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是 18 世纪德国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教育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 1787 年至1796 年间专门从事于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之中。法国大革命时期，席勒发表美学论著《审美教育书简》(1795 年) ，曲折地表达了其对暴风骤雨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抵触情绪，主张只有培养品格完善、境界崇高的人才能够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他认识到近代社会中由于文化的关系所造成的人性的分裂、人的全面异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不协调，向往那种典型的古希腊的古典和谐美，希望能通过美育来实现人性的和谐。所以，在席勒那里，美和艺术即是通向道德、崇高的手段，更是道德人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审美至善论”。
然而，现代主义美学家却一味强调向内心收缩，美和艺术开始成为脱离尘世的空灵之物。比如克罗齐倡导的“直觉即表现”。在他们眼里，美是个体的一种瞬间的直觉。这种直觉无法传达，任何形式的表现都将使这种活生生的生命感觉干枯。因此，审美最终变成了一种纯个体的心灵体验。现代主义美学把美完全限定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使美学与世隔绝，完全与社会道德规定性对立起来，大大削弱了美学的人文主义内涵，也距离席勒“审美至善论”的出发点越来越远。
因此，长期以来，由于席勒的美育思想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重视，当今的很多艺术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深受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主张艺术在道德上的退隐，崇尚“纯粹”而“绝对”的审美; 另一方面则对于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育从属于德育”的政策心有余悸，唯恐确认艺术教育的道德功能会导致其独立地位的再次丧失，进而将美与善、艺术与道德彻底地划清了界限。这样的发展趋势虽然看似保住了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教育的独立地位，实则使艺术成了孤立的绝缘体，使艺术教育失去了使人性和谐、道德复归的独特教育功能。
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如何实现自我的解放与和谐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席勒的关于审美能使人得到精神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观点，在当前这个重视物质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重要话题。重新审视席勒的美育思想，对当代青少年教育、文学艺术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对“审美至善论”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 席勒“审美至善论”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旨归
(一) 审美是到达道德自由的唯一途径
席勒这一论断的来由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他的美学思想深受政治的影响，他曾一度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社会政治的光明大道。但随着暴力的失控和扩大，席勒认为人类已经处于两种堕落的极端，即颓废和野蛮: 处于上层的所谓文明阶级，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创造激情，表现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只知巧取豪夺，喂饱自己。而下层阶级虽然已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却迫不及待地以无法控制的狂怒来寻求宣泄兽性的满足。于是，他很快失望了。他感到，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在内在的精神空间没有到达一定的自由程度，仅通过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手段，是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融入和谐社会的。这场革命的种种弊端让他对政治改造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而对古希腊人的感性与理性、生命与精神统一体的完整状态的向往，让他最终选择了用美和艺术来改造人的心灵和灵魂，以此作为人获取内心自由的途径。
之所以让美和艺术担此重任，席勒是有着充足的理由的。他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点，将统一的具体的人性分为抽象的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席勒认为，现代社会导致了这两方面的分裂，只有通过美与艺术才能使两者重新统一，使人性复归，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即“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席勒认为一般人在论美时都只由经验的概念出发，以为美的作用并不在于美的自身，但是他认为美的概念应从纯理性的概念出发，在《论美》中，席勒回答什么是“艺术美”时说到: “当艺术作品自由地表现自然产品时，艺术作品就是美的。”这种美有其自身的作用，它是由感性与理性两种对立的冲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席勒把这种冲动称为“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作为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结合体，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达到一种美的和谐统一，是人性和谐完美、道德自由实现的途径。在游戏冲动的作用下，人就从感性的人过渡到理性的人，从自然的人过渡到道德的人，使人恢复了心灵的健康，使人性处于一种和谐的完整的状态。即“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 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二) 审美是道德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席勒进而隐约地意识到，审美既是促成品德形成的工具和手段，又是道德或理性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一方面，他指出: “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
而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审美自由是人的精神解放的最高状态。他对两者的辩证认识不得不让我们叹服，正如徐恒醇先生所指出: “在美育思想上，席勒突破了英国美学由现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范围提出个人教育问题的狭小天地，而从历史高度上提出了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性的理论。”
