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所称的都市媒体，是指以城市人群为受众对象的大众传媒。去冬今春以来，农民工成为都市媒体上的重要话题，帮助农民工讨薪、培训农民工职业技能、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等等的报道和言论日渐增多。显然，这是在中央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国策背景下，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发挥作用的局面。但是，在发展战略层面，都市媒体尚未做出重大调整。本文着重就近年来都市媒体不约而同地忽视农民工群体的现象进行探讨，指出农民工是都市媒体的一个“集体盲区”，揭示这种现状的社会危害，提出应对举措。并籍此个案探讨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阐释传媒体制改革的意义与缺失，为建立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阵地寻找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 都市媒体 角色 功能 责任
一、都市媒体“忽视”农民工的两种现状
在受众定位上对农民工视而不见。从当下城市流行的印刷媒体看，晚报、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至两家面向城市市民的报纸，却未听说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再看看城市流行的杂志名称吧，《大都市》《都市丽人》《地铁风》《休闲》《瑞丽》《世界时装之苑》等等，它们所面向的读者显然是城市的白领、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广电媒体中，电台的一些定位于城市听众的节目热衷于追求“港台式”的口味，投都市追星族喜好的嗲声嗲气成为时尚的播音语言；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⑴《相约星期六》《玫瑰之约》《金日有约》《非常男女》之类的以都市白领、大款、成功人士为服务对象的栏目越来越多，为城市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服务的栏目越来越少。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因其高科技设施现阶段主要在城市运行，商业网站受众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白领化的倾向，虽然网络上已出现了一批由农民工、打工者创办的网站，但电脑定价和网吧计费的高门槛也不是大多数收入菲薄的农民工们能够轻易进入的。显而易见，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急需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
在报道角度上对农民工片面侧视。如果说，上述种种对农民工群体“视而不见”的现象是各家都市媒体有意确立的受众定位所致，那么，向自家受众报道农民工生活时的“片面侧视”则在无意之中伤害了这个弱势群体。前些年都市媒体上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多是侧面的负面的，“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盲流”之类的说法是描述农民工的常见词语。例如某报2000年9月1日就有这样一则报道：“从现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100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⑵所谓“三无”是指无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城市外来的农民工中为什么会出现大批的“三无”人员？他们有什么苦衷？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政策是不是完全合理？都市媒体鲜有体察和质疑，农民工生存的困境和愿望难以得到真实全面的反映。因此，受众在都市媒体上看到的农民工的形象往往是片面的扭曲的不良形象。
上述都市媒体或者将城市农民工置于受众范围之外、或者将他们在报道传播中片面扭曲的现象，使农民工成为当代都市传媒视野里的“集体盲区”，这是一种被樊葵先生称为“传媒歧视”⑶的现象。都市媒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要考虑广告收入，广告商选择媒体要考虑媒体受众的消费能力，而现阶段最具消费能力的人即存在于城市的“主流人群”“中产阶层”“强势群体”之中，都市媒体纷纷将自己的服务对象转向了这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农民工这一没有多少消费能力的贫困阶层被排除在目标受众之外，农民工群体生存状态的报道被漫不经心地轻描淡写。何况，传媒业者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悬殊，存在着天然的隔膜，有时也会造成一种对农民工群体的不自觉的歧视。
二 、都市媒体“歧视”农民工的社会危害
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寻求尽可能多的利益回报，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理所应当的选择，因此，单纯责怪自负盈亏的都市媒体“忽视”农民工也有失公平。但我们又不能不忧虑地看到，任凭这个现象存在下去，将演变为“歧视”农民工的社会危害。
首先，没有以农民工为受众定位的都市媒体，很可能埋伏着一种危险的社会隐患。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他们因为农村地少人多，生计无着，远离家乡闯进城市找出路，年复一年地在外挣“血汗钱”。在各个城市里，他们都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险、毒的工作，用自己的劳动给城里人的生活提供种种便利。但多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桎梏着他们，让满怀梦想的他们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寻找工作受到身份限制，工资时常被无理拖欠，子女读书难上加难，社会保障几近空白。当带着一身劳累和烦恼的农民工在工余之时寻求精神的宣泄与寄托的时候，几角钱一份的都市报可能是他们的首选。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农民工郭昌盛这样描述：“报刊版面上唱主角的仍主要是三类人。一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一些政府极力树立的先进人物，二是各行各业的董事长、总经理、CEO等等；三是各类影星、歌星，球星等等。他们的大照片、大标题，在报刊版面上非常突出。名人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睡似乎都成了新闻。此外，相当多的是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有关时尚、消费、休闲等等这一类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广告。”⑷这与他们每月几百元还可能是白干落空的生活毫不相干！杂志上的香车美女、半导体里的靡靡之音、电视屏幕上的豪华饭店，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时代！可是，几乎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媒介，没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信息平台。所以，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笔者最近参加的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①可以想见，在如此贫乏的文化生活环境中，酗酒、聚赌、斗殴，甚至被逼无奈下选择的偷窃、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成了他们宣泄精神苦闷的通道。他们处在了一个被主流文化遗忘的角落，又用自己的行为一次一次地强化着“边缘”和“弱势”的社会地位。台湾传播学者黄葳威教授认为，弱势群体通常具备以下特点：一、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偏见、歧视、隔离等形式的不平等；二、在生理上或文化上不同于强势群体。三、每一个人无法自愿选择成为弱势群体。四、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强烈的族群孤立，因为当一个群体长期被歧视，其成员对此群体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且日益强烈，而对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⑸由此我们担心，年复一年生活劳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如果长久地处在都市媒体的盲区里，为主流文化所排斥所歧视，等于被剥夺了获得信息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信息无疑是人们发财致富、进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资源。农民工群体的信息贫困，又将成为他们物质贫困的一大原因，他们挣扎于双重贫困之中，并陷入恶性循环，一个声音弱小但人数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将滋生出对主流社会的疏离感甚至敌对感，积累起反社会的因素，降低整个社会的安全系数。
