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近代史的新纪元，它对英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一直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们讨论的议题。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圈地运动等因素对英国革命的影响。因此，英国的工业革命又被称为“生产力革命”。这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英国革命没有思想根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 Christopher Hill) 一改以往的经济决定论，转而强调意识、思想等文化因素的唯物史意义; 英国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的特殊性在于科学的独特位置。本文从希尔的历史哲学出发重审英国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
一、大众科学意识的觉醒
在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考察时，希尔跳出了纯粹政治事件列举的套路，将注意力放在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士那里，认为他们为革命所做的准备才是真正推动革命到来的力量。希尔并不泛泛而论人民群众那里的科学力量，而认为真正的科学力量在于大众科学意识的觉醒，17 世纪的英国人很自然地认为，要准确地航海、开矿、丈量土地，必须先习得最先进的天文学与数学，而非像以前那样向神祷告。在大众那里普及后的科学知识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层面，它会影响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甚至人们的思维形式。
希尔认为 17 世纪英国革命前，英国社会最复杂和最重要的思想体系有两个: 清教主义和科学。科学的突飞猛进是革命前英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影响英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英格兰 17 世纪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被巴特福德( Herbert Butterfield，1900 － 1979) 称为人类自基督教兴起后最伟大的里程碑。希尔认为，要考察这个时期的科学发展状况，不能将目光放在牛津、剑桥等官方大学里，因为它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相反，在英国民众那里，不仅有专业学院和城市讲习所，还有由商人与企业开办的学校。于是，希尔将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中的那些“中间地带的人”( middling sort) ，即商人、工匠与自由民。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二: 首先，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国会不可能打败国王。其次，1640 年前，这些人在数量与财富上不断膨胀，已然成为英格兰最显眼的新社会现象。革命前科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来考察。
从纵向上看，在 1640 年前 80 年的时间里，英国的科学由落后变为发达，经历了一条从译介欧洲大陆先进科学成果，到独立发展、并逐步傲视欧洲的道路。
首先，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民间掀起了一股学习欧洲大陆科学成果的风潮，涉及医学、手术、地理、数学、天文等多个领域。主要表现为: 翻译与编撰大量的科学书籍、成批购买海外科学著作、兴办成人教育等。1546 年，弗吉尔( Polydore Vergil，1470－ 1555) 的《发明家》( De Inventoribus Rerum) 被翻译成英文; 16 世纪下半叶，托马斯·希尔( ThomasHill，1528 － ?) 就翻译了大量时兴的科学著作。根据《简约书籍目录》( Short Title Catalogue，1475 －1640) 统计，这个时期英国出版的书籍中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比例超过了 10%，而这些自然科学书籍中的 90%都是英文的。
其次，经过早期的翻介努力，英国在科学知识本土化与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出现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学者。雷科德 ( Robert Recorde，1512 －1558) 开始在伦敦对公众开讲授数学，他用英语，其著作很长时间都是标准的教科书。约翰·迪( John Dee，1527 － 1608) 建立了当时英格兰地区最大的数学与科学图书馆。迪格斯( Thomas Digges，1546 － 1595) 首次在英国用英语宣讲哥白尼理论，并且发展了哥白尼理论。布恩( William Bourne，1535－ 1582 ) 在他的《管制大海 》( A Regiment for theSea) 中首次将导航术用于实践，以最浅显的方式告诉海员如何掌管航海术。此时的哈维( Harvey) 最先出版了血液循环理论，等等。
从横向上讲，革命前的英国科学发展以伦敦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三股潮流。其一是以格雷沙姆学院( Gresham College) 为中心的数学与天文学发展潮流。其二是炼金术的发展，炼金术从工匠活动那里发展为帕拉瑟( Paracelsus，1493 － 1541) 式的医学，后被广泛应用于新型药物行业等。其三是清教传统。清教教义促进现代科学与科学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
第一，格雷沙姆学院由格雷沙姆 ( ThomasGresham，1518 － 1579) 投资兴建。学院最初有神学、法律、修辞、音乐、医学、几何学、天文学等 7 个专业;学院授课自由，鼓励用英文讲学以使大众受益;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日常经验出发，摒除旧有权威。布里格斯( Henry Briggs，1561 －1630) 是格雷沙姆学院第一位领导者，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学术圈。在布里格斯的带领下，格雷沙姆学院成了英国的科学研究与成人教育中心。1620 年，布里格斯赴牛津任教，甘特( Edmund Gunter) 与盖里布兰德( Henry Gellibrand) 继承了他开创的传统。后来，格雷沙姆学院又在天文学、宇宙结构学、占星术等基础上发展了天文历法学。斯普拉特( Thomas Sprat，1635 － 1713) 认为格雷沙姆学院网络了“英国最博学的人”。伍德沃德 ( John Woodward，1693 －1728) 也盛赞“它享誉世界”，且认为“他们一系列重要发现使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格雷沙姆学院……几乎所有实用的知识都从那里来; 一些在哲学、医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航海学最重要的发现以及全部的数学都来于那里……他们的教学后来又延伸到了机械业、技工行业、贸易行业与全国的制造者。”
