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1.1 手机成瘾的概述
1.1.1 手机成瘾的相关概念
手机成瘾是一种与药物成瘾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差别的行为成瘾方式，是心理上对手机的依赖，所以需要从心理层面进行研究。对于手机成瘾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屠斌斌、章俊龙等人（2010）将其定义为由重复地使用手机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感和成瘾感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手机关系成瘾、手机娱乐成瘾、手机信息搜集成瘾三种类型。韩登亮（2005）对手机成瘾的界定表述得比较完整，认为它的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二是手机过多地影响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是停机或手机不在身边时，身心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反应。国外学者 Griffiths(1998)认为手机成瘾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成瘾，是一种包含人机交互的非生化(行为)成瘾。也有专家强调“手机成瘾者”严重时会出现手脚发麻、心悸、头晕、冒汗、肠胃功能失调等症状。
1.1.2 手机成瘾的研究现状
1.1.2.1 手机成瘾问卷的编制
Bianchi 和 Phillips（2005）根据成瘾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行为和技术成瘾的相关内容，并考虑了与手机使用相关的社会问题，编制了《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PPUS)。
该量表通过耐受性、逃避其他问题、戒断性、渴求性和产生消极的后果这 5 个维度来编制，共 27 题，采用李克特 10 点量表记分法。内在信度系数达到 0.93，具有较高的信度。这是第一个关于手机问题使用的量表，随后有不少研究者采用了这个量表作为基本的测量工具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Billieux 和 Linden（2008）等人编制了《手机的问题性使用问卷(PUMPQ)》，该问卷包含了 30 个项目来测量手机的问题性使用的四个方面，即禁止性使用、危险性使用、财政问题和成瘾症状。PUMPQ 的全部评分用来测量总体的手机问题性使用。所有的项目采用李克特式评分，分数从 1 到 4，分数越高表明对手机有越高的成瘾性。内部信度为 0.89。
徐华和吴幺娜等人(2008)从行为(心理)耐受性、行为(心理)戒断、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等四个维度编制了《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共 13 题，使用 5 点量表让被试者对条目进行自评，对 30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该问卷施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50。
熊婕，周宗奎等(2012)从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四个维度编制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共 16 题，使用 5 点量表让被试者对条目进行自评，对 60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该问卷施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 0.83。
1.1.2.2 手机成瘾的相关因素预测
Bianchi 和 Phillips（2005）通过施测自己编制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PPUS)发现年轻人会更多出现手机成瘾问题，他们更多地使用短信功能，而年纪大的人更倾向于因为工作原因而使用手机；外向的和低自尊的个体更易产生手机成瘾；此外，神经质、性别等也会影响手机成瘾。
Donna 等（2007）的研究表明孤独的个体更偏爱于打电话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发短信是一个缺乏亲密感的联系方式，但是对于焦虑的个体，他们更偏爱于发短信。
Takao，Takahashi（2009）发现女性可能体验到更多的手机问题性使用，他们认为可能是文化或种族的背景影响了女性的成瘾行为。
Masahiro Toda（2006）等人调查了手机使用强度和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男性来说，有吸烟习惯和手机成瘾显着相关；低 HPI（Health PracticeIndex）得分的男性被试均表现出显着较高的手机成瘾。
Ha 等（2008）在韩国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调查显示过度使用手机的高中生表现出了更多的抑郁症状、社交焦虑以及更低的自尊感。
May(2011)认为,过度使用手机会使得青少年逐渐疏远现实的亲人和朋友，时间一长，这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会引起孤独感、抑郁和焦虑等不良心理反应并严重影响其生活方式。
Sara 等（2011）以青少年为对象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和一年随访研究，结果发现高频率的使用手机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成负相关，压力与手机依赖显着相关，且对手机依赖有预测作用。
韩登亮，齐志斐（2005）认为，大学生对信息的渴求、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大学生追求时尚以及大学生的情绪迁移是造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心理原因。
黄才炎，严标宾（2006）发现频繁的使用手机短信交往与孤独感有关；对手机短信交往行为的自我认知上的不同可能与更大群体关系的孤独程度有关；朋友友谊关系的孤独程度上与大学生的手机短信交往行为的自我控制、情绪体验、自我认知 3 个维度之间存在显着相关。
刘红，王洪礼（2011）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影响手机成瘾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预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二是通过网娱动机间接预测手机成瘾；孤独感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可以从降低孤独感人手。
