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仪式·真实：在美国感受电视与京奥

　　

[摘要]：
现代奥运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角力”的舞台，奥运并非生来如此，而是 “异化”的结果。在异化的过程中，电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京奥就是一场为“电视”量身定做的奥运，与其说电视直播奥运，毋宁说电视在制造一个别样的“奥运”。电视愈益成为一种现代“仪式” ，遵循和探求“真实”不再是它的重要职志。

关键词： 北京奥运 京奥 电视 仪式 真实

2008年初到美国访学，做电视的研究，白天常到图书馆去看关于电视的书，晚上回到房间里看电视。奥运期间，由于时差的原因，只能打破常规，整日里守在电视机旁，唯恐错过一场与中国相关的比赛。结果当然不能如愿，美国的体育强项是游泳、田径、沙滩排球之类的，没完没了地播放，我算是看够了。不过，最难以忍受的是，在美国的电视上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场直播！原因很简单，商业利益。NBC买断了京奥放送权，拟借此赚个盆满钵满，重要的比赛在美国的时区里往往是垃圾时段，为了保障收视率，就挪移到黄金时间转播。每次看奥运比赛之前，忍住不去上网，因为网络上已登出比赛结果，知道就没意思了。美国人也很恼火，牢骚满腹，但没有办法，美国的广电体制，与中国的半国有化和欧洲的公私双轨制都不一样，是完全商业化的，市场说了算。
说到“直播”，引发了我对电视与京奥更多的思考。我在研究中发现，美国电视在1940年代末期，也就是刚起步的时候，几乎全部是直播。电视被视为“戏剧”，剧作家把脚本写好，然后，现演现播，好比在在剧场里演戏。美国学者对那一段时期（从1940年代末——1950年代末）的电视，可谓心向往之，称之为“电视黄金时代”。1960年代，美国电视的商业化模式逐渐定型，直播因为有较大的市场风险、不利于节目交易，并且无法进行模式化生产，故而被录播所取代。除了少数新闻栏目以外，美国电视一例是录播。国内媒体的从业人员很迷恋直播，以为这是媒介市场中竞争制胜的法宝，常有人说什么“美国电视都是直播”云云，其实是误解。要说到怎样能更赚钱，录播更合适，一是好操作，二是便于形成节目市场、三是可以照顾到观众的收视习惯。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东方时空》的原制片人孙玉胜，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十年》中，[1]说到“直播是电视最基本的特性”。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过去的“电视”是这样，现在的“电视”却不一定是这样了。因为，媒介产业链条日趋完善合理，电视台节目制作、节目集成的功能逐渐退化，转移给了专门的制作商和集成商，电视台主要是作为节目播出平台来运作，这是媒介产业专业化的必然趋势。那么，孙玉胜为什么这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直播”曾经为央视甚或是整个中国电视带来巨大的声誉和利益，成为与其他媒介竞争的宝典。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庆典、春节联欢晚会等，每一次直播，都赚足了眼球。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个直播的权力？这不是钱的问题，一般的电视台，光有钱拿不下来。央视正在盖办公大楼，就是那个全球有名的巨无霸斜塔，如果说，按照市场规律，电视台只是个播出平台的话，那么，那座大楼用来干什么呢？没有谁知道答案，看来，国内传媒体制中的权力格局短时期难有变动。
“直播”的确是电视的基本特性，别的媒体做不到，无法让成万上亿的人在同一时间观看“正在发生的事”。这些事件之所以被关注，除了“人们想关注”和“值得关注”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或者说还有别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对原始人“仪式”的研究成果。格尔兹(Geertz, Clifford) 在《文化的解释》中发现：“原始人满怀诚意地出发祈雨，结果强化了群体的社会团结。”[3]所有部族成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在一起举行祈雨仪式，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在心中重复着这些意义，“我们是同一个部落的，是一个整体”、“部族应该在整体上得以延续，更好地生活”等，结果，雨未必就能掉下来，但部落之间却更加团结了，这就是仪式的“潜在功能”。美国的主流传播学过去都认为，“传播”的功能主要就是在空间上传递信息，格尔兹的研究启发了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Carey, James），他认识到：“传播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4]也就是说，除了传递信息以外，“传播”还有一项重要的文化功能——通过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共享“意义”，在群体中建立起联系，使该群体更加稳固。
