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竹枝词发展

　　 摘要：竹枝词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诗歌样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创作人数众多，分布空间广泛。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信源（作者）和信宿（读者）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文本）符号的特殊性、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及文字媒介的使用是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竹枝词　共通的意义空间　符号　意义　媒介

竹枝词源起“竹枝歌”，本是远古巴渝民间传唱的乡土民歌。后经唐代诗人的采集、剪裁、整理、提炼、加工，将其移植到诗歌殿堂，后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一枝不朽的奇葩。竹枝词在步入诗坛到清末大约一千一百年左右时期里，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其创作群体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特征，无论是杜甫、刘禹锡等文学大家还是姓名不可考的乡野村妇都的成为竹枝词创作群体的一员。竹枝词在创作数量上更为突出，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至少有十数万首以上，远远超过唐代全部诗歌的总量。竹枝词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研究当代传统诗词的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目前有关竹枝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竹枝词的评析欣赏、史料价值和发展历程上。对于竹枝词如何能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传播的探究却不多。当我们把竹枝词及其发展过程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下，对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及过程加以整体观照时，我们会发现，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文本内容只是传播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除此之外，其信源（作者）、信宿（读者）、文本符号、媒介等主要因素，在竹枝词传播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围绕信源与信宿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文本符号的特殊性、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和文字媒介的使用等四个方面，考察竹枝词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
一、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简单的说，就是指信息的传递。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一个传播活动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进行的。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竹枝词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信源就是创作者，信息就是诗歌文本，信宿就是广大的读者。按照传播学原理，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依中国诗歌体裁之定义，竹枝词乃专咏民间生活琐事之采风诗，亦即竹枝词是具有庶民性格的。竹枝词作为民间歌舞早就在巴蜀民间流传了，但直到唐元和年间由于刘禹锡、白居易肯于汲取养料，向民歌学习，经过再创造成为为歌者配的词，又经长期演变，词逐步脱离歌而成独辟蹊径的新诗体。由此可见，民歌是竹枝词的母体。竹枝词的民歌本源特性要求竹枝词的创作者无论是述风土、纪人情、观时事，都必须走到人民当中去，从民间生活中采集创作的素材、寻求创作的灵感、汲取民间文化的营养。这便决定了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文本来看，竹枝词大都是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形胜、社会百业、时尚风俗、历史纪变的，反映内容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且形式上竹枝词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并一向有注文的传统，用简明的文字注释诗的内容，使群众看得懂，易理解。这就使得竹枝词的作者和读者在竹枝词文本符号的理解上具有了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的作者构成来看，他们或是姓名不可考的乡野村夫（妇）（佚名、无名氏、晴岚氏等），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直接歌唱和讲述他们的情感、劳作和日常的琐碎生活；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的风俗人情和社会世态，深悉本乡本土的山川胜迹和百业民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在当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竹枝词为体，“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描写和记录他们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或是处于羁旅行役的游子，借竹枝词“借眼前之闻见，抒胸际之牢愁”，抒发相思之苦、羁旅之愁、乡土之思、离情别绪；或是外来的观察者，对异地的风俗充满了好奇，“沿途据所见闻，兼用方言联成绝句，随地理风物以纪游踪”。因此，作者与读者在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上也存在有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二、文本符号的特殊性
按照传播学原理，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目的是交流意义，即交流精神内容。但是，精神内容本身是无形的，传播者只有借助某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借助于符号才能表现出来，而传播对象也只有凭借这些符号才能理解意义。因此，人与人的之间的传播活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置换成语言、声音、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收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在诗歌传播中，如何编码，写成什么样的诗，是影响传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因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竹枝词历千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本符号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诗歌只有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从竹枝词的起源看，《昭明文选》中有关于巴山调（即民歌竹枝词）广为民间传唱的记载：“客有歌于郡中者，其下始于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个著名的“下里巴人，千人唱和”的典故，有力地说明了竹枝词一经产生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由民歌演变过来的文人竹枝词，与其它诗体比较起来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易学、易写。竹枝词不拘格律，束缚较少。民歌作者不太懂韵书上的规范，民间竹枝词也多依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声韵。这种不拘格律的现象，从刘禹锡、白居易开始，后人接踵，世代承袭下来。竹枝词的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使竹枝词拥有空前多元化的庞大的创作队伍。二是易懂。竹枝词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重自然、少雕饰。竹枝词是由民歌蜕化出来的，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富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此外，竹枝词吸收了民歌诗风明快，诙谐风趣的艺术特点。“能以嬉笑代怒骂，以诙谐发郁勃”（颜继祖《秣陵竹枝歌》序）。往往于风趣中见神韵，于诙谐中隐美刺，于俏逗中见真情。古人云：“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竹枝词正是在诙谐风趣之中，化精深入平淡，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当人们阅读时，直感妙笔生花，常常在诙谐解颐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竹枝词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博得历代读者的喜爱，并给予高度评价。竹枝词易学易写和易读易懂的符号特性使得竹枝词作者符号化和读者符号解读的过程畅顺自如，从而最终决定竹枝词能够良好传播效果的取得。
三、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
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在信息传播中，按人的需求而言，与人的生存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信息最重要，一般的文化消息次之，特殊的文化信息又次之，需求的人数也依次递减。而竹枝词作为高悬于人的精神生活空间的特殊文化信息──诗歌的一种形式，能够拥有庞大的创作群体、众多的作品数量、广阔的创作空间、深远的传世影响，同竹枝词文本信息所包含意义的广泛性及其与贴近读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竹枝词长于纪事，泛咏风土，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水旱灾害，大至政治事件、社会兴革，小至街头杂耍、民间小吃皆可入诗。这些题材内容归纳起来可以大致集中在“生产劳作”、“风俗民情”和“男女爱情”三个方面。无论是描写劳作的“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歌咏爱情的“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还是抒发乡思的“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上莫上动乡情。”诗歌当中所记述的都是人民群众所直接经历的劳作、情感、乡俗、饮食、衣着、环境、遭遇、战乱的直接写照，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种贴近生活的信息当然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从而推动了竹枝词文本的广泛流传。此外，竹枝词题材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反映各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层面，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其他诗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满足了人们对各历史时期各地区多元化的信息需求，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社会、民俗等诸多领域。
四、文字媒介的使用
人类从事传播活动，必须具有交流的内容和传播的媒介。丰富的社会实践构成了传播的内容，即社会实践活动是传者与受传者交流的主题，而媒介的出现使人类的传播成为可能。在竹枝词的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媒介主要口语和文字两种。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作为音声符号的口语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一是口语是靠人体的发声功能传递信息的，由于人体的能量的限制，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二是口语使用的音声符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记录性较差，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于人脑的记忆力。口语传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在文人竹枝词产生之前，民歌竹枝词虽然也曾取得千人和唱的壮观景象，但最终因为口语这一媒介的局限，存世作品寥寥无几。文人竹枝词出现之后，文字成为竹枝词传播的主要媒介。文字媒介的使用，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使竹枝词能够长久保存下来；打破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扩展了竹枝词传播的空间；并且使竹枝词的传承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从而最终实现了竹枝词历经千年而不衰、在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山村甚至域外诸国的广阔的空间中传播的奇迹，使竹枝词成为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