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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喜好老庄之学的原因及其学习方法

来源:杂志发表网时间:2015-12-20 所属栏目:中国哲学

  

  读书是中国传统士绅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以追求科举功名、金榜题名为目标的功利性质读书行为,亦有以读书为志业,以知识探求、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兴趣式读书行为。阅读价值观的转变,可反映出读者本人不同时期的读书志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当时所处境遇及内在的思想精神世界。老庄之学,力主人以无为之要看待世界,希冀放怀自然和寄情山水而托物言志,将读书与休闲、生活与山水互为结合,怡情养性,闲适自娱而达到精神超然物外的解放。老庄“书籍是以文字符号记载语言,表达意思的一种媒介,但是真正自在自然、无所不在的‘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士绅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举功名在身,不可否认其早期阅读行为有功利的目的。然究其人生际遇,镇压太平天国,权倾一时,又常以自我反省为日课,老庄之学的阅读,对其而言,是合适的选择,这些书籍恰好与儒家经典形成互补的知识结构。他对儒学、老庄之学的阅读与研究尤为深入: 在其62 年的有生之年里,有12 年时间曾阅读《庄子》,数次阅读《老子》,对于《淮南子》亦费时月余研读,在其家书及其它书信中,更有诸多对老庄之学的论述。可见道家思想对他影响极大,“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亦是其人生精神的追求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老庄之学文献,既包括老庄之学的原始性文献,如《老子》与《庄子》,也包括后人对于老庄之学的研究而产生的书籍,如《庄子解》等。

  曾国藩自 31 岁接触老庄之学。此时的他,功名已成,却需面对繁忙的军政生活,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却时常使他有着异样的危机感。在此期间,他反复告诉其子曾纪泽“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将《庄子》列为其好读四书之一。笔者认为,于曾国藩所处境遇而言,阅读老庄之书,更多的是安抚其在处理繁杂的军政事务中保持冷静的一种尝试。从历史的结果来看,无疑是极为有效的,因为他很好地处理了相关事宜,且获得他人认可。有鉴于此,曾国藩将老庄之学列为阅读书目,纳入其子读书生活之中,他 6 次在家书中教育其子熟读《庄子》,希望其弟其子多读老、庄之书。在他看来,“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2]137。晚年的他,更深悟此道,在去世前几年里,他回顾与反思自己一生,总结道: “思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逞、不称三者为法。”

  “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成为其人生治世的愿望与追求。“体”是为根基之学,“老庄为体”意即以老庄为人生的学问基准,由此亦可见他对老庄之学的体悟之深,已上升至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高度了。

  曾国藩的日记与书信中大量记载了曾国藩的读书生活,其中有关于老庄之学的记载亦颇为丰富,可具体展现其在不同时期在书海里找寻“精神食粮”的情况。但同时也由于资料的限制,现今未必能完全精准地重构曾氏的阅读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通过对曾国藩老庄之学的阅读研究,包括其日记、书信及类似于读后感的短小文章,可看出近代传统士绅独特的阅读与思想世界。特别是曾国藩身由中产之家而跻身于朝中重臣,既表现了近代士绅在仕途上升中的不断努力,同时也诠释出传统文人因身份不断变化、地位不断上迁而产生危机的自我矛盾心理历程。笔者认为,曾国藩阅读老庄之学的文献,是自觉性的阅读,既有提升自我修养之需,亦有不同时间调整心态之要。本文拟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出发,结合其日记与书信的记载,分析曾国藩喜好老庄之学的原因,再以《求阙斋读书录》为考察中心,研究其对老庄之学的理解体悟的方式方法。

  一、 曾国藩重视老庄文献阅读的原因

  纵观曾国藩的老庄之学阅读生涯,他不仅阅读《老子》、《庄子》的原始文献,亦阅读研究类文献如王船山的《庄子解》、王闿运的《庄子七篇注》等。

  正如西方学者总结的那样: “一本书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它也是一件艺术品和财产。这样,它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也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我们确定穿着风格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我们选择书也要‘恰当地’反映我们以及我们所加盟的群体形象。”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重视老庄学文献的阅读,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首先,曾国藩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要。修身乃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之一,然以何修身,何以修身,则不尽相同,但大体都与其人生遭遇有关,曾国藩亦是如此。曾氏28 岁中进士,后不到 10 年,官达二品,仕途相对而言较为顺利,然饱读经典的他对史上政治人物的命运有深入了解与研究,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思想深入其心。

