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中有许多关于灾难的阐释。其中正史《五行志》中有大量关于灾异的记载和阐释。我们以《汉书》中关于灾异的大量记载来了解古人是如何看待灾难的。汉代的人们往往把灾难与人世间发生的人为事故结合起来，企图给灾难一个科学性的解释。例如《春秋》十四年记载言“八月壬申，御廪灾”。董仲舒解释说这是因为四国一起讨伐鲁国，在龙门击败了鲁国的军队，百姓因为这场战争遭受的伤害还未痊愈，对国家征兵的怨恨还未消除，君臣之间不勤于政事，不能保护祖先的宗庙于兵灾，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惩罚。
而刘向认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当时这些宫廷中的妾有不轨的行为，所以这些女人不能去祖先的宗庙中烧香。齐桓公不明白这些道理，与他的妾一起到齐国去拜访。有人在齐桓公面前进谗言，齐国的侯王听到后于是杀掉了桓公。
严公二十年夏，齐国出现了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公好色，听信女色谗言，把小老婆扶上正位，反复多次这样做，所以招致了灾难。齐桓公不明白，等他死的时候，孩子们争夺王位，导致自己的尸体 9 个月都无法下葬。
一
顾颉刚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的分类与今日不同，今日要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臭味、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1]。”根据现存的史料，阴阳说起源于《周易》，五行说起源于《洪范》。
《左传》昭公九年，陈国发生了火灾。董仲舒把这次灾祸与陈国发生的弑君事件结合起来进行阐释。他说陈国的夏徵舒杀害了君王，楚严王假托为陈国的国君报仇讨伐夏徵舒，陈国国民关闭国门结果招致楚国灭陈。
陈国的百姓和大臣对此非常愤怒，所以才会导致陈国发生了火灾。对于同样这一件事，刘向的解释说陈侯的弟弟招人杀害了太子偃师，这些都是外因，不是招致陈宫殿失火的主要原因。
《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下记载：成公五年“夏，梁山崩”。《谷梁传》曰邑河三日不流，晋国的国君率领群臣恸哭，之后水才流。刘向说山阳代表君王，水阴代表百姓，天降下灾害，君道崩坏，所以百姓发生动乱，百姓因为叛乱将流离失所。君王率群臣恸哭，水才流了，这是丧亡的征兆。梁山位于晋国地界。以后果然厉公因为杀掉了三卿，招致了厉公的暴亡。
古时，科技不发达，史学家往往把地震与人事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企图做出自己的解释。如《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云：史记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刘向以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用阴阳五行的思想把地震的灭亡与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这是古人对地震的解释。该书对地震记为：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皆涌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涌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
董仲舒是祥瑞说和谴告说的集大成者，这两大武器，一为政权更替寻找王权合法性的根据，一为限制王权的无限膨胀。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馋贼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春秋繁露·王道》)为了证明谴告说的有效性，董仲舒用周末的灾异现象为现实根据：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春秋繁露·王道》)因为历史学是以过往的人类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历史研究者却生活在现实之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决定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的烙印去历史中求索、说明或解释当代的问题，以获得历史的启迪。
在中国古代关于地震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五行志》：“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雉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旁着岸肋，去地二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五行志》中记载的汉代的地震就有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 72 年)、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 41 年)、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 7 年)等多次。
不仅史学家用这种五行理论来解释天与人事，而且古代管理科举考试的考官也经常在试题中探讨此类问题，他们认为在天人关系领域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以及在这微妙的原则下所发生的交叠现象。考官们引《书经》中的《洪范》章作为经典的中心，要求考生们解释人类的五事如何与上天的秩序的五行相对应。董仲舒在《贤良三策》中讨论了自然灾害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荀子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后者的命运依赖于自己有效的统治能力。
二
董仲舒根据阳阴五行和天人感应的理论，提出各种不同的灾异是人事的何种错误所导致的，并详细论述了免除灾异的不同措施，所以董仲舒认为天子畜民比事天更为重要。董仲舒提出消除灾异要贵微重始、防微杜渐，消弭灾异于未发，意在提醒专制君主要注意自身的错误，要慎始慎终。董仲舒的灾异说对专制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甚远。
