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美学在西方的起源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对环境美学的兴趣开始出现在西方学者之中。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兴趣：对自然界美的事物的重新认知，对融入自然的各种活动的不断期待，例如徒步旅行、野营、划船、游览州立与国家公园等。这些活动过去一直是西方娱乐文化的一部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财富不断积累，休闲意识不断增强，二者的结合促使户外娱乐日益流行，也使一些边缘性活动如自然摄影日益增多。
这些兴趣开始激发学者们思考内在于如此多种体验中的各种价值。与此同时，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从对各种工业滥用以及它们对景观的破坏、空气与水源污染，到近年来全球变暖的诸多后果，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烈，对环境的关注日渐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了对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公共兴趣与意识。由于对户外活动兴趣的重新觉醒，再加上对环境滥用的担忧，一项国际性的环保运动迅速成形。除了那些由于目光短浅的开发活动而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修复的大量科学研究外，学者开始评估它们的伦理意蕴。作为对日益增长的危机的一种国际回应，出现了聚焦于不断增强的公共意识与政治行动的诸多群体。
这一兴趣影响了学者、科学家与政治活动家们。由于广泛的环境问题及滥用，伦理问题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因而，环境伦理学作为哲学兴趣的中心而出现。在黑格尔影响下，美学界主要关注纯艺术；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美学家们开始转向关注自然。这是朝着一个新方向发展的运动，而不是对陈旧问题的回归。经过最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目前已经成为学界所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环境美学。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们最初的研究是分散的：苏格兰的罗纳德·赫伯恩、加拿大的艾伦·卡尔森、芬兰的瑟帕玛，以及美国的阿诺德·伯林特。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关注点出发，逐渐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这一新兴的兴趣上。赫伯恩思考了对自然美各种形式的感受力及其想象的意义与形而上的意义，卡尔森的立场是依靠自然科学而来的一种认知立场，瑟帕玛通过文学所描绘的自然来研究自然，而伯林特则将其研究集中在对于环境的欣赏性审美交融上。
当这些学者意识到正在不断前进的环境美学研究时，他们开始在各种会议与出版物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年轻的研究者们很快就被这个领域吸引，他们将环境美学拓展到社会与政治环境，开始关注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状况与周围环境的审美价值。从它发端时分散的世界各处，环境美学研究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从1994年到2009年，在芬兰的不同环境中，瑟帕玛策划了一系列六个国际跨学科会议；接下来是中国在2003年、2004年与2009年所组织的若干大型国际会议。在法国、荷兰以及波兰等国都一直有会议举办，其他多国学者们也被吸引到对环境的审美理解中来。目前，遍及北美与欧洲的很多学者都在从事环境美学的研究工作。
环境研究也包括各门科学，并且它已经认识到了生态研究的重要性。生态视角向人们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洞见，帮助我们认识各种环境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不能被理解为独特的个体事件，而应理解为诸多模式与关联过程。生态学为发生在地球环境中的诸多转变提供了一种强大视角，最终都聚焦于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所形成的深层生态学。但是，将生态模式整合到环境美学之中的工作主要是一些中国学者做的。
二、中国的环境美学
对环境的兴趣与关注并不限于西方学者。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全球环境（以及政治）问题已经日趋显露，中国学者们开始对环境美学产生兴趣。他们发现生态视野尤其具有吸引力，并且运用它发展出研究环境美学的一种独特方法。他们采用科学的生态模式，也就是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成分构成的系统语境来研究环境问题，并称其为“生态美学”（或“生态的美学”）。生态美学体现了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悠远文化传统而形成的视野。比如，曾繁仁在《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重放光彩》中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背景之上的生态的生命的美学”［1］（P98）。因为对于环境的关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将中国的环境美学发展视为一种变体：也就是理解环境的审美价值这种理性探索的变体。我相信西方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兴趣，但在认知语境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差异。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差异是什么。
这些差异首先体现在，我们如何理解对环境的审美欣赏。程相占教授曾经指出，西方美学关注的中心是审美对象。［2］（P14）在对艺术的审美欣赏中，这点似乎很明显：我们集中于绘画、音乐、诗歌、风景等。然而，毫无疑问，风景不适合这一模式，因为风景并不是一个不连续的对象。更确切地说，连续不断的风景引导我们与它互动，这意味着环境欣赏的交融模式才是更恰当的。这种立场促使我们向中国的环境欣赏模式靠近：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二元对立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的亲和关系。程相占曾经指出，中国学者通常将英文术语“审美”（aesthetic）翻译为汉语词汇“审-美”；然而，不少中国学者将“审-美”理解为一个动宾词组，意思是“欣赏美的一种活动”。这就使得关于对象的美学（an aestheticsof objects）与关于欣赏的美学（an aesthetics ofappreciation）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清晰。
这一点让我们认识到，西方美学与东方美学对于环境的理解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各社会，人们通常谈及“这个环境”，也就是在“环境”这个词语前面加上定冠词the，环境就如同一个具体的事物。以这种方式思考环境，就将环境转变成了一个对象：这个环境，环境就成了某个与我们相分离并远离我们的东西。然而，对于中国美学来说，不存在对立或分离：“审美”表示一种“欣赏活动”，而不是将一个对象欣赏为“美的”。