  如何克已修身,成为曾国藩此后生活的一大内容。

  通过阅读史书、老庄之学等,他逐渐对修身所强调的动静之道、悔吝之道等形成了独到的见解,除了以易学思想来表达其持盈有道之外,还通过研读老庄之学文献来强化其修身之道。结合曾国藩的书信及日记记载来看,老庄之学中的多种思想,乃为其修身思想的主要来源,包括老庄之学中所强调的“用志不纷”、“豁达冲融气象”等。

  《庄子》的“用志不纷”的思想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且发展成其自己的“专一”思想。“用志不纷”与“专一”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曾氏对此的理解与体悟,在其日常生活中常有表现,例如,对诗集的选读方面,他不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最为适合自己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4 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5]。

  曾国藩将老庄之道用于修身体悟,突出表现在其“豁达冲融气象”的精神追求。曾国藩 43 岁( 咸丰三年) 以“在籍侍郎”之身份,率领湘军历经10 余年的征战,终于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让曾氏无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官职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是曾国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获得的,其间既有顺当的时段,亦有屡次不利局面。在这样动荡曲折的背景下,如何修身是曾国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闭目塞听,以功成者自居; 还是在不断自我反省中面对现实? 曾国藩选择了后者,形成了其“豁达冲融气象”的精神追求。

  他表达了对老庄之学的具体见解: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趎赢粮至老之子所。老子曰: “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 “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以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

  这篇带有读后感式的评价性话语,写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乃为李芋仙所作,“时芋仙将官之彭泽,求书格言,国藩乃特为录出”,“芋仙系狂放才士,又早年出自门下,故国藩书此箴言,可谓对症下药”[7]。时年曾国藩坐困祁门,后又称驻东流,苦于军事却屡受朝中之人非议,国藩以此箴言示人,更有以此之言喻己之意。阅读老庄,体悟其精神要义,既可克小人之所禁忌,亦能弥补君子之所薄项。同治二年,镇压太平天国胜利前夕,曾国藩认为在治事之外,更需有豁达光明之识与恬淡冲雅之趣,《庄子》正好符合其要求。他直言: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曾国藩认为,只有开放胸怀,恬淡无欲,才能看开俗世中的名利诱惑和抑郁烦闷。他说: “因思邵子所谓观物,庄子所谓观化,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要须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观物”、“观化”、“观天地”是中国传统士绅所热衷的行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方法论与价值观性质。“三观”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而开展具体的实践,曾国藩此时已因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而名震朝野,常以自省为日课的他注意看开俗世中的名利诱惑。

  其次,曾国藩以老庄之道为其治文之所需。曾国藩老庄之学文献阅读而形成的道学思想也影响其治文思想。《庄子·外篇·天道十三》中写道: “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当一个饱读经书的儒生在经典书籍媒介无法传达出“先王之道”的含义时,会产生一种颠覆经典的乐趣,心情也可较为轻松,可以不必过于拘泥于注疏,从而产生一种高雅脱俗、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与治文之道。曾国藩即是如此。

  他通过久读《庄子》,认为其对文章撰写非常有益。在同治元年他教育其子说: “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在曾氏看来,《庄子》之学,甚为“诙诡”。又如,曾国藩在同治五年时曾反思道: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 ‘《诗》之节,《书》之括,孟之列,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于是便于当天“夜温《庄子》数篇”[10]1226。曾国藩认为《庄子》是理解文学理论非常重要的文献,他也不厌其烦教育其子要熟读之。此外,曾国藩自己在久读老庄之书后,甚至形成了其独特的道学人生观,这点在其著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岳麓书社1995 年版《曾国藩全集》中,共收入诗歌 270 首,多为早年作品,其中约 175 首可看出道家人生观对其的影响。率领湘军出征后,诗歌数量减少,而书信和日记中涉及道家思想的内容却更多。彭昊在《曾国藩诗歌中的道家人生观》中认为曾氏在诗歌中的道家人生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 推崇豁达恬淡的人生态度,追求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钟情山水自然的人生归宿[11]。老庄之书,言若飘风而又深不可测的文风,让曾国藩体会颇深,既可使他在阅读中沉浸于气势磅礴、意境开阔的文学世界,又能给他带来无尽的启迪与享受。

