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人类对自身所生存的环境都会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在这里，我们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状态称为生态。那么，生态观即是人对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状态所持的态度。
一、孟子以前的生态观
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极不发达，人们还不了解自然现象的真相，畏惧自然界的各种灾变。因此，这时的人们常常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在生态面前，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的态度。在认识模式上，远古人类往往把周围的生态现象同人自身的感性世界相联系，认为万物有灵，从而导致了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如：氏族、部落对图腾的崇拜实质上体现了古人对生态的崇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些自然规律，并学会运用这些自然规律来为自己服务。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大禹等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所公认的英雄，其根本原因即是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并运用这些自然规律帮助人民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如：古史上说伏羲氏开创了中华文明，他钻木取火，教民熟食；神农氏发明农业，“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修务篇》）；黄帝提出顺应天时地利的养生方法，教民种五谷；大禹吸取父亲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通的方法，因势利导，为民解除水患。从这些例子可见，在生态面前，人们已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开始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因此人们对周围的一些生态现象不再像从前那样害怕、恐惧。生态环境的神秘性也因之开始减弱，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之，人类开始自觉地思索周围的生态环境与自身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和谐圆满的生命状态。
二、孟子的生态观
孟子的生态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对自然万物的关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学”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即是说仁智之人对自然山水充满了关爱，并能从中体验到快乐，是因为自然山水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山水之性同时还可以陶冶人性。孟子对孔子的“仁学”不仅从心理情感上进行论证，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自然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的价值关系。“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1]这种由近到远，由亲到疏，由人及物的仁爱学说，虽然有亲疏之别，但又有其普遍性；它虽然从血缘关系开始，却又超出了血缘关系。较之墨子的仅限于对人的“兼爱”，孟子对万物施之于爱的主张更具有生态意识。
在天地人三者关系中，孟子最强调人的因素，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但这种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和强调，并非是认为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任意行事，而是想通过自我修炼的方式，利用自然环境来熏陶人性，使人具有自然的气魄。所以孟子又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总之，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有一种自信自强的进取精神，并且十分强调个人内在的自我修养。“在人禽之辨”中，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只有很小的一点点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但就这么一点点的区别：即“不忍之心”，“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却是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皆有而禽兽是不会有的。在孟子看来，人有道德情感，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处，也是人的尊贵之处。孟子这种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首先是要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然后才是确定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可以说孟子对“人”的发现，是从认识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且肯定人的自我修炼的价值开始的。
孟子虽然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尊贵的，但并不因此就认为人可以藐视万物、宰制万物、无所顾忌、任意而为。相反，他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就是仁的根苗。如果能够通过自我修养来推广、扩充，就会成为“圣人”；如果不能够通过自我修养的方式加以来推广、扩充，那么人就离禽兽不远了。“扩充”，就可以达到“仁民而爱物”,把仁爱与关怀既施之于人，又施之于物。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和谐相处，这便是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
“爱物”体现了孟子对人世万物的关怀，是孟子生态观的直接反映。这里所说的“物”，包括禽兽在内。禽兽虽然没有人的道德情感，但并非是无生命的，也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物”而存在，也应该在“仁”的范围之内。
所以孟子认为在看见动物被杀时的恐惧模样，只要是意识健全的人都会产生“不忍之心”，是以“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因此有了这种不忍之心，人在处理动物的关系问题上就会产生一种道德意识。
人对周围自然万物的关怀和爱护，我们称之为“爱物”。而“爱物”既有同情之爱，又兼有爱养之义，即爱护、养护等。孟子讲“仁心”，“不忍之心”，首先是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爱护。但又不仅限于此，人还应该同情和爱护自然万物。这里的自然万物也包括植物，因为植物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而且还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不仅给人提供衣食所需，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类生命有所寄托。如《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用“牛山之木”做比喻，说明人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性，说明人不可以无节制的向自然索取。这是孟子“仁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从中可看出孟子爱护大自然的生态观。孟子以“牛山之木”为喻，说明树木和人的善性一样需要人们时时爱护，养护，“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草木等植物不仅需要雨露的滋润，还需要人类的爱护。
在孟子看来，“爱物”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其中也包含了对生命意义、价值的尊重。人与物之间在共同的生命意义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从单纯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的。从生命的本质意义上说，人与物是平等的。因此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人有不忍之心、同情之心。至于自然界的无生命之物，如山水田土等也并非是与生命没有联系的。它们是生命存在的基础与载体，与生命的联系还相当密切，因此我们也应当爱护，对之施予仁爱关怀，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乐趣和存在的意义。
孟子他不仅爱人、爱有生命的动植物，而且也很热爱自然山水。“源泉混混（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孟子喜欢河水的“盈科而进”，以此来比喻生命之有源，内在之充实。他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是和大自然的生命意义分不开的，因为人的“仁心”归根结底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此外，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也”（《孟子·告子上》）。在这里，孟子认为人性之善好比“水之就下”。人之所以会不善，就好像水因地势条件而改变向下的本性一样。可见孟子是把人自身的情感投射到了自然万物之中，并赋予它们以生命的价值意义，然后再返观自然万物的变化，从中得到启示，看到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爱物”是一种有原则的爱物，也就是说人通过爱物以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从而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在这里虽然是在讲“王道”政治，劝梁惠王实行“仁政”，但他的思想中渗透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主张遵循自然规律，“不违农时，”不竭泽而渔，“斧斤以时入山林，”从而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保证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孟子提倡“爱物”，归根结底是为人自身更好地生存发展服务的，及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今天我们讲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与孟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孟子与庄子生态观的比较
孟子和庄子都生活在战国时代，在探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中都包涵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同庄子超脱社会伦常的“天”相比，孟子的“天”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道德伦理性。[2]他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并希望通过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仁民而爱物”，从而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庄子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理想的生命状态。他提倡自然、平淡、无为，《庄子·刻意》上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原本是和谐统一的，只是由于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才破坏了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提倡“无为”，希望淡薄寡欲以顺应自然规律，恢复天人关系的和谐。这是一种超脱社会、超越世俗的，以复归自然为身心寄托的超功利境界。
孟子则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自然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的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是天所赋予的，因此知性就能知天知自然。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推广、扩充，就能够成就人的善性，最终实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和谐的生命状态。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对殷周以来天人合一思想的改造和超越，消解了上古时代“天”的神秘性，更多地赋予“天”以道德义理性。”[3]因此，在孟子的思想中，天地万物与人性、与道德义理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孟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生命联系的整体，人只有“爱物”，只有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才能达到一种和谐圆满的生命状态，实现人类自身更好的发展。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相隔两千多年，但在“在时空对待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4]
所以，孟子的生态观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生存智慧对于我们现代人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60:321-322.
[2]方立天.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慧[J].中国哲学,1999,(5):24-26.
[3]暴庆刚.孟子、荀子天人合——理论异同新探[J].贵州社会科学,2002,3(2):39-41.
[4] 南怀瑾 . 孟子旁通 [M].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