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风是学术流派的最典型的特征。一般而言,学风包含该学术流派的学术风尚、学术方向、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转换,以及该学术流派中占主导地位学者的为学态度、治学方法、人格境界、精神气质,等等,而宗风不仅包含学风所涉及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学者在生平经历、学术生涯中的操守践履等。就关学而言,虽然自其创立以来,历经宋元明清甚至到民国时期,不同学者的思想也出现较大的差异;但是从宗风上看,依然可以找出某些相似的特征。
一、躬行尚实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黄氏此论,揭示了关学躬行尚实、尤重礼教的宗风。自张载伊始,关学学者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空想家,而是密切关注社会政治、风俗教化,而且将这些关注落实到自我践履中的实干家。在张载那里,有充分的展现:诸如,面对北宋前期儒学与政治分离的现象,张载说: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
张载认为儒学与政治的分离乃是治国的大患所在,只有将儒家仁爱思想应用于国家治理中,才能避免“少恩”、“假名”的弊病。再如,面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现象,及其王安石变法与变法中出现的各种弊病,张载积极在家乡试验井田,关注社会的均平问题,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继而在家乡带领门人、百姓效法《周礼》,试验井田。虽然张载这些躬行尚实的行为,随着张载的病逝最终也未得到有效的推行,但是却对关中学风、士风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张载的躬行尚实的行为中,被后世最为乐道的乃是其“以礼为教”的思想和实践。“礼”素为儒家学者所注重,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孔子以来,广泛论及礼,尤其是在教化上提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思想,到了张载这种“立于礼”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阐发。张载认为“圣学须专礼法修”,将礼看作是圣人为天下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教化百姓的重要内容。因此,张载不仅认为“人必礼以立”,依靠礼而成就个人的德行,而且提出了“以礼为教”的思想。张载又将以礼为教的思想用于教育门人和风化社会的方面,以致于其弟子中不乏躬行礼教的学者。如吕大忠生平不妄语,动有法度,极力推行礼教;吕大钧以圣门事业为己任,务为实践之学,讲习明井田与兵制,取古礼绎其义,陈数力行,尤其是制定了《吕氏乡约》敦化一方风俗。也正是在张载的提倡下,关学躬行礼教之风逐渐深厚,“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宋代之后关学躬行尚实,尤重礼教的风尚依然流播不止。仅依时代顺序,略举数例:明代关学学者王承裕“自始学好礼,终身由之,教人以礼为先。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率礼而行”。吕柟生平“重视躬行,不事口耳”,其学虽以“立志为先,慎独为要,忠信为本,格致为功”,但所学所行皆“一准之以礼”。吕潜生平“刻意躬行,远声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严于礼,诸冠、丧祭,咸尊文公惟谨,即置冠与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为迂弗恤也”。
到了明末的冯从吾更是以自己的学术和志业发扬了关学躬行尚实的学风,以弘扬孔子儒学为己任,在其生活中,不仅敢于指斥朝政时弊,被誉为“真御史”,更以讲学为己任弘扬儒家道统、学统,教化士人,敦化风俗。清代的李颙认为,“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李颙所认为的全儒、真儒当具备“明体适用”、“全体大用”的修为与实践。与李颙同时的康乃心则是“自少勤诵读,举笔不屑谐 俗。 试 则 冠 其 侪。 长 尤 笃 志 圣 贤、经 济 之学”附录。时至晚清,刘古愚在陕西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并派弟子陈涛、邢廷荚往北京、上海,与康有为商讨国事,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称。刘古愚生平“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为学,亦以此为教。历主泾阳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其法分课编日程,躬与切摩。门弟子千数百人,成就者众。关中学风廓然一变”。
