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从史出的推进方式
近三十年来，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问题，这就是缺乏理论深度的平面描述和涉及总体问题的理论偏差。第一个问题较为明显，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各种理论现象的归纳分类和平面描述上。由于理论观念不同，所选研究对象也不相同，有的研究仅选择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几家理论进行研究，然后加以评说；有的尽管对以前研究不多的美学家如邓以蛰、滕固等人进行专题研究，却将蒋孔阳、高尔泰、刘纲纪等遗漏在外；有的将９０年代的 “后实践”美学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但却遗漏了高尔泰美学；有的描述了大量的文艺现象，但宗白华、蔡仪等却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等等；这些研究也试图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但理论阐述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第二个问题涉及深层理论问题。当前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存在的最普遍和最根本的问题，是对王国维美学的理解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全局性误判。２０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将王国维美学确定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关节点，这一点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问题在于，多数学者同时认为，中国美学之所以出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王国维美学之所以具有历史关节点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美学的传入以及由此形成的将审美与生活分离开来的超功利性。这样一来，将审美现代性等同于审美超功利性，将审美独立性等同于孤立性，将审美特性视为超脱空灵等，这种将审美自由与社会功利对立起来并大幅度 “内转”的观点，成为 “现代性”范畴的基本内涵和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核心理论。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中国现代美学的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理论格局就被模糊或遮蔽了，而通过历史研究获取经验和启示的目标已变得遥不可及。
按照这个偏差和思路研究２０世纪中国美学，那么贯穿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线索，就成为以各种方式不断呈现出来的孤守内心的审美空灵论。这条封闭性的 “主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由此出发，现代审美意识向社会生活的扩展及其理论建构将受到排斥，关注历史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受到质疑和批判，认知思维作为审美意识不可缺少的维度将被舍弃；这种 “内转”视角带有天然的盲区，它在肯定朱光潜审美特性理论的同时，对其审美绝缘论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它对宗白华古代意境理论的接受远胜于对其现实立足点的关注；对高尔泰主体存在论和美感论的接受，大多完全忽略了其深切的现实感应；而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从实践内转情感的失衡，则被视为回归现代美学正轨的体现。同样，这种 “内转”也难以发现所谓后实践美学所产生的双重效应：以生存和生命对实践美学的 “超越”，不仅阻遏了现代人将美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努力，而且也将现代人从现实生活获取动力的情感体验置于悬空漂浮的状态；在这种 “超越”之下，中国现代美学内外拓展、对峙互补的理论格局将不复存在。
纯审美的空灵境界带有深刻的古典主义的历史烙印，它与纯功利的世俗欲望在古代美学中具有同源共生和联动互证的关系；由于审美现代性与审美空灵论的合流，当前的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已经不可能形成自觉的历史反思的意识，亦即无法站在更高的理论基点上认识这种同源共生的关系，从而看清其中隐含的纯审美与纯功利两极摆动和周期换位的机制；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研究将审美空灵论视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主线，它实际上默认了艺术工具论存在的合理性，例如：面对“文革”艺术及其典型论的美学特征，从 “生命美学”出发的研究也只能用 “英雄美学”加以概括，而不能深入地阐述其深层的规律；再如８０年代后中国美学从 “文革”的纯功利转向纯审美，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又从纯审美转向纯功利，面对这些现象，当前的美学研究大多未能发现和揭示其两者暗通的实质，而是跟随着审美空灵论与艺术工具论的各执一端的博弈，将古典主义全面导入中国美学的现代进程。
笔者对王国维美学的理解以及对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与上述误判有根本性的差异①。王国维美学的重点和关键，并不在于主张审美与生活分离的超功利性，相反，他对欲望与痛苦的深切感受，对壮美 （崇高）与悲剧性的创新论述，明确地表达出迥异于古代中和之美的基调，而其境界说对 “有我”与 “无我”、理想与写实，主观与客观等问题的论述，实质上以胚芽的形式浓缩了现代审美意识向人的内外世界大规模扩展的历史趋向；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的视野中，审美不是与生活分离，而是自觉地全方位地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
第一，揭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和基本矛盾。现代人以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其内外世界，这是审美意识及理论思维进入现代历史的主要根据，也是观察和研究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基本视点。进入２０世纪后，中国美学逐渐形成两个对峙互补的现代理论体系：一个以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主轴，偏重论证主体实践、理性认知、感性直觉和现象再现等核心范畴；另一个则以美与内心情感的关系为主轴，偏重论证主体存在、感性意欲、理性观照和抽象表现等核心范畴。
