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的关系分析

　　 摘要　本文基于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现阶段新闻价值观提供重要语境的现实，在阐述新闻价值现与发展观之间共性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厘清了新闻价值观与发展现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双重关系，
　　关键词　发展观　新闻价值观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现阶段，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构筑了一个重要的语境，“新闻价值”、“新闻价值观”是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它们的探讨也离不开这一语境。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厘清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之间的关系。
　　
　　一、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均涉及价值取向问题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新闻价值观，还是发展观，它们均涉及价值取向问题。
　　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总揽新闻价值诸要素、诸环节的理论形态，它既形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新闻传播实践之中，又支配和调节着人们的具体新闻传播活动。从根本上说，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基本价值准则、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价值理想等在新闻价值追求中的体现和反映，是人们总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作为价值观家族的一个成员，新闻价值观本身就包含了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主体在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报道的角度、新闻意义的解读、新闻稿件的配置等过程中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和价值倾向。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特定效应”，“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效应。”。根据这一逻辑，新闻价值所强调的是新闻客体的要素、属性、功能对主体的影响和效应。“新闻客体”主要指新闻事实或者新闻文本，对此争议并不大。然而，不同的新闻价值观对“主体”是谁却存有不同回答。鲜明地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如异常论、“黄色新闻”论的新闻价值观将“主体”界定为接受主体——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以招徕大众、吸引大众、迎合大众为价值取向；在新闻专业主义者的新闻价值观里，其“主体”界定为接受主体——拥有知晓权的“公民”，将新闻报道视为一种社会责任，以满足公民的知晓权为价值取向；法西斯新闻价值观的“主体”不再是接受主体，而是传播“主体”法西斯。以他们的政治需要为价值取向，用希特勒的话说，“报纸的任务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阶级，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发展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价值取向问题。以下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思想方法的性质，不同国家的发展就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内涵；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和范围，对发展的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发展及其后果也存有不同的理解。譬如在“为谁发展”这一问题上，有的认为是为了提高取得物质财富的能力或提高征服和支配异己力量的能力；有的认为是为了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有的则认为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不同回答蕴含着不同发展观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发展的好坏存在一个评价和衡量标准的问题，有人将之称为发展价值论，而人们对发展价值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便是发展价值观，这是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价值观所指导的发展价值评价，正如新闻价值评价一样，不同的评价和衡量标准直接而鲜明地体现出价值取向的分歧。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单纯以GDP的增长作为评判标准；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再生性和可持续性为评判标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上，把人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有什么样主导性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价值观，也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新闻价值观和发展观均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新闻价值观作为价值观家族成员，从根本上说与发展观一样同属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时，发展观与新闻价值观均涉及价值取向问题，只不过新闻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更为显现，而发展观主要通过发展价值观显现出来。
　　
　　二、发展观影响并建构新闻价值观
　　
　　“新闻工作者笔下的每个字每句话都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相互联系”0新闻传播事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员，与其它系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但这种依赖关系并不都是平衡和对称的，新闻传播事业更多地处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系统的支配和控制，从而使之所传播的内容符合社会或控制者自身的利益和愿望。控制手段既可体现为宏观上的制度规定和限制，也可体现为对具体新闻的把关或制裁。一个社会主导性的发展观是人们对经济、社会以及人本身发展基本认识的反映，无疑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作为受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控制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I必然要受到发展观的影响。具体到发展观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　发展观影响经济、社会环境，促使新闻传播者调整、建构新闻价值观