这种理解推动了曾繁仁的研究。他在《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重放光彩》一文中，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如何缘起于一种以“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为主导的农业经济。他精辟地指出，在西方，和谐的审美价值存在于审美对象的形式特征中；而在中国，和谐被理解为天、地、人三者间的统一，体现为阴阳的相互依赖。［1］（P99）众所周知，生态美学（或称“生态的美学”）是一个复杂观念，它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发展方向。程相占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智慧C”理论。
正如奈斯将生态学的概念扩展到他所谓的“生态智慧”那样，程相占的生态智慧C是“生态圈中各种生命样态所激发的一种哲学世界观或系统”。
这是对生态学核心主题的一个精致发展，从而将生态学转变为一种具有多面性的哲学，里面渗透着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程相占提出的生态智慧C包括八个要点，诸如儒家思想、共同体、《易经》与“通物”等。
他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将生态学所包含的思想萌芽普遍化有着丰富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看到，环境美学在中国有着对等发展：它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同类着作，而且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审美探索赖以发生的哲学语境。
我下面将要说明，这两种立场可以互补，能够通过相互理解而得到共同提高。
三、西方与东方环境美学立场的差异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理论形态是环境美学中两个互补性的发展形态，二者各有其独特贡献，试图将它们统一为单一的运动是不公正的。
西方理智型文化的特点是，追求研究那些明确限定与清晰界定的问题。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这种方法的运用一直非常成功。然而，在需要综合视野的一些领域中，它的运用却并非如此有效。过去半个世纪中，大多数西方哲学探索已经试图效仿科学的狭窄视野，同时，放弃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努力追求的全面范围和全面理解。然而，当西方哲学讨论到环境的审美欣赏时，这种立场就是不充分的，并且，哲学研究已经将伦理、社会、政治与审美结合起来，同时还吸纳了生态立场与其他科学的立场与学科。不仅自然环境，还有城市环境、社会环境甚至是政治环境等，都已经成为丰富的研究领域。这种扩展是必要的、应该鼓励的。
从传统上看，中国自然美学一直主张一种比较宏大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生态美学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里，伦理与审美是不可分离的，与西方哲学中两者分离的特点有所不同。程相占将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明白：“生态审美欣赏是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审美活动，是对于传统美学理论中审美与伦理关系的生态改造与强化，生态意识是生态审美的必要前提条件。”［2］（P70） 程相占的观点正是西方美学家们开始共同思考的，也就是说，将伦理影响从审美欣赏中排除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谈及环境问题时。事实上，他将这种思想拓展为一种丰富的生态人文主义，他称之为“批判美学”：不仅要批判传统审美观念的理论谬误与现实罪恶，而且也要从物种的角度，批判、反思人类这个物种天性中所具有的审美偏好，即所谓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必须基于“爱物”，即进行生态欣赏。［2］（P84） 上述思想借鉴了杜维明的相关论述。杜维明曾经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详细阐述为一种基于生态学视野的思想，他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一文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意味着人类景况中四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自身、社会、自然和上天”。这四个层面包含如下关系：即自身与社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和谐关系，人心与天道的互动，知性、修身以达到三才同德。［3］（P205-208） 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环境美学立场的差异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西方美学家们在研究艺术与自然中的美时，总体上仍然接近于传统美学学科。他们从那个基础出发向外拓展，研究范围包括了城市美学、社会美学、政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日常生活美学。那么，西方与中国两种传统是否有可能融合呢似乎存在这种融合的迹象。
高主锡是一位韩裔建筑师兼学者，他较早在东亚哲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建筑观念。
2008年，我应邀参加了程相占所主持的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的研究。在2008年9月的学术通信中，我们讨论过高主锡的学术成就。我当时提出，生态美学包含着整体性的环境系统观念，这种环境系统既是和谐的，又是动态的（也就是持续的变化），这是环境的生态部分。从审美上解释它，将意味着将之纳入人类的知觉体验中。或许这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程相占同意这一点，但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整体性的环境系统观念”他提出的思路是，要根据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来解释这个关键问题；只有通过生态学领域的关键术语，我们才能提出一种“生态美学”。
在此，我想回顾一下我早年的一部美学着作《审美场》。该书提出，审美场是理解审美体验的语境性框架。［4］（P5）《审美场》最初主要关注对艺术品的审美体验，并且将如下四种活动放入那种功能性过程中：创造、欣赏、对象以及演出等。同时，它很快被运用到环境欣赏之中。
在我看来，要提高环境美学的未来，需要把中国学者所理解的和谐观念运用到西方与东方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上。两种取向都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洞见，都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方向。
这种和谐不需要掩盖两种理论取向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它还将提升二者。西方环境美学可以继续其探究的诸多特定方向以及多方面拓展，同时吸收如下一种哲学观念：将环境美学置于一种更大的人类与行星语境及意义之中；中国生态美学可以从其丰富的传统与学术历史视角出发，结合当地问题而开掘出独特的探索。两种传统的融合所形成的主要焦点是：集中研究审美体验与审美欣赏的语境性特征。这种方法将统一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欣赏与对于环境的审美欣赏；并且正是在对待环境的时候，生态美学能够展示它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曾繁仁、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2］ 程相占、阿诺德·伯林特、保罗·戈比斯特、王昕晧：《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3］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