这两大美学体系的对峙互补形成贯穿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全程的主导线索，也成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动力。然而矛盾对峙并非绝对排斥，双向生成不过是现代人大规模拓展其内外世界的理论表现；美学史研究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两大体系的内在关联，由于前一个体系直接通向美的社会生活之源，因而要特别关注其对２０世纪整个中国美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和保障作用。
通过这条主导线索，学界应以 “论从史出”的方式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范畴体系。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现代美学百年历史的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隐含着一个逐渐生成的具有对峙互补关系的多层面的范畴体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主体实践与主体存在两大范畴规定了现代美学不同于古代客体性原则的历史走向；在人性论的层面上，理性认知与感性意欲两大范畴展现了现代人远超古代狭小时空的感应视野；在美感论的层面上，感性直觉与理性观照两大范畴论证了古代美学无法提出的审美特性的课题；在艺术论的层面上，现象再现与抽象表现以古代无法企及的方式引领了现代人审美创造的主导倾向。
第二，提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必须面对的审美特性问题。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水平和理论纠结，集中体现在审美特性问题上，亦即体现在对审美与生活的关系的理解和论证上。审美特性问题是历史赋予现代美学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现代美学两大体系在提出和论述问题的重点及方式上各不相同。以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主轴，在审美问题上偏重认识论，它强调以情感溶解认知的方式形成审美直觉，通过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原生现象而展示历史现实的深厚底蕴；以美与内心情感的关系为主轴，在审美问题上偏重存在论，它强调由情感带动理智而形成的审美观照，通过建构复杂抽象的形式来表达现代人来自生活的内心体验。
通过上述研究，学界应以 “论从史出”的方式把审美特性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推进对于审美意识内部结构和历史差异的理论研究。审美意识有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审美特性是思维认知和功利意欲的一种特殊的合成状态。个体感性地位的低下及其与社会理性的抑制性关联，这是古代美学无法自觉提出和深入论证审美特性这一重大课题的历史局限。近代以来个体感性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引发的古代理性的历史转变，这是现代美学在审美问题上走出古代困境的历史条件。
当今美学提出的建立新感性与新理性，与发展审美独立性实质上是同一个历史任务；这就是说，审美既区别于认识和意志 （情感），但它又可以内在地包含容纳二者。在现代美学看来，强调审美的独立性与审美同时包含重大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强烈的意欲追求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在美学的现代行程中逐步解决。
第三，关注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的古典主义延滞问题。中国美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并未割断历史，古代美学遗产如何通过历史更新而成为现代美学的宝贵财富，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学界应高度重视对古典主义负面影响的考察，更强调关注古典主义向现代美学的延滞以及由此形成的与现代美学的复杂关系。可以断言，对古典主义延滞及其封闭性的关注，将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触及２０世纪中国美学艰难曲折的历史命运。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应以 “论从史出”的方式深化对古典主义问题的历史反思和理论阐述。在确定古代审美意识、古代美学和古典主义三者内在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应当揭示古典主义阻遏现代美学发展的两种机制，即衍生客观性假象和诱发空灵境界。前者以抽象本质论封闭了现代美学通向社会生活的道路，艺术通过对感性现象的真实再现而触及的历史底蕴，被代之以对生活的本质主义的主观处理；后者则以超脱境界论封闭了现代美学通向情感世界的道路，艺术通过构建抽象形式而表达来自生活感受的情感体验，被代之以营造疏远人生的天地境界。这种对古典主义延滞问题的研究将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新的元素和成分。
二、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其基本动力和内在根据来自内部，来自宋明以来从狭小封闭的境界的突围，从而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审美世界的历史要求。西方美学的传入和影响，只是一种外力作用和促发因素，而绝非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此，从中国美学自身的历史转换和扩展趋向入手，关注中国美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不同于古代的历史要求和特点，力求在全面、客观地呈现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图景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重点研究和解决。中国美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以及形成的复杂格局和曲折历程，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以这个关键性问题为线索，应重点关注和解决以下问题：
１．澄清学界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误解。审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将社会功利性和审美特殊性真正统一起来，而它们在古代美学中基本上是分离的；艺术教化论重前者，审美空灵论重后者，将审美现代性理解为生活与审美的分离，这正是古代美学的历史特征。
