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近现代报刊深度报道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论文关键词】深度报道　动因　忧患意识　启蒙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近现代报刊上深度报道产生与发展的动因主要有：政治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继承的因素；读者需求的推动：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意识以及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深度报道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补充与更新。
　　在《中国深度报道源头考》一文中，作者按照不同的报道形式，对中国近现代报刊上的深度报道进行了追踪溯源。认为：中国最早的深度报道是《申报》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性报道；黄远生通讯被视为中国解释性深度报道的开端：而诞生于2O世纪30年代的调查报告可视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头。由此证明，2O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的深度报道不仅仅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也是我国报刊文体本身继承与发展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的深度报道并不晚于或落后于西方。那么，中国近现代报刊上深度报道产生与发展的动因何在?
　　纵观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文体和报道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人深、由简单至复杂的过程。这种变化看似办报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实则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而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它的出现和盛行同样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政治因素
　　时代和社会需要是创造之母，报纸文体的改革．报道方式的创新。不过是该时代新闻工作者为实现新的任务采用的新的表现手段。回顾近现代报刊史，不难看出，深度报道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新旧体制的不断交替以及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而产生和发展的。
　　黄远生的通讯，与其说是个人作品，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创元，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国内军阀各霸一方，党派林立；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内乱外患，纷至沓来。各种各样新闻像万花筒似的，使读者迷惑不解，这就使以解释分析为主的报道应运而生；而揭露性调查报告则是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国外侵略者的肆意掠夺的产物；即便是2O世纪8O年代后的深度报道，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孕育而生的。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社会剧烈变动之时，新旧体制交替之时或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之时也是深度报道产生之时。这就使深度报道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2经济因素
　　西方深度报道的产生和盛行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那就是印刷媒体面对着电子媒体严峻的挑战而寻找的一条制胜之路。然而．在我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报纸或杂志并没有遭遇这样的挑战。对于商业性报纸而言，往往是从吸引读者，扩大销路，提高竞争力最终创造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创新报道方式。如《申报》最初报道杨案主要是从与同行竞争的角度来考虑的：针对《上海新报》没有社会新闻的缺陷，注重社会新闻的报道，并不惜代价对重大的社会新闻进行连续报道，以此扩大报纸销路。事实证明，《申报》对于杨乃武案件的报道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近代报刊更新报道方式，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或创造更大经济效益．或维持报纸的生存。
　　3文化因素
　　李良荣老师在谈到报纸文体的继承发展性时说：“中国报纸文体从始至终是在扬弃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既束缚过报纸文体的产生，又给报纸文体无限丰富的营养。可以说，中国一切著名的评论家、新闻记者，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无不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用这段话来解释深度报道产生的文化因素也是中肯的。中国的深度报道虽然受到西方深度报道影响。但更多的是受自身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制约，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特色。
　　文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的借鉴．一方面表现在对文化精神的继承。就形式的借鉴而言，中国报纸从产生之日起就不得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仓库里借用适合于自己的文体．许多新闻报道最初都在竭力模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比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模仿中国古代小说章回体写法，在新闻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等吊人胃口、引人关注的方式进行报道，对长篇文章采取分篇连载的方式等，这些做法虽然是为了提高报纸在中国民众中的宣传效果，与深度报道思想或理念毫不相干。甚至连萌芽意识也谈不上，但无疑为报纸对新闻事实采取连续性跟踪报道方式奠定了作业基础。
　　又如，与西方深度报道相比。中国深度报道中议论的成分偏多，体现出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这也与我国的文学传统有关。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的初期，这种传统又伴随着新闻对文学的借鉴而渗透到新闻中。使新闻作品呈现出偏向于教化功能的特点。即便是一条消息，也几乎半是说教，半是叙事。这种夹叙夹议的新闻传统逐渐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新闻报道区别于西方新闻报道的一个鲜明特色，深度报道也不例外。从《申报》关于杨乃武案件的连续报道，从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到中国早期的调查报告，都有大量的议论文字和评价信息，这和20世纪8O年代的深度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思辨色彩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因素的渗透也对深度报道的精神品格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渗透在深度报道中。形成了深度报道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忧患意识这一鲜明的民族特色。
　　4读者需求