多项研究表明，内外倾性、神经质等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倾向相关，是手机成瘾倾向的预测因素（陈少华等，2005；秦曙，2009）。
综合文献可以看出，诸多研究表明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孤独感、人格特质、心理健康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为了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干预手机成瘾倾向的机制，对被试施测了相关的量表，以此数据为基础去进行分析讨论。
手机成瘾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新颖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对于手机成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一些综述性的理论探讨、手机成瘾使用的量表编制和预测手机成瘾的心理的因素上，而关于实证研究方面的内容涉及的较少，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1.2 内观认知疗法的概述
1.2.1 内观认知疗法的相关概念
1.2.1.1 内观疗法
内观疗法(Naikan therapy)是日本的吉本伊信先生于 1937 年提出、1953 年确立的一种源于东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心理疗法（吉本伊信,1965）。该疗法经过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不断地探索和发展，现在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疗法在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临床领域（川原隆造,2000）。1988 年王祖承教授首先将其介绍到中国（王祖承,1988）。
内观疗法最早发源于佛家的净土真宗，是从净土真宗流派的“身体调查”中诞生的，原意指通过深刻反省自身，洞察到增加的深重罪孽因而忏悔，希望佛祖来拯救自己。中国唐朝的净土宗于 8 世纪传到日本随后发展成净土真宗。吉本伊信在这基础上去掉宗教色彩而移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发展这一理论从而创建了内观疗法（真荣城辉明，2011.）。吉本伊信认为造成各种烦恼的根源其实是“我执”，而通过内观我们可以去掉对自我的过分强调，使自私、固执的个性变得纯粹和坦率，所以内观的核心是“打碎我执，恢复纯朴”，虽然人类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但是每个人又不间断地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只有当个体能够正视这些基本事实时才能够有勇气去反省和面对自己的内心（张莹波等,2010）。
内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对自己内心的观察。这种观察，包括自己意识到的体验和以往直接经历过的体验。其形式就是把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生活经历分成若干年龄段，从最亲近的人开始（通常是母亲）以周围的人为对象，围绕“别人为自己所做的”，“自己给别人的回报”，“自己给别人带来的麻烦”这三个主题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回忆、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观察。内观者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解并反省自我，产生做错事后应有的愧疚罪恶感、和家人之间的连带感、与社会的归属感和对世界与他人的信任感，并在内心深处体会到：既然这么大量地得到了别人的爱和帮助，那么我该怎样去爱别人，进而对自我和他人的形象分别进行调整，提升与他人的协调能力以及自我的控制能力，使自己情绪行为变得稳定，各种精神症状得以减轻（李振清，1996；黄辛隐，2007）。
“不论遭遇怎样的逆境，始终要以感谢和报恩的心态面对生活”这是吉本伊信先生对内观目的的阐述，正是这种积极正面、自我探求的主题使得内观疗法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是更为广泛地拓展到了医疗、司法、教育、产业和宗教以及其它众多的相关领域，同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共同探索也使得内观疗法日趋完善。
1.2.1.2 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产生于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虽然历史较短，但由于治疗理念清晰、易被接受；疗程短，见效快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认知疗法是根据认知过程影响情感和行为的理论假设，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病人不良认知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的总称（A.T. Beck，1985）。在内观认知疗法中采用的认知疗法是贝克认知疗法。
贝克认知疗法（A.T.Beck，1976）是由贝克在研究抑郁症治疗的临床实践中逐步创建的。贝克认为，每个人的情感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处事的方式决定的，心理困难和障碍的根源通常来自于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基础是 Beck 提出的情绪障碍认知理论，他认为：心理问题未必都是由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引起的，相反它可以从日常事件中产生，如错误的学习，依据单方面的或错误信息做出不正确的推断，以及不能恰当地区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等等（Kendall，1983；吴健，2010）。
贝克归纳出认知过程中常见的认知歪曲形式：任意的推断、选择性概括、过度泛化、夸大或缩小、双极式思维、个人化。贝克认知疗法通过识别自动性思维和错误的认知并进行现实检验，从而纠正患者歪曲的认知，建立合理的认知，减轻或消除功能失调性活动，帮助建立和支持适应性功能，达到改善失调的情绪和行为的目标。