２０世纪中国美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从生活与审美的隔绝分离转变到生活与审美的高度统一。在审美现代性的视野中，生活的广阔和深度远远超过古代，但它又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对审美现代性来说，审美特性只有在生动展现社会生活和深度包容社会功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２．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影响和地位。在现代美学分别向社会生活和个体内心两个方面扩展的理论趋向中，应当特别重视美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这种关系对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根基或基础的作用。因此，应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追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的具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和根本精神，研究中国美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有方式以及由不同的解读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过程的复杂性，在肯定其学习借鉴苏俄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反思其移植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确立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思维的方法历史具体地理解美学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的地位。
３．现代艺术的再现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髓在于将美深植于历史和现实，在于强调审美与生活的高度统一，并通过艺术的再现性揭示历史现实的深层规律。然而将现代美学的再现论混同于古代美学的模仿论至今仍是中国美学的一处硬伤。
为此应探讨以下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倾向与古代美学的艺术教化论有何重大的区别，以后者混同并取代前者，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关注的现实主义的再现性，在２０世纪中国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中是否真正发展起来，中国现代社会生活是否像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期待的那样，真正进入了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和艺术的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被弱化或曲解的情况下，在历史现实被虚化或搁置的情况下，２0世纪中国美学和艺术是否能够真正进入个体心理世界并展现出情感体验的深度和力度。
４．西方美学接受史研究。对西方美学尤其是对其近现代美学接受史的研究亦占有重要位置。从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康德美学开始到当今美学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理论的研究，除了 “文革”时期的中断，２０世纪中国百年美学对西方美学的译介接受一直在进行。从总体看，在社会和个体、现实和心理、理性和感性的关系上，西方近现代美学更偏重后者；后者与前者互补而生、互动而进，朱光潜美学和新时期美学译介西方美学的意义正在于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在开创社会生活之美的同时，还在深拓内心体验之美，这就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由于西方近现代美学体系繁多、理论驳杂，对其接受过程的各种解读乃至误读需要认真识别和清理，例如：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是先求古代和现代的历史阶段之同，后求地域民族文化之异，还是仅仅局限于后者；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对个体心理和情感表现的偏重，是否就是向东方或中国古代美学靠拢，两者是否有深刻的历史差异；那些追求时髦、制造热点的新潮理论又存在哪些弊端等。
５．古代美学更新史研究。古代美学是现代美学的母体，现代美学的所有重要问题均有古代美学的背景。古代美学必须经过现代诠释才能融入现代并产生积极影响。２０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对中国古代美学已有深入的研究和精深的阐述；２０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又有新的推进，理论形式更具系统性和体系化的特点。除了重点阐述古代美学的更新史之外，还要关注古典主义对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的负面影响，关注古代艺术教化论和审美空灵论的渗透干扰和抑制封闭作用。艺术教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关注社会生活问题上看似相同但其实差异极深，前者表达功利欲求，后者揭示现实真理；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或重共性一般普遍或重个性具体特殊的两种典型理论，正是这种差异的体现。同样，审美空灵论与主体存在论在情感心理问题上看似相同但仍有深刻的历史差异，前者表达散逸超脱的宇宙情怀，后者则展示来自生活深处的内心体验；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或绝缘孤立封闭自足或植根生活激发情感的两种意境理论，亦为这种差异的体现。以上两种差异的生成机制及其相互交织的复杂格局，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