二、自得造道
关学的自得造道学风指关学学者通过自己对儒家典籍的长期研读与体会,有效地阐发出其中的精微义理,从而推动儒学的发展。自张载伊始,关学学者就非常注重自得造道。嘉佑元年,张载东赴汴梁参加考试时,与二程论学后,焕然自信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张载之所以能焕然自信说出此一言论,正是基于自己多年遍求佛老之书,通过研读佛老,然后与儒学对比而产生的个人体会。这便是自得。在熙宁三年,张载归居横渠后,“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俯读仰思、上下求索、博闻强记、质之以思、有得便识之等,便是自得之举。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的自得探索之中,张载能够参悟儒学源脉,撰写出《正蒙》。张载自得探索的目的在于造道,在于阐发儒家的精微义理。张载说:“学不造约,虽劳而艰于进德。”
在张载之时,为应对佛老的冲击,解决汉唐儒知人不知天的情况,张载的“造约”当指阐发包括天道在内的儒家义理,这便是造道。由自得而造道也反映了张载艰苦力参的学术历程和宏大的抱负志向。
张载之后,关学学者也普遍注重自得造道。明代马理“一切体验于身心,与同门友秦西涧伟作告文告先师,共为友身循理之学,以曾子‘三省’、颜子‘四勿’为约,进退容止,力追古道”。到了明末冯从吾则更是推崇自得造道。冯从吾说:“学问功夫全要晓得头脑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为自得。”又说:“学问晓的主意,才好用功夫。……不晓得主意,则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虚之学与支离之学,皆圣道不载也。”
卷12《关中书院语录》冯 从 吾 所 说 的 主 意 即 为 “自得”,学有主意在于进一步“深造以道”,深刻阐发儒家的义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当时学术界空虚之学与支离之学的影响。至清代关学,自得造道的学风依然盛行,最典型的例子则是李颙。作为清初最着名的关学思想家,李颙十分注重体悟与自得。
据史料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夏秋之交,三十一岁的李颙身患重病,在卧病期间效仿先贤“默坐澄心”,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便是自得之途,也是通过这样的自得之途,李颙久而久之,其思想豁然顿悟,感觉到“灵机天趣,流盎漫前”,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无限光明。这种生命体悟便是领悟儒家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的执着与遮蔽的内在精神境界与道德本体的展现。可以说,李颙也因此“造道”了。实际上,这种反躬内求的自得造道学风也为李颙终身所持守。
三、崇正辟邪
关学宗风的形成也和关学学者面对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面对的时代风气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关学所具有的崇正辟邪的学风却一以贯之。所谓崇正辟邪乃是指通过批判社会中不良学风和佛道异端,维护和弘扬儒家道德义理和治平理念。在张载的生平中,存在诸多的崇正辟邪的事例。从学术方面看,为了发掘儒家精微义理,弘扬儒家学说,张载极力批判佛老。诸如,认为“浮屠以心为法,以空为真”,万物则依照“形自形,性自性”之“无自性”的因缘而生,万物成为了悬空的幻象,认为生死轮回皆是惑业所致,而只有以寂灭为解脱归宿才能超越生死轮回的痛苦,因此走向往而不返的极端。而张载从挺立太虚天道本体超越性入手,发掘了儒家《易传》体用不二、有无混一的思维模式,认为天人、阴阳、昼夜、义命等相通不二。在社会风气的教化方面,张载注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改革社会风气。诸如在其为云岩县令时,不仅政令严明,而且注重以礼为教,以儒家道德规范敦化地方风俗。尤其是每月都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于酒席间歇询问民间疾苦,以及告诫训导如何教育子弟成材。
