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华名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作为当时活跃于中华大地的两支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站在各自的立场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党媒发展有着独特的条件，而中共两党因为阶级立场，经济地位不同，使得他们的新闻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不同。
关键词：国共新闻体系 党报 改革 比较
从国民大革命结束到新中国成立的这2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的硝烟中，无论是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内战还是抵御外国的抗战，作为中国大地上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因着自己的党派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据理力争。无论是政治斡旋还是军事行动，宣传对于一个党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让民众了解本党的方针，思想，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本党的立场和决心，党派需要有效的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让自己为人所知，为人所信。一个优秀的政党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舆论工具，显然，在当时两党都已清晰的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在此期间先后进行了各自的新闻体系的改革。需要说明的是，两党改革背景，在当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奉行的政治思想的不同是两党新闻改革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两个政党，他们之间有着天生的孪生性。
对于两党而言，要进行有所成效的改革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党媒体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第一，党派必须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全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一定规模成员和党派影响力所辐射的地区的广度便是其即有影响力的主要指标，对于党媒来说，拥有足够而高水平的成员便保证了一个党媒的管理运作的组织机构，而所辐射的地区越广其媒体所辐射的受众范围也越广。而支持整个党组织运作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由党派规模所制约。第二，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改变也将影响着改革的进行。在这一段时间内，在国际社会眼中，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共产党最多处于一个在野的地位，这样的差异，使得两党的党媒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都相差盛远，等到来着外国的合作也不同。可以看出，当一个政党在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时，尤其在其拥有执政地位时，对于舆论宣传的要求越加的迫切。所有这些元素便构成了两党新闻体制改革的背景。而对两党报媒改革的比较便重要从这两点出发的。
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国民党依然在其最快的速度下完成了“宁汉合流”，建立了统一的政党政府。对于一个刚刚稳定的政府，发展一套完整的新闻体系是有利于政府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这便是国民党政府实施新闻统制制度的具体实施方略。1928年，国民党提出了“以党治报”，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新闻事业有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自1928年6月以来制定一批新闻统制法令。包括出版法，新闻在非常时期的法令以及有关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到日军全面侵华以前，形成了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报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网，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网。
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体系改革晚于国民党，开始于1930年末1940年初。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在国内有来自国民党的“围剿”，在国外仅得到来则苏联微薄的支持。对于共产党来说，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已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在加上建设党媒所需的资金、技术缺乏使得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在一段时期内落后于国民党。在许多对早期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在怎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发展着新闻事业的。国民党的围剿，日本的侵华都影响了共产党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不过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共产党人建立起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电台。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局势的发展，伴随着抗战时的整风运动共产党的新闻改革开始了。
党报的改革是两党新闻改革的重点，由于广播在中国的发展还不成熟，所以两党都把报纸的发展放在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1927年3月22日，《中央日报》创办于汉口，该报初期是由国共合作条件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主办的。1927年4月，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日报》经过一系列变动，最终在1929年迁至南京，并在前一年被设置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初，《中央日报》实行社长制，改变了此前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任社长而实际不管社务的状况，从形式上实现了法人制，走向了企业化。1932年由程沧波担任社长，他注重报纸的新闻报道改变了报纸内容贫乏不受欢迎的状况，他提出经理部充分营业化，编辑部充分学术化，报社制度化、效率化，并引进轮转机印刷，使得报纸日发行量从8000份增至3万份。