　　新闻传播存在于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应社会需求而产生，随社会发展而同步发展，所以新闻传播总能见到当时经济社会的投影。进而言之，新闻价值观的建构也要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美国学者塞伦·麦克莱说得更加直接，“新闻组织必须适应它们生存的环境。考虑那些使之存在的各种因素。作为结果，媒介报道的内容也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有时间共同发挥作用，最终创造特殊的影响广泛的媒介结果。”如前所述。发展观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由此也影响和建构着新闻价值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观，而发展观的变革也必然带来新闻价值观的变革。以下就以美国新闻价值观为例，探讨美国不同时期在“怎样发展”上采取的不同发展方式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
　　尽管从萌芽时期算起，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但“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还是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而发生的。”工业革命后，经济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主导性的发展理论，在它的主导下，办报纸与办工厂、办企业一样，严格遵循商品生产及交换原则。在此背景下，19世纪30年代，以大众化报纸为典型代表的商业性报纸在美国应运而生，而新闻的“商品”价值观念也历史地、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报人“很懂得新闻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想方设法采取一切手段吸引读者，以读者普遍认可为标准的新闻价值观念也由此确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这些报纸经常把那些合情合理的对于丑陋事物的讨伐演变成极度的煽情主义，或者‘黄色新闻’”。异常论和“黄色新闻”论便是此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新闻价值观。正是以新闻商品化为起点和基础，新闻价值观念得以真正形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爆发了大危机、大萧条，引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同时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日益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发展理论。而这又重新建构了新闻价值观：“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二战直到50年代的冷战开始，记者们的报道反映的更多的是官方观点，而不去揭露权力机构的失败或不足，他们很少挑战新闻管理机构或私人企业和媒体企业的媒体代言人。像李普曼这样的评论权威竟然毫不脸红地向政客提供私人建议，许多白宫记者认为自己是总统的同盟。许多名义上是新闻调查报告的报道，实质上却依赖于政府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放出口风，依赖他们对组织犯罪、工会腐化和可疑的党派的有关调查结果。”4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孕育于二三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便迅速从理论成为政策实践，1980年美国里根上台，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纲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归纳，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包括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四个方面，尽管其并未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使“金钱正在侵入媒体世界……本来是寂静的家庭运作的商业行为，突然被投进金融界的聚光灯之下，这使得管理者在金融操作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闻价值观的变化：“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前20年，新闻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公众和许多新闻媒体都是这样……他们曾混淆了新闻和娱乐、严肃新闻和微不足道的事件、新闻和观点、重要新闻和那些只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为他们提供娱乐、以吸引更多广告、赢取利润的新闻的界限。有时候这种界限完全被忽略了。”可见，发展观对新闻价值观在这个层面的影响虽然宏观而且间接，却是深层次的影响。
2、直接将发展观的价值取向融合进新闻价值观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说，“除了离经叛道不整合进高层系统的组织外，组织的价值系统必定包含高层系统的更一般的价值要义。”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活动也概莫能外。如前所述，发展观自身也存在着价值取向，其作用于新闻传播领域，便会将其价值取向逐渐融合、渗透进新闻价值观之中，从而在微观层面重新建构新闻价值观。这种层面的影响更加深刻、直接、广泛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中，这些国家的媒体往往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为己任，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国家建设，这就包括了宣传并推行各种国家发展方案。在发展观方面，媒体既要宣传推广各个阶段的国家发展观，又要发挥社会整合动员功能，动员、说服、激励广大民众积极践行国家发展观，同时还要以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为标尺，筛选、报道符合国家发展观的新闻，监督不符合发展观的行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价值追求，作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就要用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来调整新闻价值评判标准，在新闻价值评价中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譬如同是某落后地区GDP获得快速增长的事实，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观之下，则是一条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而在科学发展观之下，就要看这个GDP增长是否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发展，如果有利则是有价值的新闻，反之则至少不是有价值的正面新闻。可见，发展观对新闻价值观在这个层面的影响虽然微观，却更加直接有效。