能够以天之端，正王之政，即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办事，天就会显示祥瑞予以奖赏；反之，天就会利用反常的自然现象和灾害进行谴告、惩罚。为此，董仲舒对《春秋》中所记大量反常天象和灾害与社会政事的得失一一进行比附，以证明天意不爽。对于具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来说，任何人都是他的臣下，规劝他是很难的。在迷信天命的时代，搬出天来制约皇帝有其必然性。
除了儒家理想的君主三皇五帝以外，还没有一名君主真正能够体察“天心”，实施仁政，不断地积众善以为功。董仲舒于是设法补救。君权既然是上天给予的，补救的途径也只能从天上去寻找。于是，董仲舒对《春秋》中所记载的大量灾异进行了新的解说，强调灾异是对君主失误的警示和谴责。但在《春秋繁露·二端》中说“《春秋》至意有二端”，其一端是他阐发大一统思想的“元年”的“元”，“以元之深，正天之端，正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另一端就是灾异，《春秋》中大量记载“日食、星陨、有蜮、山崩、地震”等等，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肖天谴而畏天威。其实，在《春秋》中，虽然记有异和灾多达 50处以上，还有不称为灾异的日食 36 次、星变 5 次等，《公羊传》只把其中的两次灾异和天的警示联系起来。
可是，我们从《汉书·五行志》中可以看到，《春秋》及《公羊传》中并没有与天诫、天谴相联系的灾异以及日食、星变等，董仲舒几乎全部与政事挂上了钩，证明那是天诫、天谴。粗略统计，《春秋》中所记灾异及日食星变等，被董仲舒称为天诫、天谴的就有 77 件之多。
五经虽然也提及河出图、洛出书之类的祥瑞，却很少谈及灾异与人事的关系。董仲舒之前，儒家大师也不讲灾异。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家中大谈灾异的第一人，《汉书·五行志上》就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认为他能成为“儒者宗”，和他始推阴阳灾异有直接关系。在他的影响之下，刘向刘歆父子、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谷永、李寻等经学大师，竞相效仿，都成为灾异言政事的名家，经学的神秘化、神学化恶性发展。到西汉末年谶言、纬书的泛滥，达到了高峰。
但是董仲舒的灾异论也不是空穴来风。他提出了自然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
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谈论《春秋》中的灾异。欧阳修把孔子描述为在联系人事与天的关系上十分谨慎。按照欧阳修的看法，孔子将灾与异看做“谶”，孔子以此正确地灌输“恐惧修省”。欧阳修注意到孔子“盖慎之也，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2]。欧阳修把自然灾异与人事首次分离开来。这表明了古人在天人关系上的进步。
一方面，社会变迁对环境运动的影响将导致重大的相变，特别是大量的环境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这种影响分别表现为社会变迁对于聚落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和星际环境的影响。由远及近地看，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影响了我们的星际环境；原子能技术和工程技术已经能够影响我们的地质环境；人类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社会变迁对环境运动影响最大的，当属我们对聚落环境的影响。社会变迁对环境运动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由此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的转变也具有整体性。这也就是说，社会变迁不仅使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而且使得这些社会问题形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3]。
这也提醒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和自然，应该要人性地对待之，要克服人类自私自傲的本性，顺应自然的发展，不能人为地破坏自然，任意制造人工自然，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所以地球上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的报复和谴责。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要学得更聪明一点，更加自觉地适应自然。在地震最为严重的地区，实行环境移民，将这些灾区的居民迁移到远离山体的地带，最后能把这些灾区的居民迁移到周围的大城市周边地区，建立一些卫星城镇，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环境。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准确地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地质环境的变迁历史，明智地决策我们的未来，预防地震灾害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那些地震中心地区变成旅游区，而不设居民常住生活区，尽量避免再次遭受地震的威胁，这才是人类在自然面前求生的智慧选择。通过研究该地区历史上地震发生的频率，我们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不必付出无谓的牺牲和代价。
董仲舒那种以灾异警惕统治者的说法有着一定的科学化因素。通过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也学会了人性化的自然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迄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只有人性化地对待自然，人类才能学会与自然相处，从自然中吸取教训，善待自然，获得人类最佳的生存空间，避免自然灾害的报复。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汉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1.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34 [M].北京:中华书局,1971:873. [3] 沈殿忠.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J].江海学刊,2008(2):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