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本质一直被视为美学的基石,消解了美的本质,就不可能有任何理论形态的美学。这一基本观点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形态的建构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就是围绕“美的本质”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最具代表性和最具生命力的美学理论形态。但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反本质主义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脱胎于西方分析哲学的分析美学更是被国内一些学 者 奉 为 时 代 之 精神,并借助于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批判,进而否定“美的本质”存在的合理性,将其视为一个“伪命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也成为质疑的对象,因其坚持以“美的本质”为美学理论的核心命题而被斥为未能跟上西方学术科学化的步伐,因而是难保长久的生命力的。
借助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批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已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重要路径。其核心观点即,“美是什么”这种命题方式意味着“美”应该是一种实体,然而,根据分析美学的语言分析,只存在着“美”的概念,根本不存在“美”这种实体,因而“美的本质”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观点和推论是缺乏合理性的,本文将通过对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成效及其困局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坚持从“美的本质”出发所取得的实绩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予以澄清。
一、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与成效 张法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来批判“美的本质”,是最早否定“美的本质”的国内学者之一,其观点集中在《对美的哲学的哲学批判———分析美学之精神》和《为什么美的本质是一个伪命题———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美的基本问题》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的主要段落也是其《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一书中有关西方分析美学的主体部分。张法教授指出,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主要用三种方式否定了“美的本质”:第一,从图像论来看,世界并无与“美”相对应的实体存在;第二,“美”的词性使得人们误以为有所谓的“美的本质”存在;第三,“美是什么”这一句型使得人们误以为有所谓的“美的本质”存在。
以此三者为据,张法教授认为“美的本质是一个假命题”。
图像论认为,图像与世界是相对应的关系,而命题则是世界的图像,因而,命题与世界也是对应关系。“美是什么”这种对“美的本质”的追问方式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在世界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与“美”相对应。这也是古典美学从柏拉图以来面临的困境,由于在世界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与“美”相对应的实体,致使美学在“美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上追问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美的本质”的不断追问,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不同的美学家对“美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建立起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体系。
美学史上如此多的美学体系并不能说明对“美的本质”的追问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证明“美的本质”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而只能说明这种将“美的本质”作实体思考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而张法教授认为:“图像与世界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决定了命题的可证实性。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为可证实的和不可证实的。可证实的命题,与事物或世界是对应的,是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就没有对应物,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关于美是什么的命题,都是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这个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西方现代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以及分析哲学不遗余力地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观,拒斥有关“美的本质”的空疏的讨论,甚至否定“美的本质”的存在,但是我们须注意的是:第一,否定“美的本质”的存在的这一系列论证的一个前提是将其作实体来思考。因此,我们可以说,自柏拉图以来把美的本质(美本身)规定为实体或实体存在的“理念”的这一思路已经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而不能证明“美的本质”是一个伪命题。第二,这一论证混淆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上”这一对不同的概念。
“美的本质”首先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问题,而非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只有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先验地、静止地存在的实体或实体理念的时候,“美的本质”才从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沦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归于“形而上学”的命题而视其为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势必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例如,中国美学思想中的“美在意境”这一命题,就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如果按照张法教授的图像论逻辑,这一命题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因此,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是:否定西方古典美学语境下,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而非普遍意义上作为“形而上”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同样地,张法教授从“美”的词性和“美是什么”的句型两个层面上否定的“美的本质”其理据依然是将“美的本质”视为实体来加以否定的,因而否定的只是西方形而上学美的本质观,而非命题本身。因此,“美的本质”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并非一个“伪命题”,而是需要进行重新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
此外,从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际成效来看,也并未真正消解“美的本质”,也只是否定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李志宏教授在《“美是什么”命题辨伪———认知美学初论》一文中就坦诚,“语义—分析美学只是否定了美学概念存在的合理性及对之加以定义的可能性,还不能否定‘美’、‘艺术’等等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承认美本质的存在的。”
