文中都已有所说明，分别为社会距离与教育年限、收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稳定度、住房保障度和公民性。而同时，我也将性别、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其中，因变量社会距离分数满分为 5 分，表示与外来迁移人口关系最为亲近，从 5 分到 0 分关系递减。从变量的分布中，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多在中层以上，工作和住房的稳定程度也大部分较高。　　而公民性变量在此处我没有列出，我将在最后给出公民性这一变量的因子分析的结果，并在最后几个模型中加入公民性来比较城市居民公民性的强弱对于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大小的影响。　　　( 二) 分析结果　　本研究首先从模型 1 出发，只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来看城市居民和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并不显着，相比之下，年龄更具有显着性，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距离被拉大的关系，简单地说，年龄越大的人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远。　　我们再看模型 2，我加入了收入这一变量，当然这里收入是以收入的对数进入回归分析的。加入收入这一变量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得到了提高，并且可以看出收入与社会距离是显着相关的，城市居民的收入越高，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所以假设一得到了支持，但是它是否受到其它因素影响还有待验证。而在模型 3 中，在加入收入变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可以看出教育年限对于社会距离也是有影响的，并且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年限越长，反而对于外来迁移人口越排斥，此外我们也看到，收入变量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仍然显着，并且影响程度还上升了。这说明在其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影响因素。但仅从模型 3 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得出的结论恰好与假设二相反，因此假设二并没有得到验证，而对它的解释我会在后文中给出。　　　　表三中的模型 4 和模型 5 主要考察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和外来迁移人口间社会距离的关系。　　　　首先，模型 4 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层次的系数是正的而且具有统计显着性，这意味着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层次越高，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而在模型 5 中加入了收入和教育年限这两个变量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具有统计显着性。因此假设三得到了验证。并且我们发现，收入的影响系数虽然还是正向的，但是其统计显着性消失了，我想这正可以解释模型 3 中收入变化的原因。此外我们发现，对社会距离影响而言，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 beta 系数更大，也就是说它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程度更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相比于由收入和教育代表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力更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加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也显着提高了; 此外通过 F 检验比较了模型 5 和模型 3，P 值小于 0. 001，具有统计显着性，因此模型 5 要优于模型 3。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也解释了收入这一变量，所以说在考虑了人们的主观因素后假设一并不能得到验证。　　　　模型 6 和模型 7 则主要分析了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度和就业稳定度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由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与住房和就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比如住房的保障程度肯定会对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到社会距离，因此在这两个模型的分析中我都引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看模型 6，工作稳定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是很小，并不具有统计显着性，因此没有把握将结论推论到研究总体，假设四没有得到统计分析上的支持。其原因是这种工作稳定度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比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解释掉了。　　模型7 则检验了假设五中的变量关系。首先，整个模型的解释度相较于模型 4 有了提高，通过 F 检验也可以看到加入了住房保障度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而且模型 4 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模型 7 中也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与我的假设相反的是，住房保障度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具有统计显着性。也就是说，住房保障度越高的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越不希望外来迁移人口进入城市住房消费市场。　　最后，在表 6 的各个模型中我引入了最后一个变量———公民性，该变量是本次研究中的一个创新，旨在探究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在研究之初所选择的 4 个指标中，由 “您对地方人大的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和 “您对居民/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这两个最高负荷的题项所构成的测度比开始所选择的 4 个题项构成的测度更加可信。因此用这两个题项构成了一个新的变量 “公民性”，用来测量城市居民社会责任感的高低，如表 5 所示。　　在模型 8 中，我首先单独引入公民性这一变量，比较模型 8 与模型 1，发现引入公民性这一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通过 F 检验也发现公民性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而在模型9 中我又引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因为居民对自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的高低肯定会影响他对各种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度。通过模型 9 与模型 8 的比较也确实发现公民性的影响有所下降，统计显着性也有降低，但是在这两个模型中公民性这一变量都具有统计显着性，而且又让人意外的是它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也是负向的，即城市居民的公民性越高，他们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反而越远，因此假设六也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了反驳。而这其中的原因我会在下文试着给予解释。　　如前文中指出的，一些自变量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容易造成对整个模型解释力的影响，因此在拟合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剔除了一些无关变量。另一方面，我又要根据拟合度来选出解释力最强的模型。而表 6 中的模型 10 就是筛选出来的拟合度最优解释力最好的模型，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龄、教育年限、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住房保障度和公民性对因变量都有着显着性的影响。从模型 10中得到的重要信息就是那些年龄较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住房保障程度越高的、对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越高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层次较低的城市居民对于外来迁移人口有着更大的社会距离。其中，年龄因素的影响作用还是最大的，其次是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公民性虽然是负向的影响，但影响也较大，住房保障度和教育年限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六、结论与讨论　　当越来越多的外来迁移人口进入到城市空间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时，必然会导致城市原有的生态系统受到影响和产生变化，而城市中的原有居民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从而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的前提就是城市居民感受到的与外来迁移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和哪些因素有关，城市居民能否接受外来迁移人口? 我这次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城市居民的特征导致了他们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差异。　　首先，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判断他们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大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利益的重合。　　如果她们的利益与迁移人口没有重合，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时，社会距离就比较小; 相反，当城市居民觉得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外来迁移人口的影响而有所损失时，就会排斥迁移者，从而有着较大的社会距离。体现在本次研究中，就是那些有着更高的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更近。因为相对于外来迁移人口，他们有着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而那些收入较少、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再加上年龄较大的城市居民则更容易体会到来自外来迁移人口的竞争，因此对他们有所排斥。　　此外，本文在验证假设二、假设五和假设六时都得到了与预想完全相反的结果。对于假设五的解释是: 那些住房保障度高的城市居民所居住的社区或住宅一般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外来迁移人口租住，因此这部分城市居民很少有机会和外来迁移人口深入接触，结果就是这种较远的等级差距造成了这部分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拉大，使得他们较为排斥外来人口。而假设二的解释也类似于此，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往往对于自己的学历有所自傲，因此对于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外来迁移人口往往有所歧视。此外，这部分城市居民不一定有较好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由此会引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和不满，加大了对这些外来迁移人口的排斥感。这两部分原因共同造成了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反而与外来迁移人口社会距离大的现象。最后，关于假设六，我觉得应该从与之前的假设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我的解释是那些公民性高、对于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城市居民，往往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城市居民的角度出发去参加公共事务的，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公民性。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如何保障他们城市居民的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外来迁移人口的进入必然会与他们的利益相矛盾，因此他们对于外来迁移人口就会产生相当的排斥，造成了他们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较远。　　通过本次研究，我发现了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社会距离的一些规律，而这规律在我看来也完全可以进行推广: 总体看来，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与此同时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社会距离也在拉大。这就与我之前提到的许多以往研究不同的地方，之前的研究和理论都指出虽然阶层不断分化，但同一阶层内部是同质的，社会距离是相近的，因此这应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利益冲突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应该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的隔阂，即便是城市的下层居民，虽然与绝大多数的城市外来人口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但在心理情感、身份认同等多方面都无法接受他们与外来人口属于“同类”的客观社会事实，尤其是在改革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社会流动的加剧造成了人们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感受的不一致。再一次引用齐美尔的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全景图意味着真正内在的关系中的距离日益拉大，而外在关系中的距离却日渐缩小”，也许他所描述的是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必然遇到的困境，但不论怎样，我们都必须反思和重构现有的这种社会阶层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清除障碍。　　参考文献:　　［1］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 6) ．　　［2］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 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 社会学研究 2005( 2) ．　　［3］张展新． 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 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J］． 人口研究 2007( 6) ．　　［4］刘林平． 交往与态度: 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