  第三,曾国藩以老庄之道教化家人,以之为保全家庭之所需。曾国藩在中年后居官渐趋显赫,加上其弟国荃,兄弟二人受朝廷颁授崇爵,频加赏赐,同时朝廷中人亦有猜嫌之意。如何保全自己与家庭,成为曾国藩的一个心病,他曾在家书中多次透露心迹。同治二年,他劝沅弟时说: “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 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吾近将清字改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在这封家书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样一个冷静评价社会现实的人,在自己声誉渐隆之时,在思考如何通往平和以求盈亏之平衡,修己克身,保全家人,陶冶文风与文道。他通过阅读《老子》、《庄子》等书籍,以日省吾身的实践塑造了一个与一般士大夫不一样的形象,形成一种为自己、也为家人所重视的新的规范,为后代人们树立了一个具有无穷解读空间的士绅形象。

  二、 曾国藩阅读老庄之学之阐释———以《求阙斋读书录》为考察中心

  所谓阐释者,其实也是阅读者之一,其阐释的结果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形成的文字记录。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通过对典籍的解释拥有话语权”,传统士绅在对典籍的“解构与重构活动中,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奋斗方向,即通过典籍安身立命于社会,成为新时期的权力话语的拥有者”[12]。笔者认为,曾国藩对文献的阐释活动,一方面有修身立己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教育及教化他人的效果。他关于老庄之学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老庄之人品及其所著文献。前者散见于日记、书信中。如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日记载: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 ‘……庄之跌,……’将终日三复,冀有万一之合。”

  “跌”字意表庄子思绪有翱翔寰宇之放。后者集中在曾国藩所著的《求阙斋读书录》中。关于子学文献阅读札记只有关于《庄子》的。

  其阐释共计10 余条,集中于解字释义和篇章概括。曾国藩所留下的阅读笔记,可以很好地反映他阅读时所思考的要义。其阅读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国藩非常注重词义的理解。字词的理解是篇章理解的基础,而《庄子》、《淮南子》作为老庄之学的基本性文献,理解并不容易。所以曾国藩在阅读《庄子》时常感到阅读“此篇多不可晓”、“此篇多精深语”[13]186 -187。就其阅读过程中所留下的解释而言,或是对某些文字直接解释,或是引用其他文章进行理解,如曾国藩在读《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蠓能苦之”时,就引用《通鉴》和王介甫《和王微之高斋三首》来解释[13]188。

  第二,曾国藩在阅读老庄之学文献时,非常注重各文献篇章中的类似性或是互相引证之处。这一点,既能说明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阅读的理解程度、对老庄文献的熟知程度,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对于老庄之学阅读的认真程度。曾国藩在阅读《淮南子》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诸多节数与《庄子》极为相似,有记录的就有 13 处,如在读《淮南子》“太清问于无穷曰”节时,曾记“此段袭《庄子·知北游》篇”[13]189。此外,曾国藩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发现《淮南子》曾引用《老子》、《荀子》等书。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的引证,如在阅读《惜诵》“欲回以干傺兮”时,就引用《庄子》“仁义之士贵际”[13]193,足见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非常熟悉且运用自如。

  读书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技能,曾国藩受老庄之学影响深远。其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都参考老庄之意,在京师官居二品时,发出“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者又与先生之志相类”之感叹,早年热衷功名之心渐渐冷淡,后来又感慨“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晚年更是以老庄之学为阅读必备之物。

  老庄之学强调精神与情绪的个体自然追求,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精神世界之所需。

  参考文献:  [1]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47.  [2]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二) [M]. 长沙: 岳麓书社,2011.  [3]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日记( 三) [M].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1579.  [4]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7.  [5]郭平兴. 曾国藩文献阅读实践与理论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6]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诗文[M]. 长沙: 岳麓书社,2011: 443.  [7]王澧华. 曾国藩诗文系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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