并且引用了分析美学先驱之一的摩尔的观点来说明这一点。刘纲纪先生也指出:“坚持拒斥本体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蒯因,不得不重新提出本体论的问题(参见《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后期维特根斯坦 也显 示了某种向 本 体 论 靠 近 的 倾向。”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本体论倾向就在于他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以“家族相似”理论否定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而回答了作为“形而上”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与作为“形而上”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二者的差别在于,“形而上学”将“美的本质”作为一个实体来思考,而后者则将其置于一个开放的语境之中。但其共同点都在于探寻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中美之为美的共同规定性。古典美学之所以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被现代思想所摒弃,并不是因为它试图在众多审美现象之中探寻出一个共同的本质,而在于它试图将这个共同的本质界定为一个唯一的实体或者实体理念。而维特根斯坦否定的也仅仅是试图将“美的本质”界定为一个唯一的实体或者实体理念的企图,而非否定了问题本身。因为他所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正是对“美的本质”的一个区别于古典美学的回答。这个回答的关键在于将古典美学认为存在的一个共同本质重新阐释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家族”,而这个具有相似性的开放“家族”就是众多审美现象背后的一个共同的规定性。只不过,这个共同的规定性非一个唯一的实体或实体理念,而呈现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从而从形而上学的泥淖中走了出来。
因此,从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和实际成效来看,分析美学并未否定“美的本质”这个命题本身,而只是否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将其还原为一个“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因此,企图借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批判而将“美的本质”斥为一个“伪命题”是对分析美学的“误读”。
二、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后的困局 分析美学,尽管在消除形而上学美学笼罩在“美的本质”上的神秘色彩这点上居功至伟,但亦有矫枉过正之嫌疑。在批判了“美的本质”之后并没有真正走出西方形而上美学的“困局”,反而使得西方美学陷入了整体的“沉寂”。正如瑟尔维斯 (A.Silvers)指出的那样:“当分析美学家努力澄清他们那个含糊不清的领域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发起的这种行为比他们努力根除的那些行为更为沉寂。”
分析美学在批判形而上学美学的同时,并没有使得美学变得兴盛起来,反而使得美学更加沉寂,如在美学理论的构建上就乏善可陈。这种“沉寂”实际上是分析美学在批判“美的本质”之后陷入的困局。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分析美学批判形而上学本质观的“语言”,并不是消解形而上学美的本质观的有效“技术”,反而成就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本质观。第二,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批判,仍然局限于“解释”“美的世界”,而关键在于“改造”“美的世界”。
首先,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超越形而上学本质观这一点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对形而上学本质观的超越具有启示意义。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用法即意义”,从语言分析这个角度消解了命题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而将之转换为一种语境关系,即语言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其使用的具体语境而具体地生成的。因此,“美是什么”不能作形而上学之思,“美的本质”是在具体语境中动态地生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美的本质”的消解,而是对过去将“美的本质”作实体来思考的形而上学本质观的消解,代之以具有开放性的“家族相似”理论。不过,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用法即意义”只是从语言分析这一个单一的维度回答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开放本质以及美之为美的多层性和开放性。而我们的世界并非属于单一的“语言世界”,按照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语言并不能够真正言说我们处的世界的。
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用法即意义”所仰赖的语境系统并不能指向确定的语义,在开放的语境系统之中,语词不断地处于区分之中,因而意义不断地被延宕。这种区分和延宕使得“家族相似”理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意义不断地被延宕的语境系统中,这个相似的“家族”也就被不断地分化,而不再成其为一个“家族”,其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只是从一个开放的角度回答了“美的本质”,揭示了在众多审美现象背后并非有一个先验地存在的所谓作为本质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具有语境性质的开放“家族”。这一阐释,解决了不同审美现象、艺术门类之间“美的本质”不可“通约”的困境,却不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性。从根本上讲,这与过去的西方传统哲学一样,依然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只是比过去的古典哲学家们更好地解释了“美的本质”,从旧的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观走了出来,但还没有根本解决作为美学大厦根据的“美的本质”问题,更没有真正回答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创造、审美的心理因素等基本问题。沃尔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就非常坦率地指出:“20世纪分析哲学的光辉并没有光临艺术哲学的领域,这是毋容争议的。……绝大多数分析哲学的名流根本没有将时间花在对艺术的思考上。”
也就是说,分析美学只是在批判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观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未真正进入美学领域,只是一种元批评,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美的世界”。因此,分析美学在批判旧的形而上学美的本质观的同时,反而使美学变得更加“沉寂”。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坚守的“语言分析”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未给美学提供建设性指导,造就的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本质观。因而,在面对西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攻讦时很快就式微了。
国内一些学者对于分析美学陷入的困局,不仅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被一些学者极力吹捧,并以之否定实践观美学。比如,张法教授认为分析美学精神是时代精神;李志宏教授认为实践观美学只是在重蹈业已被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否定了的西方古典美学的研究之路。
而反观李志宏教授对美的看法,却不敢苟同。他认为:“事物之所以美,并不取决于美本质或美属性,而是取决于认知结构中形式知觉模式的建立及其显效状态。形式知觉模式是将事物形式与好感相连接的枢纽,是美感形成的条件。”所谓的“形式知觉模式”,就是康德所主张的运用质、量、关系、模态来规定美之所以为美的翻版。可见,并非是实践观美学在重蹈西方美学的老路,而是李志宏教授在重弹德国古典美学的老调。
