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觉新的人生悲剧进行深入分析

　　 高觉新是《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人们对这一形象已有许多认识。许多人认为是其自身性格和身为“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笔者则认为：高觉新人生悲剧的产生固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是将“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作为其人生悲剧的原因不准确；准确地说，高觉新并不是因为自己是“长房长孙”，而是因为他是本房“长子”，在祖父与父母面前，他必须要“孝”，父母死后，他必须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而走向自己的人生悲剧。他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五四时期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和处于新旧思想交替时期人们的精神特征。
　　虽然对整个大家庭来说，高觉新的身份确实是“长房长孙”，但就高觉新这一房而言，高觉新的身份是“长子”，必须要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这才是真正决定他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的最重要原因。
　“责任”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正是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使得高觉新不得不与封建家长敷衍、妥协。高觉新自幼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受到过充分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封建道德意识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是非常深刻的。“孝道”要求子女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意愿，为了实现父母的意愿，哪怕是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委屈都是理所当然的。“长兄如父”的封建伦理观念则是中国文化中“孝道”观念的延伸，也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道德尺度之一。
高觉新的父母早亡，继母周氏软弱无能，又不是高觉新父亲的原配夫人，而觉民、觉慧与淑华年龄还小，在整个高家都没有充分的发言权。这样身为“长子”的高觉新就不得不自觉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重担。于是“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1]开始时“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2]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会把他拖得更加疲惫。于是他选择敷衍家人，“他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她们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3]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直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可无法回避的是，他还要在那个大家族内周旋。“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4]为了尽量地减少与封建长辈们的冲突，于是他采取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可见，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杂的家族斗争中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没有高觉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与义务，封建势力的明枪暗箭就会射到母亲与弟妹的身上。“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可见，即使高觉新不是高家的“长房长孙”，而是其他房的“长子”、“长兄”的话，为了继母和弟妹，他也不得不与封建长辈们妥协退让。正如小说中觉新所说：“我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为了妈我就是牺牲一切，就是把我的前程完全牺牲，我也甘愿。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做人，替爸妈争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实现了……”[5]
近代中国，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深陷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思想文化转型时代的颠覆宗法礼教的一场伦理革命，陈独秀、易白沙、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纷纷对封建礼教“吃人”本性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作为制度化儒学之骨干的礼教，其以三纲之说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伦理规范，受到西方现代性思想观念的全面挑战，而丧失了其伦理正当性。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锋芒直指其宗法主义家庭伦理道德。
而中国古典社会立基于宗法家族制度，儒教家庭伦理是一种以孝悌为轴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这种以父权为中心的依附性家庭伦理，以血缘关系的温情罗网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它表征着古代宗法社会之“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异化。马克思将现代化归结为由“人的依赖性”而“人的独立性”转型过程，并且将现代人概括为独立的个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追求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社会的进步。现代生活以个人独立主义为原则，这包括个人人格独立、经济上个人财产独立和政治上个人精神独立等内容。而儒教孝悌之说，则与个人独立主义相违，故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东方文化之短，在于不尊重个性，视个人仅为集体中不完全之部分，而个人之价值全为集体所吞没。高觉新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异化的牺牲品。高觉新的思想行为常常呈现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图景：他既是受过五四新思想影响，并真诚拥护新道德的新青年，同时，他又自觉地信奉并实践着人伦本位的、以“忠孝”为价值准则的传统君子道德。他的矛盾痛苦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五四我国家庭伦理道德转型时期的无数青年的精神特征。
为什么说高觉新的人生悲剧不是由于其身为“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造成的呢？笔者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主观方面
