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二次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主要通过暴力对媒体实行法西斯化，而日本，媒体的法西斯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埋下了种子，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日本自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
一、19世纪末日本媒体主动、积极地鼓动侵略战争
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在热闹的政治争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的刺激下，发展极为迅猛。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对报纸的作用有了新认识。1871发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1] 因此，这时的主要报纸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一旦报刊，特别是政论性报刊开始批评政府，实行下情上达，政府对报刊的态度立即转变。每次修订报纸条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强化和完善。1875年7月，《东京曙新闻》的末广重恭因上书反映对条例的意见和在社论中引证了其上书的内容，被判监禁2个月和罚款。不过，这属于媒介或记者“忠”得不够而出现的“违法”事件，很少有触动官方新闻政策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
在经历了较多的因涉及政治而受到查处的事件之后，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闻职业意识开始形成，日本的政论报刊衰落，报刊的商业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造就了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只能顺着当权者提倡、允许的方向，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对外战争则会引起官方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利润。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战的传统和民族“耻感文化”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增强的对天皇“忠”（传统的对各自主君的忠诚，是日本千年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将对各自主君的忠诚，转移到最高而唯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观念，日本报刊和通讯社从19世纪下半叶对日本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到20世纪初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报均主动、积极地鼓动战争。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报道，强化记者新闻业务的训练。主战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当权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对日俄媾和，《朝日》社长村山龙平说：“只要坚持主张，即使报社垮了也在所不惜。”[2] 。反战的媒介或反战的言论很少见，即使偶然出现，立即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谴责和蔑视。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物质上的商业利益＋精神上的国家主义，这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二、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政策为媒体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条件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一般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建立的只是具有开明色彩的新型专制政体，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将神道国教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为准则。官方某一派掀起“欧化风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一派发动的保存国粹运动，各种媒介既为欧化制造了舆论，更为张扬国权论叫嚣尘上。基于日本长期中央集权、军事化统制的传统，保存国粹、弘扬国威的国家主义渐占上风。
经过对西方各国经验的比较鉴别，日本的当权者在19世纪末，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均受到排斥。因为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国权论是最为相近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士魂商才”、“和魂洋才”等口号，反映了这场维新运动的不彻底性。在这种本质上没有彻底改革的政治体制基础上，“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政策并提，那么工商业的振兴就可能为军国主义勃兴和发动侵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而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则在精神上为此作了准备。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比较，日本政府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该法大量照搬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除了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外，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因此，宪法强调的是“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权利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给予的暂时的权利，天皇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以简单的立法形式撤回给予的权利。对于德国这种宪法的性质，马克思当年曾作过分析。1850年普鲁士宪法颁布后，马克思引证了其中的条文：“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接着他写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宪章的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的保留条件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3] 宪法颁布后，撤回出版自由的具体法规越来越苛刻。自末广重恭案件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件迫害媒体和记者的事件发生。
从实际上不允许存在政党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体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限定了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体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的传统，经过几个不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相当多的媒体充当了自觉的工具。
三、九·一八事变——日本媒体转向法西斯的质变开端
日本军部干预政权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体对此多少是有些微词的。但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外侵略战争中媒体鼓吹战争的传统，以及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对媒体的“调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各个媒体再次积极地卷入战争叫嚣。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报上随处可见诸如“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标题。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讴歌伪满洲国成立。
为促进政府快速法西斯化，多批青年将校自1932年起，连续刺杀他们认为促进法西斯化不得力的政府文官，从大臣到首相，直至1936年最终确立起完全法西斯化的军政府。对于这种惨烈的暴力行动，媒体对他们的梦想改造国家的动机持一定的同情。而到后来，即使想批评，也不可能了，因为这种法西斯暴力也降临到一些主要媒体和其工作人员身上。例如，1934年3月《时事新报》一位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总务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受伤，1936年2月《朝日新闻》社遭暴徒袭击等等，当事的媒体不敢言，其他多数媒体对此也保持沉默。并非这些受害者不赞成军国主义，只是极端派认为他们做得不彻底。
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视为一个转折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媒体持反对意见。这个时期媒体对军部的批评，并不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对温和与极端激进的分歧。
日本军部自九·一八事变后，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各种新闻媒体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防止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的卷土重来，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
１，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4] 这基本反映了军部后来进一步钳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２，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一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３，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
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曲艺、绘画、唱片等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大批被禁止的人员名单。情报委员会时期，各主要媒体的领导人尚作为委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了多一半。战争失败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制的御用团体“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这个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４，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
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1942年起，甚至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播音员”改为“放送员”、“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国歌曲的单子。
５，合并通讯社，全面控制报刊的新闻源
通讯社是所有媒体的主要新闻源，集中力量控制了通讯社，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报刊、广播。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通讯社多达200家以上。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36年11月合并两个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当时共189家），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与该社。同盟社还直接负责对外国际广播，从成立的当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汉语对欧洲、北美、亚太地区广播，随后扩大到使用24种语言全天候广播，积极参与法西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电波战，其宣传的广度和强度毫不逊色于德国法西斯。
６，报刊大合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为了便于更好地实行控制，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实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57家日报）。而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全国有日报848家。
杂志也没逃过大合并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查禁的杂志每年都有几十种。仅1939年，日本全国的杂志被禁止出版的就有4000种（包括警视厅管辖的500种）。再经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整顿与合并，原来数千种杂志剩下996种，综合性杂志只保留了3种、时事性杂志只保留了7种。1944年又迫使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时事性杂志《改造》停刊。
五、日本新闻界为什么追随法西斯
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媒介为自由民权运动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但几经“欧化”与“国权论”的较量，后者渐占上风，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传媒居完全的主导地位。明治时代末期起，日本的媒体追随国权论，在煽动战争方面一向是积极主动的。一些主流媒体对军部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些微词，然而战争一旦打响，国权论勃发，依然追随其后，反对意见只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对过分极端做法的意见。当这类意见也遭到镇压之时，只剩下服从和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闻虚假到这样的程度：日方战果的报道是实际情况的六倍；日方损失情况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商船损失的情况是实际情况的十六分之一。
关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然被提到。例如1944年7月一次有记者参加的大政翼赞会的座谈会上，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人们斗志的好办法。”[5] 其实，限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自由，最终只能导致否定这种自由本身。
正是由于日本的媒介忠诚于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常规，一旦天皇宣布战败，它们便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朝日新闻》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读卖新闻》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的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广播中则一再强调“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6] 显然，媒体主持者考虑的只是日本民族的荣誉和未来发展，对于军国主义本身的反省是很有限的。
战后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1946－1952年组织清算日本传媒的法西斯主义，最初进行得较好，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参与战争，对日本传媒法西斯分子的清算转而变成了“清共”，因而日本传媒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自由主义改造是不彻底的。
注释：
[1]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3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2] 山本文雄等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第8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5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
[4]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51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5] 本迪尼克特《菊与刀》第24－2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
[6] 本迪尼克特《菊与刀》第210－211、11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