　　
　　三、新闻价值观反作用于发展观
　　
　　发展观影响并建构着新闻价值观，而新闻价值观同样也反作用于发展观。媒介对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有一种塑造和建构功能，即传播学中的培养涵化。具体说来，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①媒介是一个培养社会的场所。对社会观念起到一定的涵化作用，可能使某种观念改变或形成；②媒介提供的符号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同化了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观念；③媒介推动社会共同图景的形成。0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远远超出人们感性经验的范围，人们必须通过媒介系统才能把握，但媒介系统并非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通过对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从而构筑一个“信息环境”。这个信息环境日益成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所以媒介系统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并在形成“共识”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正如德弗勒所说：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实际上。“构筑信息环境”是通过“信息把关”实现的，是新闻传播者在新闻价值观的主导下，去寻找、发现、挖掘事实，去选择、解释、加工信息，甚至进行新闻策划，这使传播内容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一定的价值取向，而社会环境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按照这种价值取向发生改变。我们正是从这个层面理解新闻价值观对发展观的反作用：在现代社会，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构筑怎样的“信息环境”，而信息环境又塑造并建构着社会观念和社会环境，所以发展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社会所接受，能否成为一种主流的观念形态，其践行的效果如何等等都会受到新闻价值观的影响。
　　当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一致时。能有效促进社会成员接受该发展观，甚至将其塑造为主流观念形态，加快发展观的践行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一致，媒体通过塑造、建构与发展观一致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媒体具有为大众构造焦点的潜能，即传播学所强调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0也就是说，社会舆论会受到媒体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按照媒体的报道来调整论题的取向。由此，媒体主动介入，把发展观纳入媒体设定的议程轨迹，并在议程设置上与发展观的要求保持动态一致，形成舆论焦点，强化大众注意力对发展观的关注度以及议程的影响力，促使发展观由媒介议程转化为社会议程。这样，通过新闻议程设置来调动社会舆论资源，改变舆论运动力的方向，并作用于社会资源的传统配置秩序，带动社会资源以发展观为核心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带来社会观念、环境和行动的共同性，不但使发展观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将其塑造为主流观念形态，而且还能促使发展观由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阿根廷新闻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前后两次都与发展观保持了一致，对国家发展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作用，便强有力地论证了新闻价值观对发展观的反作用。阿根廷在发展主义盛行的时期，高度强调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与发展主义保持高度一致，新闻传播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利用自身促进全民教育和塑造人民的现代性格，这使新闻媒体在阿根廷实施发展主义、促进国家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根廷开始实行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实行激进的私有化进程，而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与当时推行的自由主义也保持了一致，普遍采用自由主义议程，要求国家对媒体的活动尽量减少干预，主张私有化，“为了满足广告商的需要，也为了媒介自身的利益，阿根廷的大众传播媒介热衷于传播奢侈的生活场景，宣扬高度的物质追求，消费主义曾经是阿根廷传媒传播的主旋律。”结果，在媒体的宣扬下，阿根廷掀起了一股高消费之风，造成社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而国家发展又需要大举外债。却又难以及时支付，最终使阿根廷陷入了发展危机。由此可见，阿根廷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发展观保持了一致，大大加快了自由主义的进程，也加快了阿根廷陷入危机的进程。
　　当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左时。则对该发展观的推广乃至践行起着阻碍作用。在前面已经强调，媒体对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有塑造功能，不难理解，当新闻媒体在新闻价值观的主导之下，没有与发展观相适应的议程设置，甚至现有的新闻议程与发展观相左，致使塑造的社会观念和环境与发展观的理念不一致。这就不但难以使发展观深入人心，而且也成为实施发展观的阻碍因素，甚至使发展观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养分。譬如，我国目前一部分媒体仍然唯经济增长论，把GDP增长作为报道重点，把数字作为发展的象征。并以此作为新闻价值的评判体系，而不考虑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媒体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把既得利益集体作为关注重点，乐于传播消费主义，而对弱势群体的冷暖不管不问；把低级趣味、媚俗庸俗的事物作为卖点，报道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宣传虚假的政绩工程……这些报道内容都与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的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甚至完全相左，不但不能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且对发展问题的报道存在误区，会误导实践，使其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