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是一个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加剧诞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的融入状态正日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切。社会流动使流动儿童有机会接触多元文化，这一过程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环境中，心理上却并没有同步地对城市产生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出于“流动”的特殊身份，流动儿童不得不面临社会边缘化的压力，有可能因此产生更高水平的歧视知觉。在经济、教育、刻板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流动儿童容易与周围城市人群疏离，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明显低于本地儿童。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流动儿童”尚无统一界定，本文流动儿童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其年龄主要处于 7 ～ 15 周岁之间”。根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本研究将对象分为短期流动儿童( 流动时间低于 2年) 、中期流动儿童( 流动时间 2 ～ 8 年) ，以及长期流动儿童( 流动时间长于 8 年) 三类。歧视知觉，个体从受害者角度知觉到由于自己作为群体的所属成员，因而受到了区别对待或不公平的对待。应对方式，个体应对一系列广泛的应激源过程中产生的，典型的、习惯性的解决问题方式的倾向，或通常使用的策略。
个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对儿童的歧视知觉具有调节作用［8］。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有必要了解流动儿童群体的歧视知觉水平，探讨他们解决此类冲突的应对倾向。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在昆明市内 4 所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内分别进行团体施测，共发放问卷 762 份，选取有效问卷 688 份( 90． 3%) 。其中流动儿童共 508 名( 73． 8%) ，包括短期流动儿童 121 名，中期流动儿童 162 名，长期流动儿童 225 名。
1． 2 方法 1． 2． 1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该问卷由申继亮等人在 2010 年编制，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歧视体验问卷，共计 17 个题目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歧视体验越多; 第二部分是歧视归因倾向问卷，采用故事情境方式重点考察流动儿童将消极事件归因为户口身份的程度，以归因到户口和歧视体验计算得分，得分越高表明歧视知觉越明显。
1． 2． 2 应付方式问卷 肖计划编制，包括 62 个条目( 其中第56 条选择职业因与本研究被试不符而被删除) ，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共 6 个维度。每个条目选“是”计 1 分，选“否”计 0 分，按各个维度分别计算所属各项总分，得分越高表明该项策略使用频率越高。 1． 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8． 0 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1 昆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现状 见表 1。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个体歧视体验和歧视知觉得分均未超过理论中值 2． 5，且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t 检验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在这两项上的得分均显着高于非流动儿童。【表1】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除歧视知觉的户口归因上存在显着性别差异外( t = -1． 97，P ＜ 0． 05) ，性别、城乡、是否独生子女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不存在显着影响。
2． 2 昆明市不同流动时间对歧视知觉的影响 见表 2。歧视体验和歧视知觉两个维度上，非流动儿童与不同流动时间的流动儿童得分均具有显着差异。流动儿童感受到歧视的多少与其流动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得分接近倒“U”形曲线形式。通过事后多重比较( LSD) 可以发现，就歧视体验而言，昆明市不同流动时间的流动儿童群体均显着高于非流动儿童群体( 均值差分别为短期 0． 255，中期 0． 264，长期 0． 194) ; 中期流动儿童虽然得分高于短期、长期流动儿童，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显着水平。而在歧视知觉方面，中期流动儿童显着高于非流动儿童群体( 均值差 0． 165，P ＜0． 05) ; 长期流动儿童高于非流动儿童群体( 均值差 0． 98，P ＜0． 05) ; 流动儿童群体中，仍为中期流动儿童得分最高，但本次研究中并未发现其与短期、长期流动儿童的得分差异达到显着差异水平。【表2】
2． 3 昆明市流动儿童应对方式的现状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仅在自责( F = 2． 951，P = 0． 032) 、幻想( F =1． 426，P =0． 006) 两个维度上检测显着差异。通过事后多重比较( LSD) 发现，这两个维度上中期期流动儿童得分均显着偏高。自责维度上，中期流动儿童得分均值与长期流动儿童得分均值的分差达到 0． 513，与短期流动儿童得分均值的分差达到 0． 573; 幻想维度上，中期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与长期流动儿童、短期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之间的分数差分别达到长期 0． 726，短期 0． 737。 2． 4 昆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歧视体验与应对方式的各个维度均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歧视体验与问题解决和求助具有负相关，与应对方式的其他因子具有显着性正相关，见表 3。【表3】
为了进一步考察流动儿童歧视体验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以应对方式各维度为因变量，以歧视体验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4 所示，除解决问题因子外，流动儿童的歧视体验对其他各项应对方式均有较为显着的回归效应。相对而言，个体的歧视体验对自责的预测最为重要，接着依次为幻想、合理化、退避; 对求助的预测是负向的，并且解释率最低。
3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昆明市流动儿童比同龄人经历了更多的歧视经验，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与刘霞等人从北京市抽取 1350 名被试的研究结果相比较，此次研究中流动儿童的得分总体更低。这种差异可能是北京与昆明文化背景不同，两项研究的调查分析方法不同等原因造成的。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进行跨地域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探讨地域文化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
昆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根据流动时间的长短具有显着差异，中期流动儿童的歧视体验得分最高，整体呈倒 U 型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短期流动儿童刚刚进入城市，有较多亲人陪伴，尚对“区别对待”或不公平事件经验较少。对于长期流动儿童来说，长时间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能相对更好地适应本地文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所在城市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延长，流动儿童可以更多地掌握本地生活经验，与城市同龄群体的交往也会有所增加，“外地人”身份的标签效应逐渐削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歧视体验，提升了他们对自身城市身份的认同程度。个体的应对方式很大程度会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歧视体验降低的同时，也可能促使他们采取更积极的应对策略。中期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较强可能与其逐渐体验到较多“歧视事件”，但尚未融入流入地文化，对相应的“事件”仍缺乏系统、成熟的应对策略有关。
与歧视知觉和流动时间的关系相类似的是，流动儿童采取自责、幻想类应对策略也明显地受到流动时间长短的影响，并且也呈现出倒 U 型趋势。这意味着，进入城市已经有一段时日，却还没有足够长时间能够适应流入地生活的儿童在体验到更多歧视经验的同时，不是通过寻求来自父母、学校的帮助，或者主动解决问题等更积极的方式，而是更容易采取消极的策略来应对自己面临的压力情景。这验证了以往研究中流动儿童支持利用度明显偏低的结果。个体越是倾向于积极的应对策略，对周围的环境融入就越好。流动儿童的歧视体验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反应出，歧视体验得分越高者越倾向于采取自责、幻想、退避等不成熟的应对策略，更少采取求助这样的成熟应对方式。在这种和环境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中，消极的应对策略加重了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困难。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以此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中期儿童的心理发展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干预研究。教育工作者还可以从刚刚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着手，帮助他们学习积极的应对方式，以使他们能够更从容地面对以后可能面对的歧视体验，进而从根源上促进流动儿童群体心理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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