电视无远弗届、同步呈现的“直播”功能，为现代“仪式”的举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马歇尔．麦克卢汉（Mcluhan, Mashall）说，由于电视的出现，现代社会将会重新“部落化”，本意是指，人们又可以象原始部族的人那样在交流的时候，视听兼备了，不再象阅读“书本”那样，视觉和听觉相分离。但麦克卢汉是否别有深意，暗示电视的传播将更类似于部落的仪式呢？不过，他同时又说，电视将使全球成为一个“地球村”，这就些靠不住了，“电视奥运”就是反例。奥运会旨在传达“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现代奥运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角力”的舞台，成为战争的替代物，奥运精神形同摆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奥运并非生来如此，而是现代社会 “异化”的结果，在异化的过程中，电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与其说电视直播奥运，毋宁说电视在制造一个别样的“奥运”。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镜头：各国的拉拉队激情澎湃，为自己的队员欢呼加油；运动员在获胜之后，首先披着国旗（之前特意准备好的）在场上狂奔；国歌奏响，领奖台上的获胜者热泪盈眶，他也许是为自己过去的艰辛而哭，也许是为努力有所回报而哭，但一旦当眼泪和国旗、国歌被电视拼接在一起的时候，新的意义就产生了，明确地变成“为伟大的国家而哭泣”。所有的国家只要有可能，都踊跃参加奥运，绝不想错过这个“仪式”。因为，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这是光大民族主义的最好舞台，以“和平”和“人类”的名义强化民族认同，名正而言顺。
当国歌、国旗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所有属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包括运动员、看台上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肃穆注视，拜电视所赐，在同一时间，注视着同一地点，同样的符号。就像在做弥撒的时候分食圣餐，感受上帝的存在那样，每个人心中都被唤起崇高的民族主义。于是，彼此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为稳定的联系，这就是电视传播微妙的“仪式”功能。现代奥运与部落祈雨的仪式相比，意义更为丰富，部落祈雨只是所有本部落的人聚集在一起，并无外人，而现代奥运则不同，当本国国民在一起分享“国家胜利”的同时，他们还清楚地意识到，正在这个时候，还有“异国的外人”也在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在他者的注视下，民族认同将会来得更强烈。如此以来，每次运动场上的获胜，都变成一种生产意义的“仪式”，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大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我们和你们其实不一样，我们是强者！”
电视仪式的功能得到凸显，意味着，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联愈益密切，中美亦然。不同的是，在美国，商业诉求更浓厚，更鲜明罢了。虽然出于收视率的考虑，不对京奥进行直播，但NBC同样不遗余力地制造美国的“国家英雄”，菲尔普斯就是美国的刘翔，承蒙NBC的眷顾，他八次拿金牌的场景，我每次都没有办法错过。每次奥运节目出场前的片花，也都少不了他。只是在中国，电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在意识形态的护航之下，电视通过直播在商业上也大有斩获。吕新宇教授在她的两篇文章中，对春节联欢晚会进行了“细读”后发现，春晚就是一场 “天涯共此时”的电视“仪式”，而在其背后，潜藏着商业和意识形态动机。[2]春晚只是其中一个具体“个案”，国内电视荧屏上充斥着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晚会”和“庆典”，使电视的 “仪式”功能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长期的实践和锤炼中，中国的电视媒体在如何制作“电视仪式”这个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谓是斫轮老手，奥组委把举办权交给中国绝对是明智的选择。
的确，中国为全世界奉上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盛宴。国内的朋友在闲聊中问我，美国人怎样谈论北京奥运？就我的经验，他们说的最多的还是开幕式。NBC在第二天晚上黄金时间转播，收视率依然很高， 改日早晨邻居碰到我，非常兴奋地和我打招呼，忙不迭地说“crazy! So crazy!”(太疯狂，太美了！) 再有，奥运结束的十多天后，我去邮局办事，窗口的公务员听说我从中国来，还在说，太可惜了，她应该去北京！美国人的感觉没错，京奥的确太疯狂了，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办出这样的奥运，京奥是全中国鼎力参与的一场庄严、肃穆、华丽至极的“仪式”！为了使这场仪式神圣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我们举全国之力，积数年之功，并且一切按照适合“电视表现”的模式来操作，选择精通“影像奇观”的张艺谋当总导演，可谓实至名归。