这些观点和论调,不仅没有认识到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成效及其面临的困局之所在,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当代美学,特别是实践观美学在破解西方美学遇到的困局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所取得的实绩,就匆匆忙忙将“美的本质”斥为一个“伪命题”。这不仅是不合理,也是不符合中国当代美学的现实情况的。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取得的实绩 国内一些学者对“美的本质”的否定,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否定。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一直坚持将“美的本质”视为美学大厦的根基,并且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典范,最具代表性。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往往是以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批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或者以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否定,来否定“美的本质”。前者没有意识到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成效以及随之陷入的困局;后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坚持将“美的本质”作为美学大厦的根基所取得的实绩这一基本事实。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利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的人化”、“劳动创造了美”等论述来阐释美,认为人是实践的产物,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
80年代刘纲纪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美学与哲学》等着作,明确地以社会实践本体论为基础,以创造自由理论为核心,以审美反映论为艺术本质,构建起一个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体系。
90年代,蒋孔阳在《美学新论》中提出“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等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90年代以后,张玉能、朱立元、邓晓芒等人倡导的新实践美学在回应“后实践美学”的质疑的同时,不断地完善实践美学体系,取得了卓着的成绩。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已成为中国当代美学最具代表性和最具生命力的美学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坚持将“美的本质”作为美学大厦的根基,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将“美的本质”置于一个开放的、创生的、多维度的社会空间中,不仅摆脱了形而上学将“美的本质”视为实体所陷入的困境,而且摆脱了分析美学不能为美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建设性指导的尴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美是人类社会生活产物,它的本质并不先验地存在于人类文明诞生之前的史前社会,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性地创生的。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物质(“水”或者“火”),也不是精神(“理念”或者“绝对精神”),而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即实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而,“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属性紧密相关,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同时,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前提的社会实践本体论。
社会实践本体论跳出了从物质或者从精神来探讨“美的本质”的泥淖,将原本对立的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统一于物质生产实践。这种统一即是美、美感产生的根源,因为只有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我们才能够消融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达到统一,而这种统一最终所带给人的正是一种自由的愉悦和自由的境界。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而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一切需求的满足和实现都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而美正是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不断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之后走向精神追求的过程中动态地生成的。这里的“美”并不是指“美的事物”(审美对象),而是“美的本质”;而“美的本质”的动态生成性指的是“美的本质”不是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而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中动态地生成的能够将“美的事物”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并非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独有的性质状态。
具体而言,这种独有的性质状态是一种自由、和谐的境界,这种自由、和谐的境界只有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在不断地满足了人的物质生理需求之后走向审美需求才能够动态地实现。如果我们把“美的本质”视为一个“实体”去说明各种感性存在的“美的事物”,就如同刘纲纪先生指出的那样把“物质”视为一个“实体”一样可笑:“把‘物质’视为一个脱离自然界各种感性现实的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实体’,并用它去说明各种感性现实的具体事物的产生,那就像黑格尔把‘水果’这一概念变为一个‘实体’,并用它去说明苹 果、梨 子、李 子 的 产 生 一 样,是 完 全 荒 谬的。”
因此,“美的本质”与“物质”这一概念一样,是一个规定着各种感性的现实存在着的具体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性,不同之处在于,“美的本质”比“物质”概念更特殊,它所规定的不是普通的感性事物,而是那些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实现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美的事物”。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本体论并不将本体视为先验地、静止地存在于史前时期的某种客观实体,而是将之置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超越了古典美学所依赖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上的实践观美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的基础上,并未如分析美学那样在批判了形而上学本质观之后又重新陷入“沉寂”,而是指导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建立起了属于中国的实践美学体系,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美的起源、美的形态、美感的特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等重要问题。比如,刘纲纪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本体论为基础,以创造自由理论为核心,以审美反映论为艺术本质,构建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美学体系;其核心即:美是自由的具体的感性的表现,具体可以表述为:实践———创造———自由———自由的感性表现———广义的美与审美———艺术。在此基础之上,聂振斌、滕守尧等人,从审美教育、艺术教育、审美文化、艺术实践等领域拓展,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研究领域,而不仅仅只限于本体的构建,从而使之成为能够真正指导美学理论建构和审美实践的理论。由此可见,“美的本质”作为美学大厦的根基是不容置疑的,正如邓晓芒和易中天指出的那样:“美的本质问题乃是真正美学基石,舍此没有理论上的完整性,也没有理论形态的美学。”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匆匆忙忙地将“美的本质”斥为“伪命题”而逐出美学领域,而是如何从西方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之路中超拔出来,对“美的本质”做出更符合客观实际和更有利于美学发展的阐释。因此,从分析美学批判“美的本质”的实质、成效及其困局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所取得的实绩来看,“美的本质”并非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关涉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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