６．美育理论研究。现代美育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人性结构的基本状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对现代美育来说，理性从天界彼岸向人的水平回归，以及感性从生物底层向人的水平回升 （中西古代略有差异），人性结构由此出现从古代转向现代的转变，这是其理论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２０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基本偏差在于，它所理解的人性结构大多处在理性回归的缺失状态，而其着力突显的感性和情感也只能处在无根的失重状态。由此应着重探讨以下问题：将美育理论的现代性分解为所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审美两个对立的方面是否正确；将美育和社会理性的方面分离开来，将孤守于个体心理的古代美学的空灵境界等同于现代人性的自由境界，这是否符合现代美育的基本原则；美育走向社会生活，是否就是对审美的否定，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和艰难困苦的现实人生，是否只能使美育陷于短视的功利而不能造就健全的人格和伟大的魂魄；美育是否就只能如其当今处境那样，除了在纯审美的内心体验和纯功利的世俗欲望之间徘徊摆动之外就别无出路。
７．新时期美学 （可延至新世纪最初十年）的纯审美内转和纯功利外扩。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在西方美学的译介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较以前的各个时期有明显的进展，然而在美学思维的历史意识和理论的现实感受上，进展不大甚至有所倒退。需要重点研究艺术教化论和审美空灵论的干扰封闭作用：后实践美学在混淆艺术教化论和实践美学并严厉批判后者的同时，又将审美空灵论等同于主体存在论并完全倒向前者；文化研究与 “后实践”美学同根相生但取向相反，它在走出 “审美孤城”的同时，又以新的形式陷入与艺术教化论同一范畴的美善混同的纯功利境地。纯审美内转和纯功利外扩以及两者的周期性摆动换位，成为新时期美学的基调和仍在古典主义阴影中徘徊的标志。对这两种倾向的古典主义实质的识别以及对其复杂的运作模式的研究，也是研究的重点问题。
三、四个阶段的历史分期
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起始点恰好出现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因而以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作为研究对象并非仅仅选择了一个历史纪年意义上的时间流程，而是面对着一个不同于古代的蕴涵深刻的新的历史过程。根据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过程的不同特点，可将王国维以来的百年美学分为四个阶段，通过这四条前后衔接的 “史”的线索，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生成流变的曲折过程和偶然现象具体地展现出来，将不同美学家和理论现象的前后衔接承续的基本线索清晰地勾勒出来，在完整再现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图景的同时，揭示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复杂格局和主导趋向，在展现 “史”的线索的同时，以 “论”的形式展示美学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
１．从２０世纪初到２０年代末是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初始启动阶段。这一时期重要的美学现象有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鲁迅早期美学思想和周作人、胡适等人的美学观，茅盾、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同人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的美学倾向，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等人的美学研究，陈独秀、李大钊以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对初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
本阶段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了解中国古代美学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特别要关注宋明以来中国美学的历史新变及其与现代美学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入理解中国现代美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换的必然性和特殊性；第二，在中国现代美学历史起点的确立问题上，纠正当前普遍存在的对王国维美学的错解，从起点的精微之处入手，对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趋向做出准确科学的判断；第三，中国现代美学在２０世纪创建之初就包含着美育理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都关注美育问题，要重点研究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中国特色；第四，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双重性格及其对艺术教化论和审美空灵论的导入；第五，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美学思想的关联。
２．从２０年代末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时期中，那些曾处于萌芽状态的倾向和线索已初步展开，可视为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初步推进阶段。这一时期的美学现象趋于复杂多样，鲁迅美学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蔡仪等的各具特色的美学理论相继出现；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体现在文艺思潮论中的美学思想和倾向，也是本阶段的研究内容。
本阶段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和传播，重点研究鲁迅和瞿秋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奠基者、开拓者的地位及作用；第二，以 “政治”还是以 “生活”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解读，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美学现象，鲁迅之后的胡风、冯雪峰，瞿秋白之后的周扬、蔡仪，分别代表这两种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补充的解读方式；第三，继王国维之后，这一时期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借鉴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整理研究进一步发展，重点研究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要关注朱光潜艺术绝缘论的古代烙印和宗白华诠释古代意境理论的现代视点；第四，文艺思潮与美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以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和电影等文艺的感性现象来印证美学思想的理论逻辑问题。