　　需要是创新之母。报纸文体的发展和报道方式的改革始终沿着适应读者需要、便于读者阅读这一方向进行。“一方面，新闻作品的话语体式总是与读者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呈大致(而非绝对的，完全的)对应性，否则，新闻便无法传播”。100多年来，尽管外来的文体不断输入中国，但一到中国。就不能不改变其形式，或被排斥，或被溶化。早期报刊借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结尾方式和分篇连载的方法，正是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内容的选择和报道方式的变革，也总是与读者需求相适应的。《申报》对杨乃武案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是为了不断满足读者对社会新闻的渴求；在不同时期，随着读者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主体意识的增强，不仅关心的问题有所变化，而且关心的程度有所提高，对新闻报道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们要求新闻报道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不仅有事实信息，还要有理性信息，为他们全面了解事实、深刻认识事实提供一把钥匙。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正是适应了读者的这一需求，才风靡整个报坛。
5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业务素质的提高
　　竞争的需要从我国近代报刊上深度报道的产生发展来看．与其说深度报道是物质的现代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新闻人的现代化的结果。是新闻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尽管社会因素对深度报道的出现和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没有人的作用因素，社会变动及意义永远不能以具体的新闻报道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深度报道要对重大的新闻事件进行合理透彻的解释．需要较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这无疑对记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哲学家的思维，又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又有文学家的文采：既有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又要有社会学家的责任感。如果用这些条件去要求每位记者，未免过于苛刻。但若把范围局限在深度报道上，这些条件恰恰概括出了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应具有的素质。要么是学者型，博览群书，中西合璧；要么是专家型，洞察敏锐，分析透彻。

　　黄远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曾两年内连中三榜。后又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短短的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以其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技巧，一举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称为“报界之奇才”。这无疑成就了他独具特色的通讯作品。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他的解释性通讯如一股强劲的清风，帮助人们拨开迷雾，认清事实的真相。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诞生与“五四”时期的新闻述评．其作者不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而且大都有留学考察经历．他们的新闻述评有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观点．往往是作者在广泛采访收集事实材料和理性材料的基础上，以他那穿云拨雾和明察秋毫的知觉，经过琢磨、分析、加工，提炼出来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洞察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难以胜任的。
　　另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是推动从业者进行报道方式变革的内驱力。中国知识分子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关注现实，干预时政；分析事实，剖其实质；指明方向，促人警醒，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忧患意识和思想启蒙。《申报》主笔对中国吏法的忧虑，对学习西法、改革中国刑讯制的呼声：黄远生通讯中对袁政府的黑暗统治的揭露，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乃至与3O年代调查报告中对日本侵略者险恶用心的揭露、对国人发出的警惕呼声等等。无不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如时统字先生所言：“每当中华民族开始警醒起来时．就会有一批振聋发聩的深度报道应运而生”，“于是这一时期的深度报道就要担负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功能，要有一种民族振兴时代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
　　同样，兴起于2O世纪80年代的深度报道也与新闻界的主体意识有关。“许多记者在西风东渐的新时期指出．认识到国民素质较低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他们认为需要通过新闻报道传播一些新的观念来全面提升广大国民的素质……许多记者发现，适用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开启民智，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报道方法。”
　　6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尽管中国深度报道“扎根于中国泥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如果完全否认西方新闻报道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明智的。毕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国门洞开．大批外国人来华办报，带来了西方新闻理念，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毕竟中国早期深度报道的实践者和开拓者大都有留洋经历，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念和作业方式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如黄远胜的解释性通讯、20世纪20、30年代的调查性报道等；而且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是在引进西方先进的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才逐步走向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中国深度报道是西方新闻理念和作业方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用中外原有的理论来涵盖和解释中国一百多年来深度报道的一系列实践尤其是2O世纪8O年代以来的实践．显然是行不通的。
　　时代在发展，深度报道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如果只是静止地看待深度报道的某段历史．并就这段历史给深度报道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它一定不能解释其他历史阶段的深度报道。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特点，深度报道民族特色也是在所难免的。由此看来，作为一种报道方式，“深度报道”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我们大可不必像新闻教科书中对消息和通讯所下的定义那样给深度报道下个精当的定义．更不必为深度报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或方法定个条条框框．那样只能束缚新闻从业者的创新思维，无异于画地为牢。如果一定要为判断是否属于深度报道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的话，那么，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就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