席勒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以往人们都认为，人的发展过程是从自然的人到审美的人，再到道德的人。也就是说，成为有德性、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艺术和审美一直都是充当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从而也就使艺术教育成为了德育实现过程中的“手段”。实际上，我们仔细一想就不难发现，通过非功利的审美活动，能够使人获得超功利的主体自由，从而使道德得到净化和提升，帮助人成为道德的人。而道德的人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道德的人追求的自然是道德自由和精神解放，而这一目的显然又直接指向了审美，因为“只有审美的心境才产生自由”。
(三) 艺术教育指向人类和谐和幸福
席勒认为，人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其天性是和谐完满的，就像在古希腊，人最好地实现了它作为感性与理性、生命与精神统一体的完整状态。因此，每个古希腊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是独立的个体，同时又具有古希腊社会整体的完整性。而近代文明的出现，撕裂了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把人变成了一个个毫无关系的碎片，使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处于彼此分裂、对立的状态。这一切使得席勒更加向往回到古希腊那种宁静的和谐的自然状态，天人合一，神人以和，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对现实的失望使席勒感到前路渺茫，于是他转向以追求美的和谐来达到人性的和谐，通过美来实现社会的改良和人类的幸福。席勒认为审美能使分裂的人性复归和谐，艺术是显现真理的最佳方式，因为艺术始终忠实于时代的精神。
他认为，自古以来，艺术家通过其作品证实了他们是致力于把真理和美注入人们心田的人，尽管他们最终要告别尘世远离艺术作品而去，但艺术作品和其所蕴涵的美却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并昭示于后人。美和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直接作用于人的性格。依靠这种美的教养和艺术的熏陶，人才有希望获取自由的社会存在，才可能恢复人性的完整。“与柏拉图贬低和排斥艺术相反，席勒高度赞扬艺术，说艺术产生与精神的必然，是理想的表现，‘是自由的女儿’。只有它，才能培育身心和谐的人性，克服当前社会的腐朽与粗野，弥合现代人的精神分裂，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和谐幸福。”
二、 席勒“审美至善论”的局限性
(一) 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
席勒在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中，曾试图超越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然而，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席勒非但具有康德那样的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摇摆的特点，更为复杂的是，还表现出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之间的游移与过渡。”
这使得他的艺术观点和美学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 在主观意图上他想证实康德所无法证实的美的客观性质和客观标准，而他用来证实的出发点却仍是康德的感性与理性对立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以及卢梭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对立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这个基本矛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讨论艺术本质和审美教育途径的部分暴露得最明显。
连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矛盾，并自嘲说: “我的知解力是按照一种象征方式进行工作的，所以我像一个混血儿，徘徊于观念与感觉之间，法则与情感之间，匠心与天才之间。”
因此，虽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他的审美至善论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了连通康德主观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之间的桥梁。但他的思想毕竟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也是审美至善论最大的局限性所在。
(二) 对审美至善的实践途径缺乏具体阐述
席勒审美至善论的观点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耐人深思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不了解人类实践的意义，席勒的美学观点是超现实的、理想化和难以实行的。虽然在席勒的美学思想中，也流露过对美与时间关系的某种猜测。比如，把美看作人性的构造手段，这本身就有一种活动操作的意义，另外，席勒也提出美要“外显”“外化”，要把内在的天赋变成外在的现实，这显然与实践的观点相接近。但是，究竟如何“外显”“外化”，在席勒的著作里却并没有涉及。所以，从根本上讲，席勒对审美至善的实践途径是缺乏具体阐述的，他没有意识到实践才是人性建立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没有意识到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审美教育才能真正把美和善融合起来，使美达到至善的境界，使人性在真正意义上复归和谐。他仍是把希望寄托在静观的审美上。“他没有赋予教育以社会感性操作活动的意义，看不到教育这种特殊的实践对于人性构建所起的作用; 他只知道静观审美这一种使美发挥涵养人性作用的形式，却不知道操作立美这一更为广大、更有可为的自由造型领域。”
席勒的这一局限性使得自己丰富的美学思想失去了一个自我对象化的实现途径。
(三) 片面地将艺术作为一种纯粹主观的心理活动
席勒的这一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一直在构造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试图通过人们主观的审美活动来实现社会的复兴和人性的复归。他承之于西方理性传统的思辨模式，使他在自己设定的逻辑陷阱中成为自己的牺牲品。他提出了一个感性与理性相分裂的时代难题，又思辨地肯定着这种分裂的合理性。他在肯定分裂中疗救分裂，又通过艺术游戏的疗救突出这种分裂。他进而指出，美的最高理想是感性与理性的尽可能最完美的结合和平衡，但是这种美永远是不可分割的单一性的美，而且这种单一性的美只能是观念，不可能在经验中达到。“在一件真正美的艺术品里，内容应该不起作用，而起一切作用的只是形式，因为只有形式才能对人的整体起作用，而内容只能对个别功能起作用。”
因此，他认为审美教育不能满足于经验中的美，而应该把理想美当作自己的目标。这就说明，在席勒看来，审美教育只有一个总体性的目标，就是在人的观念和认识中达到美的境界，这无疑把艺术归为了一种纯粹主观的心理活动，也显示出了席勒“审美至善论”的最后界限。
参考文献: ［1］彭修银，喻 颖． 艺术生产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创造［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 :68 －72． ［2］席 勒． 美育书简［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3］徐恒醇． 席勒《美学书简》及马克思对他的扬弃［C］/ /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美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4］陈建翔． 有一种美，叫教育［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5］毛崇杰． 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6］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下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