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中国传统士绅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以追求科举功名、金榜题名为目标的功利性质读书行为，亦有以读书为志业，以知识探求、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兴趣式读书行为。阅读价值观的转变，可反映出读者本人不同时期的读书志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当时所处境遇及内在的思想精神世界。老庄之学，力主人以无为之要看待世界，希冀放怀自然和寄情山水而托物言志，将读书与休闲、生活与山水互为结合，怡情养性，闲适自娱而达到精神超然物外的解放。老庄“书籍是以文字符号记载语言，表达意思的一种媒介，但是真正自在自然、无所不在的‘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士绅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举功名在身，不可否认其早期阅读行为有功利的目的。然究其人生际遇，镇压太平天国，权倾一时，又常以自我反省为日课，老庄之学的阅读，对其而言，是合适的选择，这些书籍恰好与儒家经典形成互补的知识结构。他对儒学、老庄之学的阅读与研究尤为深入: 在其62 年的有生之年里，有12 年时间曾阅读《庄子》，数次阅读《老子》，对于《淮南子》亦费时月余研读，在其家书及其它书信中，更有诸多对老庄之学的论述。可见道家思想对他影响极大，“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亦是其人生精神的追求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老庄之学文献，既包括老庄之学的原始性文献，如《老子》与《庄子》，也包括后人对于老庄之学的研究而产生的书籍，如《庄子解》等。
曾国藩自 31 岁接触老庄之学。此时的他，功名已成，却需面对繁忙的军政生活，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却时常使他有着异样的危机感。在此期间，他反复告诉其子曾纪泽“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将《庄子》列为其好读四书之一。笔者认为，于曾国藩所处境遇而言，阅读老庄之书，更多的是安抚其在处理繁杂的军政事务中保持冷静的一种尝试。从历史的结果来看，无疑是极为有效的，因为他很好地处理了相关事宜，且获得他人认可。有鉴于此，曾国藩将老庄之学列为阅读书目，纳入其子读书生活之中，他 6 次在家书中教育其子熟读《庄子》，希望其弟其子多读老、庄之书。在他看来，“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2］137。晚年的他，更深悟此道，在去世前几年里，他回顾与反思自己一生，总结道: “思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逞、不称三者为法。”
“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成为其人生治世的愿望与追求。“体”是为根基之学，“老庄为体”意即以老庄为人生的学问基准，由此亦可见他对老庄之学的体悟之深，已上升至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高度了。
曾国藩的日记与书信中大量记载了曾国藩的读书生活，其中有关于老庄之学的记载亦颇为丰富，可具体展现其在不同时期在书海里找寻“精神食粮”的情况。但同时也由于资料的限制，现今未必能完全精准地重构曾氏的阅读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通过对曾国藩老庄之学的阅读研究，包括其日记、书信及类似于读后感的短小文章，可看出近代传统士绅独特的阅读与思想世界。特别是曾国藩身由中产之家而跻身于朝中重臣，既表现了近代士绅在仕途上升中的不断努力，同时也诠释出传统文人因身份不断变化、地位不断上迁而产生危机的自我矛盾心理历程。笔者认为，曾国藩阅读老庄之学的文献，是自觉性的阅读，既有提升自我修养之需，亦有不同时间调整心态之要。本文拟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出发，结合其日记与书信的记载，分析曾国藩喜好老庄之学的原因，再以《求阙斋读书录》为考察中心，研究其对老庄之学的理解体悟的方式方法。
一、 曾国藩重视老庄文献阅读的原因
纵观曾国藩的老庄之学阅读生涯，他不仅阅读《老子》、《庄子》的原始文献，亦阅读研究类文献如王船山的《庄子解》、王闿运的《庄子七篇注》等。
正如西方学者总结的那样: “一本书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它也是一件艺术品和财产。这样，它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也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我们确定穿着风格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我们选择书也要‘恰当地’反映我们以及我们所加盟的群体形象。”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重视老庄学文献的阅读，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首先，曾国藩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要。修身乃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之一，然以何修身，何以修身，则不尽相同，但大体都与其人生遭遇有关，曾国藩亦是如此。曾氏28 岁中进士，后不到 10 年，官达二品，仕途相对而言较为顺利，然饱读经典的他对史上政治人物的命运有深入了解与研究，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思想深入其心。
如何克已修身，成为曾国藩此后生活的一大内容。
