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其实就是一种生态文明,虽然没有受到一种可算得上严密科学的生态学的指引,但是一直受到以天人合一观念为精髓的生态哲学的指引.如果未来的生态文明是受生态学指导,并高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自觉形态的生态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则可谓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文明.
一、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
如果我们将广义的文明等同于广义的文化,则可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比较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
从器物层面来看,中国古代文明主要包括由农桑技术生产的农产品--食品、衣服,当然也包括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人伦日用的各种手工产品.对应于器物制造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古代农业技术是真正的生态技术,即主要使用人力和畜力,并依靠太阳能进行生产的技术.人力或畜力的作用只是"赞天地之化育",即借助太阳能帮助农作物和牲畜自然生长.就农业而言,利用太阳能进行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由此生产出的粮食和衣服,几乎无任何污染.
正因为如此,古代物质生产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远远小于现代工业.同样,古代人的人均消费量和人均生态足迹也远远小于现代人.现代人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绝对依赖于矿物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铁、硅、铝、铀、钚等,故每天都在严重地污染着环境,破坏着生态健康.正因为如此,中国近30多年来的工业化也空前快速地污染着中国的环境,破坏着中国人的生态健康,全球工业化正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
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古代的制度(包括科举制度)基本确保了思想精英的领导地位.士、农、工、商中士居首,而现代制度则把技术精英和商业精英凸显为领导阶级.中国古代的制度变革一直坚持"以农为本,崇本抑末"的指导原则,即农业一直被视为经济命脉,而工商仅处于辅助农业的地位.现代工业文明则把农业纳入工业体系,工商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点.
以思想精英为领导、以农为本、崇本抑末的文明形态固然也无法控制统治阶级生活的奢靡,但却有效地抑制了民众生活的奢侈.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民众能够始终保持克勤克俭的文明才可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传承5000余年,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民众始终是克勤克俭的,这与现代工业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工业文明中能够受到普遍接受的制度是民主法治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一般有:极度重视经济增长,重视经济活动的效率,激励人们按照资本的逻辑行事,甚至将资本的逻辑作为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指南.依照资本的逻辑而建构的基本社会制度必然把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凸显为社会领导阶级,而真正有智慧、有远见卓识的思想精英往往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现代科技,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必然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带来了物质生产的空前高效,各地工厂每天都在进行着大量生产,并需要不断进行商品交易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这就必然要求鼓励大众进行消费.于是,现代制度不再要求大众生活节俭,相反,它会不断激励大众采取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采取及时消费、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受现代制度保护与支持的商业媒体,无时不在利用各种方式劝诱、激励人们进行各种消费.于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却是不可持续的.由现代工业文明制度的特点反观中国古代制度,不难发现,由思想精英掌控的崇本抑末的政治、经济制度,能有效地抑制物质生活的奢侈,从而避免走向绝对不可持续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种支持生态文明的制度.
从观念层面来看,一个民族的主导观念集中代表着该民族的生活理想,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决定着文明的发展方向.文明总是在观念的指引之下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的主导观念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与生态文明内在相关的便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天命之谓性",人性源自"天命".儒家所谓天地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每个人不仅应该关心自己、亲属、邻居、同胞,而且应该爱惜自然中的万物,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自然观迥异于现代西方自然观.根据现代西方自然观,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物理的;在自然万物中,唯独人是有理性的,故唯独人具有尊严和权利,非人的一切都只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人类凭其理性可越来越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由知识进步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保证人类能够越来越自由地控制环境、改造环境、制造工具、创造财富;人类秩序与自然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仍然十分明显的今天,许多人仍拒不承认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与现代自然观相比,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一种典型而深刻的生态文明观念.由此,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看,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一种生态文明.
二、中西文明与不同的超越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人类总是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状况或条件有所不满,由此总想改变现状,创造更合心意的生活条件或生活状态,而其他动物只是本能地适应其生存环境.我们称人类这种力图改变现状或现实,以创造更佳生活条件或生活状态的努力为超越.正因为人有超越的能力并总在不断地超越,才创造出了文明.人类的超越性在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一个民族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就蕴涵着该民族的超越性理想,哲学则是超越性理想的明确表达.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一直成为思想精英领导的农业文明,而发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明最终走向工业文明,也与各自哲学内蕴的超越性理想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儒家哲学所追求的超越是内在超越.汤一介先生说:"所谓'内在性'应指'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内在精神,如'仁',如'神明'等等;所谓'超越性'应是指宇宙存在的根据或宇宙本体,即'存在之所以存在者',如'天道'、'天理'、'太极'等等.而儒家哲学的'超越性'和'内在性'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在不断论证着这两者是统一的,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超越性'或'超越的内在性'的问题.'内在的超越性'或'超越的内在性'就成为儒家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所在."[1]2-3儒家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成为圣人,即通过学习和实践而成为最完美的人,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理想境界.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人生之内,而非在人生之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内在可能性,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身潜在的"四端"加以扩充,从而成为最有德行与智慧的人(成己),进而为家庭、社会乃至天下承担各种责任(成物).总之,人生的最高理想或最高目标是成为最具完美品格的人,这是内在于人生的目标,是与人生"不可须臾离"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生的目标."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好像意指圣人希望自己像天一样,似乎已指向了人生之外的目标,其实不然.