其次，都市媒体近年来有意无意地对农民工片面和扭曲的报道，也隐蔽着一个建构虚假环境的问题。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提出了两个环境的理论：一为现实环境，一为拟态环境。拟态环境主要由媒介构建，又称为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反映现实环境，但是一个经过选择和建构的世界。现代社会中，人们了解外部世界主要依赖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即依赖媒介环境来认识现实环境。因此大众媒介的主要任务就是真实、准确、全面地向公众告知外界的变动，为公众建构真实可靠的社会图景。这就要求大众传媒将信息触角伸向可能触及的任何角落，以广角镜头对这个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扫描。⑹可是，我们近年来通过都市媒体认知的农民工形象，多是城市收容遣返的外来“盲流”，他们自身那种勤劳、朴实、忠厚、坚韧的品行和对城市建设的巨大贡献所见不多，他们在城市谋生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和体制性伤害更是鲜见报端。因此说，都市媒体为城里人建构的农民工形象是虚假不实的。这样的拟态环境或称媒介环境，无形中强化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心，激化了潜在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为公共管理决策提供错误的“现实”依据。
三 、都市媒体“正视”农民工的应有作为
十六大报告曾经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目前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显现出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农业劳动力1.3亿人。据有关调查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总量将超过3亿。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战略，涌进城市的农民工，将渐渐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社会学告诉我们，当社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时候，往往会对该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是推进社会变革，要么对社会构成破坏性的威胁。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现阶段的农民工是一个试图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的新兴集团，其利益必然要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发生冲撞与摩擦，引发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在这一时刻，重申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的责任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承认大众传媒是所谓“社会之公器”，就意味着它应该代表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为首任；次任才是媒体自身的经济利益。倘若位次颠倒，“社会公器”应有的社会义务则无从体现。所以，对我国传媒事业产业化运作以来出现的歧视社会弱势群体的现象，诸多学者表示过深刻的担忧，彭伟步先生曾经这样慨叹：“如果媒体漠视弱势群体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并变本加厉地朝政治权力和广告商靠拢，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证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爆发矛盾，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媒介如何起到一种平衡剂的作用，去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⑻因此，在现阶段，都市媒体应该考虑“正视”农民工的发展战略。
首先，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不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但无数事实证明没有农民工城市已经难以正常运行），为农民工开辟专栏、专版或专业频道（由于农民工多生活劳作在城区的角角落落，信源采集、信息制作，收听收视都不会大量增加成本，但增加的发行成本和受众成分变化引发的广告回报变化应该认真核算）。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出现专门以农民工为受众定位的都市媒体（当然，这需要实力雄厚的传媒集团以战略眼光精心策划，也需要从事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悉心探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同时避免各家都市媒体受众定位相互重合导致的产品同质化竞争）。
其次，以城市的“主流人群”“中产阶层”“强势群体”为受众定位的都市媒体，现在有责任开拓农民工正面形象的报道，发掘展示农民工勤劳、朴实、忠厚、坚韧品行的和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题材，引导城市居民正确对待农民工、认同和接纳农民工。特别是应该利用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有意引导城市受众认识城市是全体国民的城市，中国城市的建立得益于长期巨大的工农业剪刀差，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城里人应该知恩图报。从而转变城市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偏见和歧视心态，弱化“城里人”的优越感，化解工农矛盾，张扬公正与平等，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运行稳定器的作用。
四、关于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
本文所述的农民工是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问题，实际上属于传播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范畴，与本届论坛的第三个议题“媒介化社会的媒介角色、功能与责任”密切相关。笔者认为，科学研究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传播学的研究，只有致力于解释并解决我国传播事业的现实问题，才能为传播实务界所看重，并由此建立传播学科的社会影响。因此，对媒介角色、功能与责任的探讨，应该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传播事业的现实处境出发。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标志，执政党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这样概括：“第一代发展战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如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等。”“第二代发展战略则是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共同富裕论’；改革的目的是投资于人，发展人的能力；实施五大协调发展战略。”⑼由是回顾既往，我国的大众传媒中许多机构是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受益者，媒体利用报号刊号广电频道等国家垄断资源，依靠国有资本的启动进入市场进行自主经营，属于文化事业中“先富起来”的；同时，这些大众传媒也是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者，其在宣传改革理念、传播经济信息、刺激企业竞争以至创造利税方面，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前文所述的以城市的“主流人群”“中产阶层”“强势群体”为受众定位的都市媒体，正是第一代发展战略中既是受益者又是实施者的典型代表。