认知疗法的理论与治疗技术不断得以丰富，除贝克认知疗法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且不同类别所强调的重点，采用的技术都有所不同。如艾利斯的合理情绪疗法认为，个体对某一事件的解释与评价、认知与信念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因此，一切错误的思考方式或不合理信念是心理障碍、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的症结，只有对非理性的认知和信念进行重建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梅钦伯姆的自我指导训练提出了自我指令性语言这一概念，自我指令性语言虽然在童年就已经内化，在成人后期不被意识，但仍然控制着人类的行为和情绪，如果自我指令性语言在形成过程中有误，则会产生情绪障碍和适应不良行为，此时需要通过教授病人进行自我说服或现场示范指导去进行治疗。虽然不同的认知疗法在治疗的侧重点，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技术上有所不同，但其治疗理念都基本相同，即认知制约着人的情绪和行为，是人心理活动的决定因素，认知疗法就是通过改变人的认知过程和由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来纠正个体的不良情绪或行为（许婵贞，2008）。
1.2.1.3 内观认知疗法
心智觉知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是美国心理学家辛德尔.西格尔、威廉姆斯和蒂斯三人于 1992 年提出的，是将印度内观法即正念与艾利斯合理情绪疗法进行整合，这种方法常被认为是西方的内观认知疗法（辛德尔等，2008）。心智觉知认知疗法最初主要应用与抑郁症的临床治疗和康复，现在也被用于其他领域，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对癌症、尿毒症患者的干预，都被证明有很好的效果（楚玉琴，2009；邓玉琴，2009）。
东方的内观认知疗法是天津医科大学的李振涛教授于 1995 年借鉴并整合吉本伊信的内观疗法和来源于西方文化的贝克认知疗法，提出“内观-认知疗法”，并得到日本学者的推介（川原隆造，1996）。毛富强于 2007 年将“内观-认知疗法”进一步整合与完善，提出“内观认知疗法”(NaiKan cognitive therapy，NCT)（毛富强，2009）。
内观认知疗法（毛富强，2011）按照吉本伊信提出的内观三主题，去回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人际关系，在内观这种特殊情境中多角度的回忆和感受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而识别和矫正自己存在的多种非理性认知，改变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消除内心冲突，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涤荡，趋于平和，从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使主客观世界趋于和谐。其改进包括提出内观认知四层次：“进入情景，即尽量客观地还原事件发生时的情境；重温自我，即回顾自己当下的想法和感受；换位感受，即体会对方当时的想法和感受；察觉感悟，即察觉自己对该事件的自动式思维”，以及在传统内观中加入觉察和识别自动式思维与非理性认知、以相反的内观事件对非理性认知进行矫正。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毛富强等人对内观认知疗法进行探索，改进其操作模式，提出了短程内观认知疗法操作模式（高艳杰，2010）和分散内观认知疗法操作模式（徐小童，2010），使之更加适合不同的对象人群，更利于该疗法的推广普及。
1.2.2 内观认知疗法的研究现状
1.2.2.1 “心智觉知疗法”的研究现状
心智觉知疗法的研究多在国外展开，且多为在临床上的应用研究（刘佳，2010）。Ruth 和 Fischer(2005)对 MBCT 干预暴食症患者进行研究，干预后经过 6 个月的个案追踪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显示 MBCT 对被试暴食症状干预效果显着。
Brown 等(2006)在监狱环境内对滥用酒精和毒品的犯人进行内观禅修干预，发现犯人在干预之后对酒精和毒品的滥用程度下降，与酒精相关的问题行为及精神症状好转，并且对生活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Smith(2006)对具有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老年人进行干预研究，发现 MBCT 能有效增加老年人的积极情绪。
Kingston 等(2007)将 19 名有抑郁发作残余症状的患者分为两组进行 MBCT 和正常治疗的对照研究，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分数相比对照组显着下降，被试的抑郁症状有所缓解。
Williams 等(2008)对 MBCT 干预躁郁症患者的即时疗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双相情感障碍组的焦虑症状显着下降，双相障碍组和单相障碍组被试的抑郁症状均有所改善。
Eisendrath 等(2008)对难治疗型抑郁症患者参加 MBCT 的干预效果进行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在干预之后，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的得分变化显着，并且前测得分与分数的变化呈正相关。此研究同时发现 MBCT 可缓解难治型抑郁患者的共病焦虑及过度沉思。
Kaviani 等（2011,2012）对非临床人群由于现实压力引起的抑郁和焦虑进行 MBCT干预研究，结果表明，MBCT 可有效帮助被试减轻焦虑和抑郁，减少负性自动思维，改善功能失调性态度，加强非临床人群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1.2.2.2 “内观认知疗法”的研究现状
国内的研究多少针对李振涛教授与毛富强教授提出的内观认知疗法展开的。
（1）与内观疗法的比较研究
刘霞等（2010）对 100 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内观疗法与内观认知疗法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疗法均能改善大学生身心症状，显着提高社会心理功能；但内观认知疗法矫正大学生非理信念及降低元认知水平，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更为显着，治疗的远期效果更好。
（2）精神障碍治疗研究
李振涛等（1996）对天津市某工读学校的 10 名品行障碍初中女生实施内观—认知疗法，其中 9 例报告有效，这也是内观认知疗法的第一次应用。