"圣希天"意指圣人希望自己完全达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成就最完美的人生,其目标仍是内在于人生的.目标内在于人与人生的超越就是内在超越.
西方主流哲学与儒家思想迥异,西方主流哲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外在于人的,如柏拉图的"善",基督教的"上帝",现代物理学家所说的"终极理论".或有人说,基督教不是哲学,物理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但基督教包含了哲学价值,它在中世纪是主导欧洲人生活的意识形态;物理学的基本预设是哲学的,现代物理学所预设的哲学思想--物理主义世界观、科学主义认识论,就是现代世界的主流哲学,也包含上文提到的现代西方自然观.柏拉图的"善"是一种外在于人类经验世界的理念或形式;基督教的上帝则是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终极实在,基督教所描述的完美世界不是现实人生活所在的凡俗世界,而是彼岸的"天国";现代科学家所追求的真理或客观知识则都是外在于人生或可与人生分离的可编码的信息,也只是外在于人的工具.总之,西方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在人和人生之外的目标或对象,理念的善、上帝之城和终极理论都是在人之外的目标或对象.目标外在于人和人生的超越就是外在超越.
三、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决定了中西文明的发展大相径庭.外在超越注重逻辑和可编码知识的积累,追求外在超越的文明最终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力主外在超越者如果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改变外部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反求诸己.他们追求理想生活的基本途径就是制造越来越庞杂的工具,改造外部环境,而不是提高人自身的境界.西方人外在超越的现代成就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就,即科技的快速进步,公共知识的大量积累,机器系统由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不断改进,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
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深埋在古希腊文明的土壤中,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柏拉图的理念论等都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中世纪的基督教曾以外在超越的方式极度强化了精神超越的价值,抑制了人类的物欲,从而控制了现代工业文明种子的发芽和生长.到了14世纪,这颗种子终于在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呐喊声中破土而出.
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绝对主导精神.人们日益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工业的发展、民众思想的开化、民主法治的完善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人类有望在地球上建成人间天堂.而在建设人间天堂的过程中,贪婪不再被认为是罪恶,而被认为是需要用法治加以规约的建设性动力.事实上,合法的贪婪已被视为创新的动因、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基于此种思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就被视为最合理乃至最合乎人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建设人间天堂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被视作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人的德行修养则被认为是次要的,古希腊哲学、中国孔孟哲学和老庄哲学所蕴含的大智慧,则完全失去了指导制度建设的作用.
由儒学之内在超越主导的传统中华文明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儒学的基本主张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任何人而言,做一位有仁义之心的人是首要的事情,财富、商业、技术、工具性知识等都是次要的事情.如果你重视内在超越,那么每当你生活困顿时,就不会首先抱怨外部条件而首先会从自身找原因,即"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超越现实还体现为不断创新,儒家最看重的创新是德行存养和人格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思想精英牢牢掌握领导权的中国古代社会绝不会像现代社会这样,把科技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看作最重要的创新.儒家主导的智力探究和创新着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主张"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技术创新是受到贬抑的,被约束在民生日用所必需的范围内.中国古代居于领导层的精英们根本不认为科技创新是最重要的事,甚至不屑于从事这种创新.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所谓'乃折枝之类,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2]7正因为中国古代思想精英不屑于"为知识而求知识",也不甚重视逻辑,故中国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这样的知识形式.对完全服膺西方现代性的人们来讲,这不仅是致命的缺陷,而且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水平远远低于西方人,中华文明远远低于西方文明.但从文明之可持续性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的这一特征非但不是缺点而且是很大的优点.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技术,没有现代科学和技术就没有现代工业文明,也不会有核武器对人类安全的威胁,也不会发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华文明确实败于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但全球化的工业文明可能会毁于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创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但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当一种文明极端重视某种创新,就会忽视另一种创新.中国古代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士,士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们可能会有酸腐气,喜欢舞文弄墨,由他们领导的文明,把道德理想看得极重,也极重视文学艺术.
在这种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会附带地适度发展,但人们会警惕,别让智巧的过度发展害了人自身.这种文明不可能让民众享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带来的欢乐,也不会导致大量排放的污染,她绵延5000余年且创造了灿烂的道德文化、文学艺术和较高水平的生态技术,到最后一个王朝人口达到4亿,无不得益于其内在超越的努力.正因为中华古代文明是内在超越的,故激励人们以修身的方式去追求人生意义和幸福,而不是激励人们以征服自然、创造尽可能多物质财富的方式去追求人生意义和幸福.也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是可持续的.
结 语 21世纪的今天,源于西方且正向全球铺展的现代工业文明一边放出如日中天的耀眼光芒,一边暴露出各种深重的危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文化低俗、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恐怖主义及核战争的危险挥之不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由外在超越主导的征服自然、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重新弘扬内在超越的生活理想.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力主外在超越的现代工业文明激励人们永无休止地创造、占有、消费物质财富,激励人们以此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这是对人类意义追求的致命误导.大自然不允许几十亿人以这种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只有重新弘扬内在超越的文化传统,才能打开无限广阔的价值视野,才能使人们恍然大悟:幸福人生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但需要控制不断增长的对物质财富占有的欲望;人生幸福直接依赖于人生境界,有境界者自然乐而忘忧.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有此体悟,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才可能得到彻底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渐入佳境.
参考文献
[1]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