不妨说，京奥就是一场为“电视”量身定做的奥运。大到宏伟的书卷、喧天的锣鼓、羽翼翕动的和平鸽图案、成群结队的唐代仕女，小至礼仪小姐的一个笑容，都精心设置，再辅之以现代科技和经久不息、争相绽放的烟花，京奥让电视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超强表现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看真正的京奥，不要去现场，应该坐在电视机前，真正的京奥在电视上。我的美国朋友在说“crazy”的时候，除了表达“中国人太厉害，不可思议!”的意思之外，我似乎还能感觉出一点别的意味。接下来，他们问我，这场开幕式到底要花多少钱？我无言以对，老实说，我没有想过，我也不知道国内的民众是否想过这个问题。美国人很感兴趣，他们在网上展开关于开幕式花销的讨论，讨论奥运花多少钱，又能赚多少钱。我想说的是，他们忽略了京奥最大的“收入”，那就是“仪式”中所生产的意识形态意义，包括“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国家大一统”等。为了这场“仪式”，我们倾尽囊中所有，也在所不惜！它所带来的“潜在功能”，也许更丰富——缓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心灵的痛楚，抚慰四川大地震后的创伤，暂时冷却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震慑西方势力对中国的说三道四 ……问题是，这些“意义”将对谁会更有意义呢？
美国人讨论奥运最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真实”与“作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假唱”事件。奥运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后来透露，在现场唱“歌唱祖国”、感动观众的小女孩林妙可，并非歌声的真正主人，真正的演唱者杨沛宜拥有美妙歌喉，却因长相不佳而无法登场。再一个就是，传言中国体操女运动员的年龄有虚报的嫌疑，有人还不到16岁。前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李代桃僵并非妄言，所以，后者是否真实，变得并不重要了。诚信是人性中所有美好品质中最基本的一项，人无诚信，什么事情都难免做出来。更何况，假唱的背后是一种歧视，因外在长相而对一位儿童进行歧视，令人心不能平。举办奥运非个人行为，其主体是国家和人们，以一国之尊，出欺瞒之招，尤其不应该。不应该的事情，在如此重大场合出现，或者可以说是主办者的疏忽，而这种疏忽，更说明“诚信”作为一种最美好的品质已被普遍弃置，到了一种“自然”的地步。“上”亦如此，“下”何以堪，国内的道德状况让人担忧。
我们换个角度再往细处看，就会发现，“电视”在造假事件中难辞其咎。为什么要换一个长相更可爱的女孩？直接的原因是，这是个电视仪式，“歌唱祖国”不仅是让人听的，更多的是让人来看的。麦克卢汉说尼克松适合上广播，肯尼迪适合上电视，因为处于电视时代，所以肯尼迪在竞选中击败了尼克松。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神经兮兮的，但似乎说出了几分道理。君不见，自从电视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以来，演员里根可以当总统，施瓦辛格可当加州州长。今年是美国大选，奥巴马和恩肯恩竞争，前者是黑人，后者是白人，从政经验上看前者也输后者不知几许，但关键是奥巴马长相俊朗，在“电视”上形象姣好，依我看，麦肯恩前景黯淡。这不是麦克卢汉一个人的观点，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当今之世，电视这种诉诸于流动“画面”的媒介占据社会话语的中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从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至整个“文化精神重心”。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在潜意识里（他未必承认），更多地以外在感官为依据，理性退居二位。
美国电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电视造假事件，几乎引发了重大的道德危机。1950年代后期，益智竞猜与博彩节目在荧屏上盛行，最著名的有CBS的$6,4000和NBC的Twenty-One等，奖金数额巨大，一时万人空巷。为巨大商业利润所驱动，电视网的节目制作者通过培训、漏题等方式操纵节目的进程，使之更刺激，更奇异，以吸引民众注意力。事发后，法律介入调查，很多电视网的从业人员、参加节目的嘉宾和他们的亲友，都被传讯，但大多数人出于各种考虑，都隐瞒事实或拒绝出庭作伪证。通过艰难的调查，真相大白，主要责任人受到法律惩罚，大多数人虽被免于追究法律责任，但受到基于“诚信”的道德谴责。这场几百人卷入其中的造假丑闻，彰显出人性的弱点，参与调查的检察官约瑟夫．斯托恩不禁哀叹：“真是难以想象，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做伪证，而不觉其耻！”[6]令人深思的是，“电视”这种纵横驰骋于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介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让这么多人丧失诚信的根本？
在传播史上，电视与博彩秀丑闻联系在一起，而报纸则成为水门事件中的砥柱；电视漠视“真实”和“诚信”，而报纸则揭示“真实”，主持“正义”。在1970年代初期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整个事件进行系列的跟踪报道，正是由于他们艰难卓绝的调查和报道，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最终促使尼克松辞职。报纸与电视这两种大众媒体之间的区别，也许可以从各自的媒介特性中去找原因。报纸是文字符号的书面媒体，它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逻辑，以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探求作为根基；而电子媒介通过声画的形式，诉诸于感官，且即时消逝，所以“模式化”（易于留下印象）、“奇观化”成为电视常见的表达方式。再加上，电子媒介拥有使时空距离“消失”的能耐，便于制造“天涯共此时”的仪式感。因此，寻求“真实”是报纸的重要职志，而电视则越来越与“娱乐”和“意识形态”关联密切。
无独有偶，国内发生于2007年的纸包子事件，也是起因于电视。在本文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又爆出惊天新闻“三鹿毒奶粉事件”，匪夷所思的是，央视著名栏目《每周质量报告》曾于2004年对“三鹿”做过正面报道，2007年9月2日还刊发调查专栏，题为“中国制造：首推三鹿”，初一看，还以为是个“广告用语”，谁会把它和央视的一个深度报道电视栏目联系起来呢？“真实”，这个新闻与传播的基本信条，难道与“电视”生来就难合符节？电视时代到底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注释]

[1]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

[2]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P. 206.

[3]詹姆斯．凯瑞着、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P.7.

[4]吕新雨：《解读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读书》，2003.1，2006.8.

[5]尼尔．波兹曼着，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6]Newcomb Horace. (1997). 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P.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