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党中央机关报的改版，一次是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次是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这两次改版当时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而对党报的主要任务、工作传统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一次改版，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利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第二次改版，及时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本来这次改版就是贯彻毛泽东当年4月提出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口头同意的。但是后来由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第二次改版在实行半年后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党报仍然继续沿用1942年改版后的旧传统。因而，僵化不可避免。
我国新闻学界（当时不过就是人大、复旦等少数新闻学教师和少量党报工作人员在研究）研究马列、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起点时间，是在全国新闻界1954年全面而机械地学习苏联时开始的。1956年部分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的问题、投入短暂的人民日报改版。随后在党中央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研究本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些观点到“文革”时期被“四人帮”搞得更为极端。198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两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犯了左倾错误。可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决议精神做过反省，对于毛泽东本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回避分析对错，只谈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时不考虑当时提出的历史背景，要求现在贯彻那时毛泽东提出的某些论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在世时领导的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改版做历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党报工作传统，党报的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此，党报就需要做到下几点：
1，版次和内容的编排，不能以一般的新闻价值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党内和国内（解放后）的政策性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当时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党报作为一种可贵的沟通资源的情况，通过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来指导工作，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党的机关实现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3，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工作，那么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就存在充当资产阶级义务宣传员的嫌疑，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党报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国际新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莺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党报仍然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现在的党报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沟里出版了，党报早已面向社会发行，不再像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报纸分配制，受众也不是当年根据地的农民，而是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各种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通过各级组织指导工作和进行监督，是硬性的，远比软性的报纸有效得多。报纸只是许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不再像当年那样，报纸的发行系统是党所拥有的不多的沟通系统之一。这时，党报作为报纸，提供新闻的职能无形中必须上升。关于这一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已经意识到，把扩大报道范围和增加新闻1.5倍作为第一项改革内容。当时报纸的改版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国以后，各级党的机关报除了承担原来党报的任务以外，开始承担社会性综合报纸的职能，这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认识基础。《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党中央关于将人民日报改版经验推广到全国的124号文件也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3]这些论述的含义是清楚的，党中央机关报应该从单纯的党的机关报向既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面向社会的报纸的转变。党报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传媒，除了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要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责。
现在有的言论批判“社会公器”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上批判地产生的。如果说资产阶级传媒说的社会公器是虚假的，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传媒就不应该是社会公器吗？否认社会主义的传媒是社会公器，与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立党为公的说法相悖。其实，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我们党就意识到党报性质的部分变化，并及时调整了对党报性质的表述方式。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公共的财产，这不就是社会公器的一种表达吗？现在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好好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不应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分析遇到的新问题。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头两个月的头版头条62个，经济新闻31个，会议新闻仅两条。批评性报道从6月的29条上升到7月的150条。读者来信7月3.1万封，8月4.07万封，而6月2万封。
1956年8月，恰好发生波兰的“波茨南事件”，按照惯例，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坏事是不报的，但是人民日报突破惯例，做了相对客观的报道。10月，发生了更大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仍然相对客观地做了报道。
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是试图从战争时期一个党的报纸部分地向社会性报纸转变的尝试，但是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而夭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我们现在进行党报改革的认识基础，尽管时间流逝了近半个世纪。