随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央日报》西迁，《中央日报》各地分报也在纷纷创建。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直属党报共20，地方省市报共438家，是其最盛时期。抗战胜利之后。《中央日报》迅速回复了出版，由马星野担任了社长，他采用了两项改革措施：第一，改革版面，确定“报纸杂志化”方针。第二，成立股份制公司，实行企业经营化。1947年5月30日，正式改组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总的来看，《中央日报》在新闻业务上的改革是十分突出的，当然在此期间，《中央日报》从未脱离过国民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它的“党性”是从未改变过的，但与此同时它在新闻运作上体现出了新闻专业主义。它积极进行企业化改革，注重读者的新闻欲，参与市场竞争，当然这一竞争是在国名党的统制政策下进行的，这一点削减了它的公平性，但是采用的市场化运作这一改革方案确是具有前瞻性的，同样也是可取的。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核心党报发生了几次变动。首先，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色中华》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红色中华》配合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宣传苏区政府的法律和文件积极号召广大人们加入苏维埃。而这一时期，以《红色中华》为核心的一系列党的报纸刊物所作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把报纸带到了农村。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抗争的发展，1937年《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新中华报》便是《解放日报》的前身之一。1941年5月，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时报》在抗战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来，《解放日报》是共产党的党媒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解放日报》创办的这段时间里，培养了一批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奠基人。第二，抗战时期，《解放日报》站在了抗日根据地宣传抗战精神的风头浪尖，在鼓舞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坚持抗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在一个较为紧迫的环境下进行的。与《中央日报》相比缺少着安定的环境，缺少着人力和必要的物力，再加之筹备时间短，报纸的发展必定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此时，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根据地的军民确实需要一个能鼓舞他们坚持抗战的刊物，帮助他们挺过这难熬的时期，而共产党党内也急需一份能真正属于自己的党报，尤其是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报纸的改版受到了党内很高的重视。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到，与《中央日报》相比《解放日报》的没有在短时期形成覆盖全国体系的压力，其改革突出方面是改革报纸的思想和内容，让它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在社论《致读者》中提出了党报的必须品质，便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这同样是这次改革的要点。与《中央日报》的改革相比这四点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党性便是要求报纸成为党的喉舌，要宣传党的思想方针，这样的性质是党媒都普遍要求的。在《解放日报》改版中要求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而文字则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从新闻业务上说，其本质便是获得最广的新闻到达度，从政治宣传上来说便是获得人们最大限度的认知和支持。如此说来，这一点在《中央日报》中也同样存在。《中央日报》不断改革新闻业务，与其他报纸进行竞争不断扩大发行量也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认知，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而正是由于根据地区和国统区的受众结构的不同，影响了两党具体的改革方略。而组织性的要求便是党性要求的一个分枝，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
根据以上四点的要求，《解放日报》在内容设置和版面安排上也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把边区的新闻放在了主要的位置上，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一版为要闻，以边区消息为主；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为国际版；四版为副刊。《解放日报》还开辟了新闻学研究的专栏，这一时期，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了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党报理论体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而在报纸的专业主义上，也突出了新闻的真是性。《解放日报》改版后，其他地区的党的刊物也陆续进行改版，于是，一个由各地区的党报共同构成的体系基本成形。
相对于党报，通讯社和广播在新闻体系中居于其次，两党通讯社和广播台的发展理念和情况与报纸有着十分相似的轨迹。通讯社和广播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报纸的补充，从整体上看，报纸、通讯社、广播台三者相互补充，而多媒体的组合程度的高低成为党媒发展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一时期，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在通讯社和广播的发展上，共产党明显落后于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中央社”在1924年创办伊始规模很小，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扩充设备，其技术规模渐渐赶上世界水平。而广播台则有着“广播保姆”之称的陈果夫为其提供雄厚的资金技术支持，到了1932年5月，中央台成了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在“中央社”和“中央台”的发展过程还出现了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中央社”的萧同兹和之前提到的陈果夫，共产党的通讯广播事业发展较为艰难。新华广播电台创办时的第一台设备是有周恩来从苏联带来的，设备所需的电也是由一台汽车发动机改装的发电机发的，这足见发展的不易。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对于报媒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其中以报纸为重点，国共两党在党媒的认识上并没有因为两党阶级性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差别，不过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也正是由于两党不同的阶级性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使得各自在具体的办报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两党的这些办报的策略和方式是符合于两党各自的具体情况，从效果层面上看，改革之后两党的报媒对两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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