３．１９４９年至 “文革结束”，研究的重点是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前期发生的美学大讨论，以及由此形成的以李泽厚、蔡仪、朱光潜和高尔泰为代表的各种美学派别；对大讨论的研究应包括对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吕荧、洪毅然、马奇等人美学思想的研究 （吕荧美学实质上偏重社会理性，与高尔泰美学不同）。姚文元美学出现在五十年代后期，应将姚文元美学以及由 “文革”文艺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纳入研究的范围；文艺学建构属于美学范畴，本时期还应研究五十年代苏联美学和文艺学如涅陀希文、季莫菲耶夫、毕达可夫、柯尔尊等人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研究以群、蔡仪、巴人、蒋孔阳等人的文艺理论体系及不同倾向。胡风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即 “三十万言书”，１９５４）也在本时期研究的范围。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以及两种因素的矛盾交织，将是观察和思考这一历史过程的总体背景。
本阶段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美学大讨论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现代美学主导地位的意义，它对２０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格局和学术形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二，这场美学讨论的局限性如对美的本质的最一般的规定尚未上升到对美的特质问题的探讨，政治批判与学术研究的混同等；第三，胡风文艺思想所体现的与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相关的规律性的东西，如现代文艺审美再现性的萎缩及困境等；第四，“文革”并非美学空白，它缺少体系性的理论形态，但并不缺少指导文艺创作和审美判断的美学原则，回避或缺少 “文革”十年历史的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将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研究，关键在于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揭示其古典主义延滞或复归的历史内涵。
４．改革开放启动至新世纪之交的美学历史。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以及两种因素的矛盾交织，仍是观察和思考这一历史过程的总体背景。进入新时期后中国美学出现复兴局面，美学现象丰富多彩，这个时期主要研究从关于 “共同美”、“人性论”、人道主义、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学主体性”、后实践美学到审美文化讨论的发展演变历程；８０年代以后形成发展起来的新的美学流派如周来祥的和谐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等新学科的建设，台港徐复观、方东美和唐君毅等人的美学思想及其与大陆美学的学术交流，以及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新理论、新流派的译介，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整理，均在本时期的研究范围之内。在马克思主义美学遭遇认同危机的情势下，许多美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方法的坚守和贡献，也属本阶段的研究范围。
本阶段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梳理新时期美学形成的纯审美的超越内转与纯功利的世俗外扩这两种主要倾向，揭示其共生互证和周期性换位的逻辑关系及其向古典主义倒退的实质，其中后实践美学的生命美学、超越论美学等与前者相关，文化研究及其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则与后者相关；第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深入论证审美与生活的关系，区分再现与模仿的历史差异，纠正空灵超脱的审美偏向，促进艺术与现实人生的深度结合；第三，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西方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特点，找准其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契合点，避免简单化的移植套用和追求时尚的翻新炒作；第四，探索中国美学独有特色的文化根源，展示包括意境在内的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全貌，区分中国古代美学的抒情写意传统与西方近现代美学注重情感表现的历史差异，在更新转换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第五，本时期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美学理论的关系；第六，对百年历史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如前所述，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深层结构可以概括为一个流动的范畴体系，即主体实践与主体存在的分化互补、理性认知与感性意欲的对峙扩张、社会崇高与自然崇高的交叉转换、感性直觉与理性观照的审美特征、现象再现与抽象表现的现代基础等。进一步的研究应深化和扩展已有的理论成果，以辩证思维的视野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百年中国美学的历史图景，系统总结百年美学的历史经验，深入揭示包含在深层理论问题中的脉络、格局、主线和走向，对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概念、范畴、体系、关键词和话语方式等的演变进行更系统的梳理，在美学理论上实现一次新的提升，填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