第二，在科学研究与教学影响巨大的地方还有外科医生长廊( Surgeon’s Hall) 、医学院( the Collegeof Physicians) 与药剂师协会 ( the Society of Apothe-caries) 。它们由民间商人或公司资助兴办，除了教授天文学、几何学与医学外，它们还教授算术、外科手术、数学、水文地理学、地理学、航海学、语言学、宇宙结构学与大炮技术等。这个科学研究传统受英国工匠的炼金术影响。波义耳( Robert Boyle) 将神秘的炼金术转换成现代化学; 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理论等都属于这个传统。在近代医学的基础上，外科医生长廊改良手术，医学院有权对伦敦地区的赤脚医生颁发从业执照，药剂师协会为穷人诊断开方; 三者互补，又相互竞争。革命期间，就有人反对医学院对医药诊断的垄断已经超出了穷人的范围。
第三，清教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打破旧观点的禁锢，同时在清教内部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传统，影响广大清教徒。新教神学强调人要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坚守自己服侍上帝、人类与国家的义务; 这与科学重视实验与个人经验精神一拍即合。清教相信宇宙是神所造的有序之物，这为人研究宇宙与宇宙规律奠定了基础。这种神学为现代科学铺开了一条路，经济个人主义与宗教个人主义结合成了新权威。黑克威尔( GeorgeHakewill，1578 － 1649 ) 牧师在他的《世界政府之权力与神启》( An Apology or Declaration of the Powerand Providence of Go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World，1627) 一书中明确指出，科学探究比传统权威重要，人有探寻宇宙法则之义务。
革命前英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由商人与工匠统治，它们受民间资本的支持与监督，它们大多使用英语，影响中下层人士; 而掌握这些科学知识的科学家中许多都是自学成才，来自社会底层。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中，“科尔( Humphrey Cole) 是一个数学家商人，贝克( Matthew Baker) 是个造船匠，舒特( JohnShute) 是个瓦匠，诺曼( Robert Norman) 是个航海员，布恩( William Bourne) 是个枪手，赫斯特( John Hes-ter) 是个药剂师。”
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科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大众性，并且能迅速转换为社会生产力。套用希尔后来的“人民的资本主义”这句话，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的科学是“人民的科学”。
二、 以科学为核心的革命意识体的形成
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新天文学等成功地摧毁了旧有偏见，却没有形成新意识形态。彼时，英国“知识生活”十分混乱; 但对现实的洞察唤起了千年衰退的理性。哲学处于普遍的怀疑期。德拉蒙德( Drummond) 说: “火的元素完全被破解了，气也不过是水的升华; 地球原来是转动的，它不是宇宙的中心……星辰不是静止的，它们一直在苍穹下漂移……太阳‘迷失’了……科学成了人的观点，留下了上千的迷宫供人遐思……”。知识分子处于普遍的悲观失望中，商人与工匠忙于将他们的产业现代化，他们急需一种新的、适合的意识形态。他们首先向传统教会寻求帮助，这种努力显然是徒然; 想从大学那里得到这种满足也是徒劳，那时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所以，新思想必须从那些未受正规大学教育，但学识渊博且信心满满的科学家那里来。单单的科学知识无法提供指导社会生产、生活的权威，但是科学通过对其他思想领域的渗透与影响形成了关照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意识网，从而提供新权威。换句话说，科学扮演了缔造意识形态内推力的角色。
首先，科学的发展提升了那些曾经卑微的人，将他们所做所想提升到社会意识层面。革命前旧有权威被打破后，新权威尚未建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中间人士。他们是当时英国社会亚文化圈的最主要构成者，他们出生低下，且财富与信心极度膨胀; 他们掌握科学，影响民众，他们的代表是那些民间的科学家，他们以民众能理解的方式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同时，官方教育在现代科学知识上的缺失甚至压制的态度，使得科学教育的“权力”落入民间。如格雷沙姆学院既是一所研究机构，也是一所成人教育机构。科学本身的实用性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正在从现实与观念两个方面改变着革命前的英国社会意识; 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慢慢地从亚文化状态走向了显文化状态。
其次，科学促使新哲学的产生，科学本身成了建在试验基础上的新哲学。吉尔伯特( William Gil-bert，1540 － 1603 ) 就被誉为试验基础上新哲学之父。科学知识的独立地位打破了神圣干预的权威，而时兴的科学著作又教会人怀疑没有经验基础之上的所有权威，如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让人懂得“不诉诸理性，便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天文学革命的哲学意义在于塑造了一种意识，即上帝不会干预人类的日常生活。气象学废除了天空有军队作战的臆想。医学的发展让人明白了生命更替的自然秘密。慢慢地，超自然对自然的统治都开始退场。
谈论科学对新哲学的影响必须提培根( Francis Ba-con) ，他既是科学家，更是思想家; 他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使用新的逻辑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1640年后，培根的理性与科学哲学已成了影响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再次，科学摧毁了旧神学，却与清教神学相辅相成。科学坚持一切判断必须建立在理性与试验基础上。清教宣称宇宙是神所造的有序之物，人有义务弄清楚神的意旨，这与刚起步的新科学一拍即合。
科学的效用主义与激进的新教主义在各城市中心并肩成长。如在理性基础上推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它所改变的不仅是天文学，而是对整个旧有神学的摧毁。清教主张往往在社会中下层人士那里得到拥护并风行，而这些人士恰恰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已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取了其政治重要性，他们渴求破坏旧权威的清教主义，也改变着清教神学。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清教也基本确立超自然力量不会干预自然力量这样的神学前提，即上帝不会改变自然规律。