　　首先，在高觉新的内心深处，他对黑暗腐朽的大家庭是深恶痛绝的，而不是热爱拥护的。高觉新对其罪恶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高家外表上诗礼传家，但实则相互倾轧、荒淫无耻：高老太爷蛮横、六十多岁却娶了一位满脸脂粉的姨太太，还生了一个小儿子；高克定典当妻子的首饰在外花天酒地；冯乐山等人就更是披着羊皮的狼了。这些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只会用那封建礼教来要求别人，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梅、瑞珏、鸣凤、婉儿等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小说中许多地方写到了高觉新对他们非常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为自己不能够保护他们而深深自责。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高觉新“有一个新的发现，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6]
　　其次，高觉新在思想上并不守旧，与高家的封建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受到过新思想和先进文化的熏陶，并对这些新思想和先进文化始终怀着一种真诚的热爱与向往，他还憧憬着自己能够到德国留学深造。他默许弟妹去新式学堂上学、参加各种活动，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小说中的这些生活细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渴望新生活的觉新形象。同时觉新是一个善良的人，对梅、瑞珏、弟妹，觉新都是深爱的，甚至对于家仆，他也是充满同情的。　再次，高觉新在行为上固然有时对弟妹尤其是觉慧的某些激烈的反抗行为进行了一些劝阻，但与高家其他封建势力的破坏与阻碍有着本质的不同。高觉新劝阻弟妹的最主要的心理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是真心地想要维护什么大家庭的和谐与巩固（当然这是其行为带来的客观结果）。
最后，高觉新是整个小说中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苦难可以说比其他任何人要深刻而持久：事业的选择是由封建家长所决定的；与梅的悲剧是由封建家长之间在牌桌上微小的矛盾所造成的；妻子瑞珏的死是由封建家长“血光之灾”的迷信愚昧所造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觉新不可能有真心希望旧家庭能够持续长久的心理动机，他应该比任何人更盼望封建势力的垮台。在高觉新的身上表现的是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与艰巨性。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束缚，时刻处于新旧文化的冲击之中，其自我思想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到瑞珏因难产死去，他才真正明白了夺去他妻子的是吃人的礼教和愚昧的迷信。后来他选择支持觉慧出走，离开这个把人的个性活活磨灭的地方，去追求真正的幸福。这表明高觉新在思想上对封建大家庭深恶痛绝，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出走的觉慧寻找的无疑也是觉新自己那份失去的幸福。当然这种心理非常微妙，正因为其微妙所以很容易被读者忽视。
　　二、客观方面
　　第一，高家处于即将崩溃的边沿，家庭内部的各个势力互相倾轧，除了高克明外，没有任何人真心希望大家庭能够维持下去。在高老太爷在世的时候，这种争斗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与缓和，高老太爷死去以后，由老三高克明担任家长，但此时的家长已不是彼时的家长。尽管高克明竭尽所能，也不能够再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个真正的封建家长。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即使是在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内部已经没有多少人真心地希望旧家庭的延续。因此，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高觉新虽然身为“长房长孙”，但是作为封建大家庭继承人身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也已经丧失。
　　第二，在整个大家庭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如高觉民、高觉慧。他们是受到五四新思想和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新青年，他们的反抗对整个封建大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从他们违背祖父意愿上新式学校，到他们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再到他们抗婚直至觉慧离家出走等，其反抗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反抗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甚至他们还在旧家庭中培养和发展了新的青年——淑英。由于封建大家庭中叛逆者的出现，使得封建大家庭的瓦解更加迅速，其灭亡也是不远的事情了。
　　第三，虽然对于整个大家庭而言，高觉新确实是“长房长孙”，但是他作为封建大家庭未来继承人的使命并没有得到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高老太爷死后，整个高家新的家长是高克明而不是高觉新。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整个高家中，除了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外，高克明的家长继承权明显高于高觉新，他只不过是高家家长继承人的候选人之一，对维系整个大家庭的责任并不是最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在高克明病危期间，整个高家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高克明一死，那些长辈很快实现了分家的夙愿。可见，高觉新这位“家长”最多不过是当一回高家的分家主持人和见证人而已，对整个大家庭的维系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从主观意愿来看，高觉新对黑暗腐朽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有清楚的认识，是它的受害者，他对它是厌恶的，也希望它早日灭亡（即使对它有些留恋，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仅仅是高觉新对旧家庭情感的次要方面）；在客观方面，封建大家庭已经陷入了内外两重势力的破坏与攻击之中，其崩溃瓦解的结局也是必然的。可见，高觉新既没有希望封建大家庭继续下去的主观愿望，也没有维护封建大家庭的客观条件，认为“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是他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过于牵强。也就是说，虽然“长房长孙”是高觉新的身份之一，但并不是他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最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邓英华，于寒．中国现代文学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2]林志浩. 中国现代文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