翻看现在我们的党报头版，各方面工作的回顾展望、经验、观点宣传等等，几乎占据了全部版面。其他版的新闻，缺少新闻价值的日常工作动态居多，以某种观点统帅事例的宣传性版面居多，或者是典型报道，某个人物和单位，做得如何好，没有时效，事实发生的空间似乎也是无所谓的。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难道每天就没有新闻可以发表在党报上吗？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大省的党报，缺乏每天可以发表在省党报上的新闻，岂非怪事？如果不从单一的“利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思路中走出来，我们的党报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现在读者的选择余地太大了。
另一个问题，即新闻源的问题现在也凸现了。1956年改版的第一个变化是增加新闻1.5倍，已经考虑到社会需要的问题。现在开放环境中，中国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不仅数量上急遽增加，而且要求是全方位的，要求新闻的获取与其他国家的公众同步，与新闻事实的发生同步。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新闻的传播变成全方位和立体化的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报和党领导下的我国传媒的新闻源，仍然是60多年前规定的新华社一家；党领导的中新社稿，内地的传媒也不得采用。鉴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具体的传媒能够采访到的新闻是有限的，通讯社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传媒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不可或缺的新闻源。只能采用一家通讯社的新闻稿，是现在我国传媒的新闻源匮乏的原因之一。1942年做出的这项规定，有当时强化党报指导工作的需要，后来继续这项规定，有阶级斗争的背景。现在需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改变新闻源单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新闻思想”，不应理解为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应理解为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思想。因而，1956年改版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60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批评，都应视为毛泽东新闻和宣传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1957年以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适当的评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的党报需要与时俱进，既保持党报的基本性质，又要适应新的环境，形成新的工作传统。
1，改变先国内、后国际的固有新闻编排顺序，以“新闻价值为主，宣传价值为辅”的衡量标准编排新闻。不再严格区分国内、国际新闻，特别是头版新闻，要体现大国的报纸面向世界的风范。重大的国际新闻，应该理所当然地上党报的头版头条。
2，党报上要充满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官员的“起居注”和党政机关的例行公事。开放的环境、读者素质的提高，都在要求党报提供真正的新闻，那种以对上级“交差”的心态用套话空话编织新闻的工作习惯，必须改变。
3，需要考虑解决新闻源单一的问题。1942年以前的中共的各种报刊，曾经广泛地采用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1942年以后要求完全采用自己的通讯社稿，有当时的理由。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家通讯社无论如何难以将在全球流通的新闻包揽下来，世界众多媒体之间，也需要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方面的新闻源来印证事实，全面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的观点。
关于新闻源的问题，需要多说几句。新闻是人写的，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用过去的话说，新闻具有阶级性。但是这个说法要具体分析。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但不能说每条具体的新闻，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阶级性，许多不涉及政治立场的新闻，只能说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上升到阶级分析的高度，例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道、某位明星或某场体育赛事的报道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很难归结到阶级性上。我国历史上的党报采用过非党通讯社的电讯稿，主要由于过多，影响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被认为党性不强，问题并不在于党报采用了非党通讯社的新闻本身。50年代以来至今几十年了，我们发行的《参考消息》数量，远远超出了党报的发行量，这并没有使我们被和平演变了。既然现在普通群众可以阅读完全由外国通讯社稿和外国传媒的报道编成的《参考消息》，为什么我们的党报就不能直接选用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的稿件呢？显然，和平演变的威胁不能成为拒绝改变以往工作传统的理由。
也许，党报代表的是党中央，因而不宜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然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党中央就已经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这不是说《人民日报》不代表党，而是说，《人民日报》可以适当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既然完全使用外电的《参考消息》，经过编辑，可以在总体上代表我方的立场，正规的党报更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在新闻源问题上已经悄然采取了各种变通的做法。电视新闻的国际新闻部分，大多数就是略加编辑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视新闻稿。现在各地大众化报纸的许多“本报讯”和改写的国际新闻通讯、图片，其来源即是外国通讯社或外国传媒。我们总不能这样长期不明不白地做下去，相当多的新闻通讯、新闻背景材料和电视新闻是有版权的，完全采用交换的方式难以覆盖。党报采用一些外国大通讯社的新闻稿，可以丰富我们的新闻源，多一些文化的不同风格。当然，这个建议不宜一步到位，需要考虑采用一些适当的方式，选择一些非政治类的话题，或不大敏感的政治新闻话题试着做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党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它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面政策的任务，同时又必须成为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提供丰富的新闻，以满足社会主流人群的需要。近年来，在原有的工作传统内进行的党报改革已经很多，几乎将各种潜力挖尽。如果不调整数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传统，我们很难大踏步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回顾和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党报工作传统的形成。其实，这种工作传统也是当时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党报经验进行改革的结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改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引文：
[1]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头版。
[2]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头版。
[3]《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483－4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