另外，在科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的推动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开始萌芽。解剖学打破了心比血液“高贵”的观点; 天文学打破了太阳比行星“高贵”的观点; 在理性与实验之上的科学思维摧毁了法律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等级社会里的人若行了与其位置不符之事，便会受到惩罚，那么一个由平等与相互竞争个体组成的社会该如何维持和平呢? 这个问题首先由霍布斯 ( ThomasHobbes) 提出，从而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他因此自视为新政治科学的欧几里得。另外，社会科学家依据几何与数学基础的理性规定性认为社会根基也当由理性来规定。
由上可以看出，革命前英国的科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联系超乎想象。科学从日益发展的城乡作坊与工业那里发展出来，继而得到清教信仰的强力支撑。科学发展后又打破旧有社会意识形态，从而转化为新的社会意识，成为英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因素。而新意识反过来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培根关于科学的成效显著的思想成了科学工作者公开承认的信条”。科学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革命前新哲学、新宗教、新思想等社会意识，与它们结合而成革命的社会意识体; 这种意识体直接催动了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也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
三、 整体主义视域下的重审
自有史以来，英国就有君王、领主、主教、教会的统治。但 17 世纪的革命爆发不到 10 年就把国王以人民的名义处死了，还将主教制度与上院废止。试问: 英国人哪来的胆量干这逆天之事? 革命前科学的诞生与发展，通过对新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革命意识体，正好为革命提供了一套备选的支撑理念。这个时期的科学往往不以单一科学因素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它的诞生是欧洲知识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 它和其他社会思想要素共同为革命的到来做准备; 革命后科学的胜利也不仅仅表现在科学知识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革命前英国的科学发展是整个欧洲社会与科学运动的一部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对英国的科学( 知识) 史的考察必须要与 17 世纪的基本危机联系起来。英国革命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百多年，它们对英国社会的冲击是直接的。新教中的路德宗与加尔文主义传入英国，以长老会与清教为代表的新教在英国开始风行，天主教所树立的意识形态权威摇摇欲坠。整个欧洲的社会运动推倒的旧有权威为科学在英国的产生与发展打开了必要的空间。
其次，科学在新教思想的帮助下打破旧有权威破壳而出，取得成就后的科学与其他社会思想结合从而形成了新权威，从思想上托举革命。科学在革命前英国的发展受新教神学思想的保护与推动; 发展后又通过对社会意识、哲学、神学、社会科学等的影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具有唯物论意义的革命性的意识体，从各个方面影响英国革命。这个时期的科学具有单独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但更多时候是与社会元素结伴而行，如清教自然神学、经验哲学、政治科学等的风行都带着极强的科学身影。
再次，通过革命，科学的胜利不仅体现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上，而且体现在社会思想的各个方面。随着革命的不断推进，科学研究的中心逐步由民间向官办的牛津、剑桥等地方转移，开始了科学的体制化与功能化进程，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最新的科学成就也在内战晚期激奋人心，使继续战斗的人能“安心依靠”。自 1650 年始，自我意识科学( self － conscious science) 开始引领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现代化学、培根的理性哲学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指导思想。清教对宗教的个人体验与科学的试验精神继续紧密合作。解剖学与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也将科学里的“平等”等观点植入到了政治科学。
总观革命前英国科学的发展道路，从纵向上讲，经历了一条从译介到领先欧洲的发展道路; 从横向上讲，革命前英国科学发展从天文学开始，涉及数学、算术、几何、航海、医学、药学、解剖学、化学等各大领域，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个时期的科学发展受到基督新教思想的保护，得到民间资本的支持，主要推动力量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人民。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伦敦地区的私立学院、公共讲习所、公司等，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民间作坊与公司。而就科学对英国革命的影响来看，科学不仅仅使得国会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医疗条件优良; 更重要的是，科学通过对社会意识、宗教神学、新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渗透与影响，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具有唯物论意义的意识网，形成新的社会意识权威，从思想上托举革命。从这个角度上讲，科学对英国革命的影响不只是物质基础上的，而是整体性的; 也只有在整体主义视域下，才能理解 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工业革命。没有单一元素的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革命不仅要有革命理念为其做准备，而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为其做准备，如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 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过多地强调任何一方面影响都会失之偏颇。对英国革命的考察亦是如此。若将革命产生的原因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不在整体论意义上寻根，看不到社会意识以及文化的唯物论意义，就势必将陷入经济决定的怪圈。
若只看到为数不多的大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对革命的影响，而忽略其背后的大众积淀，这种科学准备就会是“无根之源”。若只看到革命的生产力方面的影响，忽略整体性的社会影响，又必然走入现代性的困境，进入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