通过阅读史书、老庄之学等，他逐渐对修身所强调的动静之道、悔吝之道等形成了独到的见解，除了以易学思想来表达其持盈有道之外，还通过研读老庄之学文献来强化其修身之道。结合曾国藩的书信及日记记载来看，老庄之学中的多种思想，乃为其修身思想的主要来源，包括老庄之学中所强调的“用志不纷”、“豁达冲融气象”等。
《庄子》的“用志不纷”的思想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且发展成其自己的“专一”思想。“用志不纷”与“专一”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曾氏对此的理解与体悟，在其日常生活中常有表现，例如，对诗集的选读方面，他不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最为适合自己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4 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5］。
曾国藩将老庄之道用于修身体悟，突出表现在其“豁达冲融气象”的精神追求。曾国藩 43 岁( 咸丰三年) 以“在籍侍郎”之身份，率领湘军历经10 余年的征战，终于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让曾氏无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官职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是曾国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获得的，其间既有顺当的时段，亦有屡次不利局面。在这样动荡曲折的背景下，如何修身是曾国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闭目塞听，以功成者自居; 还是在不断自我反省中面对现实? 曾国藩选择了后者，形成了其“豁达冲融气象”的精神追求。
他表达了对老庄之学的具体见解: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趎赢粮至老之子所。老子曰: “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 “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以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
这篇带有读后感式的评价性话语，写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乃为李芋仙所作，“时芋仙将官之彭泽，求书格言，国藩乃特为录出”，“芋仙系狂放才士，又早年出自门下，故国藩书此箴言，可谓对症下药”［7］。时年曾国藩坐困祁门，后又称驻东流，苦于军事却屡受朝中之人非议，国藩以此箴言示人，更有以此之言喻己之意。阅读老庄，体悟其精神要义，既可克小人之所禁忌，亦能弥补君子之所薄项。同治二年，镇压太平天国胜利前夕，曾国藩认为在治事之外，更需有豁达光明之识与恬淡冲雅之趣，《庄子》正好符合其要求。他直言: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曾国藩认为，只有开放胸怀，恬淡无欲，才能看开俗世中的名利诱惑和抑郁烦闷。他说: “因思邵子所谓观物，庄子所谓观化，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要须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观物”、“观化”、“观天地”是中国传统士绅所热衷的行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方法论与价值观性质。“三观”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而开展具体的实践，曾国藩此时已因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而名震朝野，常以自省为日课的他注意看开俗世中的名利诱惑。
其次，曾国藩以老庄之道为其治文之所需。曾国藩老庄之学文献阅读而形成的道学思想也影响其治文思想。《庄子·外篇·天道十三》中写道: “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当一个饱读经书的儒生在经典书籍媒介无法传达出“先王之道”的含义时，会产生一种颠覆经典的乐趣，心情也可较为轻松，可以不必过于拘泥于注疏，从而产生一种高雅脱俗、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与治文之道。曾国藩即是如此。
他通过久读《庄子》，认为其对文章撰写非常有益。在同治元年他教育其子说: “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在曾氏看来，《庄子》之学，甚为“诙诡”。又如，曾国藩在同治五年时曾反思道: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 ‘《诗》之节，《书》之括，孟之列，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于是便于当天“夜温《庄子》数篇”［10］1226。曾国藩认为《庄子》是理解文学理论非常重要的文献，他也不厌其烦教育其子要熟读之。此外，曾国藩自己在久读老庄之书后，甚至形成了其独特的道学人生观，这点在其著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岳麓书社1995 年版《曾国藩全集》中，共收入诗歌 270 首，多为早年作品，其中约 175 首可看出道家人生观对其的影响。率领湘军出征后，诗歌数量减少，而书信和日记中涉及道家思想的内容却更多。彭昊在《曾国藩诗歌中的道家人生观》中认为曾氏在诗歌中的道家人生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 推崇豁达恬淡的人生态度，追求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钟情山水自然的人生归宿［11］。老庄之书，言若飘风而又深不可测的文风，让曾国藩体会颇深，既可使他在阅读中沉浸于气势磅礴、意境开阔的文学世界，又能给他带来无尽的启迪与享受。