对于成瘾障碍，内观认知疗法也有较好的疗效。高磊等（2005）采用内观—认知疗法治疗网络成瘾障碍患者 1 例，治疗 7 天后，该患者的各项测查减分明显，疗效良好。赵朋等（2009）通过对照研究表明内观认知疗法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效,但不是网络成瘾障碍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詹来英等（2009）对 60 例住院网瘾患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内观认知疗法能够改善网瘾患者的负性情感，提高他们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容纳的能力,改善其不良心理状况，对其心理康复有积极的作用。梁颂游（2010）运用内观认知疗法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常琦等（2013）对 64 例酒依赖患者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内观认知疗法能有效降低酒依赖患者的饮酒渴求，减少饮酒相关问题。
（3）抑郁症治疗研究
仇爱玫等（2010）探讨了内观认知疗法对抑郁性神经症患者心理障碍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内观认知疗法能够降低抑郁性神经症患者的负性情绪，增强正性情绪，提高患者的自我和谐性，对其心理康复有积极的作用。张勇辉（2012）的研究表明，在合并药物治疗的前提下内观认知疗法较支持性心理治疗能够更显着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降低抑郁症的复发率，并且能够更显着改善其社会功能，使患者更好的回归社会提高其生活质量。侯筱菲（2012）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偏差进行了干预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自动式思维、认知偏差均与其抑郁程度相关，内观认知疗法能够改善患者的元认知，纠正其自动式思维，改善患者的认知偏差，且治疗的疗效与患者治疗之前的抑郁程度相关。
（4）心理健康促进研究
冯秀娟(2008)、梁瑞华等（2008）对 40 名大学生进行干预研究，发现内观认知疗法对大学生的自尊与自我和谐水平影响显着，对维护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降低负性情感、提高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容纳的能力有肯定作用。
曹桐等（2009）以医学生为对象进行干预研究，发现内观认知疗法能显着改善被试的心身症状，尤其是对症状较严重，各项心理因素得分低的人效果更加明显。在分别以硕士生和单亲医学生为对象，针对心理问题与心身症状进行的干预研究中，同样取得了积极的干预效果（徐小童等，2009；冯秀娟，2010）。刘霞（2010）对接受内观认知治疗的 40 名被试的一年随访研究表明，69.2%的人一年来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大多数心里社会因素指标与一年前治疗后相比无显着差异，表明内观认知疗法有远期效果。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内观认知疗法对于成瘾障碍有较好的疗效，手机成瘾作为成瘾障碍的一种，内观认知疗法对其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干预效果。另外，内观认知疗法可以改善抑郁症状、自尊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人际交往等，而这些因素在前人的研究中都证明与手机成瘾相关，这为本研究干预手机成瘾倾向的可行性提供了基础。
目前内观认知疗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国内外对内观认知疗法的研究大多是重视对内观适用人群的发现与探索；研究多采用测量法或实验法，测量工具多采取各种量表，重视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比较。
1.3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3.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其开放性和应用性得到广大青年尤其是广大高校学生的青睐。而随着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普及，有些用户无节制地使用手机并对其生活、工作、学习以及身心健康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手机成瘾的研究和探讨也在不断增多。本研究旨在探讨内观认知疗法——这种新兴的心理行为干预方法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并对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心理因素进行探究。
1.3.2 研究假设
（1）内观认知疗法对改善手机成瘾倾向有一定效果。使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筛选出得分高于均值的学生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越高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内观认知干预后进行后测，得分有所下降。
（2）手机成瘾倾向与个体的诸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对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与各心理因素测查量表得分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相关显着的因素与手机成瘾倾向关系密切，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对手机成瘾倾向有重大影响。
（3）内观认知疗法可以提升个体各心理因素水平。使用各项测查心理因素的量表对被试进行前后测，内观认知干预后，各量表得分变得更加积极。
1.3.3 研究意义
（1）目前国内外对于手机成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一些综述性的理论探讨和预测手机成瘾的心理的因素上，而关于实证方面的内容涉及的较少。本研究试图探讨内观认知疗法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干预效果，并对预测手机成瘾的心理因素进行探索性的验证。
（2）国内对内观认知疗法的研究及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且大多处于医学临床运用中，对于一般群体的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的推广相对较少。本研究从心理干预的视角，探索了内观认知疗法对高校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以及相关心理因素的影响。以期能够丰富学校心理健康的辅导方式，推广内观认知疗法在学校中的应用。
（温馨提示：查看本篇硕士论文其他章节，请浏览本页面左侧←【论文目录】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