现在的问题是，展望未来，大众传媒在第二代发展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其功能与责任怎样确立？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去年岁末的一次报告中透露了现阶段大众传媒领域将要进行的体制改革规划：“将来事业主体就是公共服务的主体，企业主体就要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微观上将来所有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网络出版、电子出版单位以及广播、电视等等，都要按照这两种性质来划分，一类是属于公共服务事业性质的，一类是面向市场企业性质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⑽这里所称的“事业主体”，是一种“主要是依靠政府资金，以不盈利为目的，以公共服务达到某种特别目的为目标的体制”；“企业主体”则“一般都要面向市场，转制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⑾显然，这里试图把大众传媒历来禀赋的事业和企业的双重角色、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功能、公益和盈利的双重责任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分化。
沿着这一改革路径发展，现阶段的大众传媒将分别承担各自的任务。事业主体性质的，其首要角色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阵地”；其首要功能是通过信息传播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服务；其首要责任是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企业主体性质的，其首要角色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其首要功能是通过向市场提供信息服务获得价值补偿和价值增殖；其首要责任是自主经营创造利税。显然，前者属于文化事业领域，后者属于文化产业领域。这一改革构想符合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行之有效的一个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此处的所谓“效率优先”是说，国家依靠文化产业的竞争式运作发展经济，积累社会财富；此处的“兼顾公平”是说，国家又依靠经济基础支持的税收财政扶持市场中的弱势文化事业，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照此理想整合传媒，不仅都市媒体，各类大众媒体都将成为第二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者和收益者。
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个二元体制构架中，是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各居一端，还缺少防范其各自“剑走偏锋”的“公共论坛”和“社会之公器”。所以，吕文凯先生强调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公共媒介在整个媒介生态系统中的缺位是现阶段我国传播机构预警功能弱化、社会问题丛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新一轮的新闻改革必须考虑再造一些公共媒介以尽快完善我们的媒介生态系统。”⑿“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相对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包含有公共媒介结构，只有担当公共空间职能的这一部分媒介才能自觉承载真正的公众舆论的诉求，表达公众的价值理性。作为连接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它在促进社会公正、捍卫普遍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匹敌的巨大作用。纯粹的官方媒介以及纯粹的私人商业媒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尽管他们都标榜自己如何公正。”⒀孙旭培先生也曾呼吁创办一种“国有民办”的非机关报的报纸——公共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是“不隶属于哪一个党政部门的公共报纸，可以在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前提下，传播新闻和履行舆论监督之责。公共报纸既可以防止机关报高度集权的弊病，也可以防止商业性报纸追求黄色、暴力的流弊，当是我国未来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⒁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发展起一种代表全社会最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制衡力量，参与舆论博弈，校正社会的发展方向，维持社会机体的平衡健康。显然，这些设想在眼下还只是一种理想，还有待于市场经济社会发育的成熟。
还应该指出，这个二元体制构架，是建立在执政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是“以人为本”的第二代发展战略在传媒领域的具体化。笔者所关心的农民工是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问题，在这一构架中找到了新的解决途径。即以盈利责任为首要的企业主体传媒（如前述都市媒体），若是因为经济核算不能把农民工这类“边缘人群”“贫困阶层”“弱势群体”作为服务对象，则应由以公益责任为首要的事业主体传媒负责，由政府出资为农民工创办专门的媒体，缩小这个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和财富鸿沟，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埋伏的社会隐患，促进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注意到5月28日晚间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专题是《我为打工兄弟歌唱》，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人、农民工孙恒成为做客佳宾，该节目有明显的关注社会底层、张扬社会公正的舆论导向。这一迹象表明，在当下社会里，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喉舌”“阵地”的事业主体传媒，如果深刻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自己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还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社会之公器”。
参考文献：
⑴参见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4-01-14
⑵转引自郭昌盛《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
2003-05-01
⑶樊葵《传媒歧视：论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不平等》，《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⑷郭昌盛《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
2003-05-01
⑸参见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4-01-14
⑹参见樊葵《传媒歧视：论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不平等》，《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⑺参见新华社电，《新华日报》2003年3月8日
⑻彭伟步《中国媒体远离弱势群体》，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2-07-28
⑼肖云祥、胡鞍钢《发展观为什么要转变》，《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0日
⑽CDDC《中国政府官员谈新闻出版改革》，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3-12-11
⑾同上
⑿吕文凯《公共媒介与社会健康发展——关于我国新一轮新闻改革的理论思考》，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4-04-13
⒀同上⒁柴葳、王永亮《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http://www.cddc.net 200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