第三，曾国藩以老庄之道教化家人，以之为保全家庭之所需。曾国藩在中年后居官渐趋显赫，加上其弟国荃，兄弟二人受朝廷颁授崇爵，频加赏赐，同时朝廷中人亦有猜嫌之意。如何保全自己与家庭，成为曾国藩的一个心病，他曾在家书中多次透露心迹。同治二年，他劝沅弟时说: “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 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吾近将清字改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在这封家书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样一个冷静评价社会现实的人，在自己声誉渐隆之时，在思考如何通往平和以求盈亏之平衡，修己克身，保全家人，陶冶文风与文道。他通过阅读《老子》、《庄子》等书籍，以日省吾身的实践塑造了一个与一般士大夫不一样的形象，形成一种为自己、也为家人所重视的新的规范，为后代人们树立了一个具有无穷解读空间的士绅形象。
二、 曾国藩阅读老庄之学之阐释———以《求阙斋读书录》为考察中心
所谓阐释者，其实也是阅读者之一，其阐释的结果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形成的文字记录。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通过对典籍的解释拥有话语权”，传统士绅在对典籍的“解构与重构活动中，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奋斗方向，即通过典籍安身立命于社会，成为新时期的权力话语的拥有者”［12］。笔者认为，曾国藩对文献的阐释活动，一方面有修身立己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教育及教化他人的效果。他关于老庄之学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老庄之人品及其所著文献。前者散见于日记、书信中。如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日记载: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 ‘……庄之跌，……’将终日三复，冀有万一之合。”
“跌”字意表庄子思绪有翱翔寰宇之放。后者集中在曾国藩所著的《求阙斋读书录》中。关于子学文献阅读札记只有关于《庄子》的。
其阐释共计10 余条，集中于解字释义和篇章概括。曾国藩所留下的阅读笔记，可以很好地反映他阅读时所思考的要义。其阅读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国藩非常注重词义的理解。字词的理解是篇章理解的基础，而《庄子》、《淮南子》作为老庄之学的基本性文献，理解并不容易。所以曾国藩在阅读《庄子》时常感到阅读“此篇多不可晓”、“此篇多精深语”［13］186 －187。就其阅读过程中所留下的解释而言，或是对某些文字直接解释，或是引用其他文章进行理解，如曾国藩在读《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蠓能苦之”时，就引用《通鉴》和王介甫《和王微之高斋三首》来解释［13］188。
第二，曾国藩在阅读老庄之学文献时，非常注重各文献篇章中的类似性或是互相引证之处。这一点，既能说明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阅读的理解程度、对老庄文献的熟知程度，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对于老庄之学阅读的认真程度。曾国藩在阅读《淮南子》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诸多节数与《庄子》极为相似，有记录的就有 13 处，如在读《淮南子》“太清问于无穷曰”节时，曾记“此段袭《庄子·知北游》篇”［13］189。此外，曾国藩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发现《淮南子》曾引用《老子》、《荀子》等书。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的引证，如在阅读《惜诵》“欲回以干傺兮”时，就引用《庄子》“仁义之士贵际”［13］193，足见曾国藩对于老庄之学非常熟悉且运用自如。
读书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技能，曾国藩受老庄之学影响深远。其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都参考老庄之意，在京师官居二品时，发出“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者又与先生之志相类”之感叹，早年热衷功名之心渐渐冷淡，后来又感慨“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晚年更是以老庄之学为阅读必备之物。
老庄之学强调精神与情绪的个体自然追求，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精神世界之所需。
参考文献: ［1］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47． ［2］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二) ［M］． 长沙: 岳麓书社，2011． ［3］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日记( 三) ［M］．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1579． ［4］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7． ［5］郭平兴． 曾国藩文献阅读实践与理论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6］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诗文［M］． 长沙: 岳麓书社，2011: 443． ［7］王澧华． 曾国藩诗文系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