张载之后,关学崇正辟邪的宗风也十分突出。以冯从吾、李颙、王弘撰为例。冯从吾拒斥佛老,《辨学录》是冯从吾的重要着述,其撰写目的即在于通过辨析儒佛之异,阐明“吾儒之正传”卷1《辨学录》。在冯从吾看来,佛教没有像儒学般揭示天理,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至善本原;虽然佛教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但却没有像儒学般直指至善的本心。在李颙身上,关学崇正辟邪的学风也广为存在。李颙对待佛道持批判态度,认为儒家关乎性命、人伦的日用常行之道才是达道。而道教所说的凭借服养来炼形、凝神而结胎之道,则违背了天地自然的准则和人们生活中的伦理纲纪,这种“玄之又玄”的道并不是可称道的人间正道。而与李颙同时的王弘撰认为:“佛老之书,予非欲遂尽废之,即时省览,亦自可为修身养心之助。但恶人夫溺于其中这,尊之太过耳。”又云:“士大夫而学佛,吾实恶之。”
王弘撰虽未如李颙般严辨“二氏”与“吾儒”之不同,默许人们学佛可以修身养心,但是又认为佛典中存在众多的谬误,不满人们沉溺其中,甚至明确反对儒家士大夫学佛。
四、崇尚志节
崇尚志节是关学典型的宗风之一,在北宋以来的关学学者中有突出的展现。在张载生平与学术历程中也屡屡展现出崇尚志节的事例。张载青年时,针对西夏的侵扰喜论兵法,并与邠人焦寅招募队伍,试图攻取洮西之地,乃至后来上《边议》于范仲淹,与蔡挺论边防等,其中无不包含张载维护民族大义、守卫边疆的志节。张载之后,其门人李复于宋高宗时,以旧德知兵,强起为秦凤路经略使,奉守秦州空城。面对金兵来犯,以身殉国。门人张舜民为人慷慨刚直,尚气节而不为名,屡屡在其着作《画墁集》中关注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
在宋代之后,关学学者中崇尚志节之风也十分盛行。兹略举数例。明代吕柟于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第后,被授为翰林院修撰。时值宦官刘瑾当权,欲与之结交。吕柟坚持正义,不屑与之交往,甚至拒绝所送贺礼。嘉靖三年(1524),为维护孝宗的礼法,与其他大臣上疏诤谏,惹恼嘉靖皇帝被下大狱,仍坚持己见。杨爵为御史时,面对年岁频旱,而嘉靖皇帝日夕建斋醮,经年不朝等现象,上疏极谏,被下诏狱,处之自若。冯从吾为御史时,“巡视中城,司城者结首揆纲纪为属,先生疏斥之,权贵敛迹”,甚至面刺明神宗倦怠朝堂,酒后滥杀给侍的暴行。后来面对明熹宗即位后,国内“旱荒盗贼,连绵纠结,而士大夫咸怀一切,莫肯顾虑,日惟植利结党为汲汲,外则辽左危急,祸且剥床及肤,而有事则将帅辄弃城宵遁,不知有死绥之义,无事则本兵经抚各自结党,互相排陷,不知和衷共济之道”的现象,冯从吾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义挽回其间”。可见冯从吾坚持正道,刚正不阿、为国分忧的志节。到了清代,崇尚志节之风不逊于前代。清初,作为遗民的李颙数次辞却清廷的征荐,以致于被官吏抬至省府西安,又长卧绝食数天,拔刀自刺,准备以死明誓,决不应徵。
王弘撰于明亡后积极从事反清的联络活动。甚至在康熙十六年(1677)时,与顾炎武同到昌平拜谒明崇祯皇帝的陵墓思陵。也因其卓绝的民族气节被顾炎武赞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当其面对清廷的征荐时,以疾力辞,但遭到拒绝,在拖延不得的情况下只好应召。但是,到了京城后,却寓住在城西的昊天寺内,坚决以老病辞绝,拒不参加考试,最终得以解脱。
李柏自幼受古贤嘉言懿行的启发,立志学习古人,研读古书,焚去案头的时文,绝意科举。当陕西学使田心耕擅改其名“如泌”为“如密”,意在取唐代文学家李密之名。李柏不耻于李密在《陈情表》中视故国蜀汉为“伪朝”,薄其不忠,易名为“柏”,字雪木。清末刘光蕡在陕西响应并派门人参与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当变法失败后,被清廷视为“康党”。形势危急,多传清廷要前来拘捕,而刘光蕡却说:“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并说“如某某果 死,余 不 独 生,康 党 吾 承 认,愿 应 罪 魁也。”可以看到刘光蕡临危毫不动摇,坚守生死大节。
综上,自北宋以来,张载创立关学,崛起于关中,虽然其后兴替更换,但是在关学学者的学术历程、生平经历中普遍呈现躬行尚实、自得造道、崇正辟邪、崇尚志节的宗风流播不息。这些宗风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的关学学者的真气象,而且也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学人的品行与践履,成为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精神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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