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直播中国》现场直播节目的设置为例，分析了我国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的演变过程，并指出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更新，给电视新闻报道带来的冲击。
〔关键词〕《直播中国》；现场直播；传播观念；社会责任
电视技术的发展使电视新闻的采集、加工、传递变得更为快捷有效。在世界电视业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中国电视新闻从技术手段到内容风格，从理论建构到业务实践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电视新闻传播观念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杨伟光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提出：“电视是全天播出的新闻媒介，它的时效观不是播今天的消息，而应该是刚刚发生的消息，甚至是正在发生的消息。”朝着这个目标，在近几年的时间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数次现场直播报道，充分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的努力方向：面对重大事件，实现时差为零的同步报道。现场直播作为一种全新的报道方式，已深入人心，并在实践创作中不断深化。以改版后的《东方时空》每周一次的《直播中国》为例，充分体现电视业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在创作观念上的更新。
一、 电视传播观念的更新
从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传播更多地注重于客观记录，展示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表达新闻事件时采用多重视听元素，尽力展现其各个层次、各个侧面，大量利用同期声记录人物谈话和现场实况音响等。观众在主动感受现场报道的信息多元化和多样化、复杂化的同时，有了信息选择的更大空间， 并在自主地解释报道意义的同时被赋予能力， 受众地位无疑日渐提高。
回顾我国电视新闻报道方式，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对传播研究的深入，在新闻报道中我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对受众能力的开发。中国电视诞生之时，其报道内容主要是政策解释和政令的宣讲，很少介入新闻报道的过程。从传播的角度看，只强调传播者对接受者的有意影响，忽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调动受众参与节目更无从谈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蓬勃发展，电视新闻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这期间就现场报道而言，出了不少精品，但没有形成气候。更多的电视人通过探索对电视新闻传播中如何更好地实现传播价值，电视新闻传播如何适应受众，发挥媒介优势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研究。随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深入，我们看到“媒介万能论”或“传者第一论”已无法解释传播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大量的电视新闻报道实践证明，电视观众由于个人差异、社会类型和社会关系等不同，对相同的信息会有不同的反映。媒介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新闻传播如何面对这些有着不同兴趣、爱好和需求的受众，提高传播的针对性。传播学研究中大量从心理学层面对劝服效果的研究成果，为电视新闻报道打开了思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鲍尔提出的“固执的受众”理论，认为对顽固的受众来说，信息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发现的，重要的是受众如何处理信息。“使用与满足论”进一步强调受众的地位，用施拉姆的话来说就是“讯息是放在接受者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地方”。 传者必须更注重受众的需求。
电视新闻是以现场的声画并茂的优势参与传播媒介的竞争。多重视听符号的综合运用，将观众带入一个事件发生现场，与事件有关的信息观众都能感受到，并会注意捕捉与主要事件相关的讯息，与此同时一些不相关的信息也会出现在观众面前，干扰观众对信息的处理。因此，片面地突出将讯息全盘展现，受众有任意选择信息的自由，让受众自行处理，只能是一种传播假设。在实际报道过程中，媒介需要拿出支配性的意见。电视记者必须在现场对各种有用无用的信息进行选择、过滤，通过对报道全面、客观的设置，才能帮助观众搞明白事件的真相。
传播者毕竟是作为控制信息的一方，它站在较高的位置担负着主导的角色，根据一定时期的需要发起并形成强大的报道优势。传媒的报道会影响受众对哪些问题重要的判断。同时某类议题或事件报道出现频率的多少也是受众判断其重要与否的依据，传媒通过有组织的报道引导人们思考某类问题。受众面对传播的内容既存在需求的权力，也存在抵制的自由。我们也应看到，随着资讯社会日益发展，受众的意识已相应发生变化，受众在传播中的位置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媒介进行自我判断和选择。现代传播中，受众与传播者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的平等关系。作为电视新闻如何在报道中贯彻这种意图，使信息能顺利地，以最好的效果到达传播的彼岸。当电视传播的技术手段逐渐完善后，现场直播自然便提到电视新闻的报道日程上了。
二、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观念演变
新闻现场直播是指“电视台记者在事件现场，以完全纪实的手法把现场情景边摄录，边同步播出。”①然而随着社会发展，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日趋复杂，时空分布日趋分散。观众对电视报道的真实感、现场感要求却日益迫切。为了解决这种报道内容的单一与观众要求的多样之间的矛盾，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现场直播报道。将“现场”这个外延拓宽，内涵也在媒介的精细布置下丰富。回顾这几次令人瞩目的现场直播，我们不能不感慨，我国电视传播业在传播观念上的更新和传播方式上的大胆尝试。它为《直播中国》节目的问世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的直播报道为例。中央电视台对漠河、北京、南京、昆明的日偏食进程进行全貌报道，使观众在电视机前对各地日食程度有了形象的、全面的认识、感受和理解。在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当8：41北京日全食达到最大值时，反复对切其他三地的太阳画面，9：07漠河日全食即将出现前40秒，反复切出昆明太阳复圆画面。跨区域大范围的来自京、黑、宁、滇四地的现场信号把几个地方的景观同时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机位设置使新闻现场完全处于摄像机的关注下，确保观众对现场各个角落的一览无余。
大范围多机位的设置仍无法完整表现事件的发展变化，它必须同长时间大跨度的跟进式报道结合起来，即媒介通过对新闻事件过程的连续展示，不断提供新鲜信息来抓住观众。现场直播报道对时间的裁剪显示电视转播的优势。电视台在播出计划中“开窗口”辟出大段时间保证了报道与新闻事件同步推进，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动态报道，如连续72小时的《香港回归特别报道》，14小时的《三峡大江截流特别报道》等，实现了完整的进程式现场直播报道。现场直播报道总体上大跨度长时间跟进式的操作和跨区域全方位的设置机位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电视媒体裁剪时空的魅力，使新闻报道突破了“一时一地”的局限，实现“多时多地”的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它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传播的客观真实性。 这是对电视直播报道观念的一个突破。
现场直播报道依托现场实况部分的发展设置镜头，通过新闻资料的运用，热点问题的分析，演播室内主持人访谈和专家人士的点评，使新闻报道更全面丰富。现场直播的背景部分主要承担报道辅助性新闻事实的叙述功能，是对事件的渊源意义等隐性阶段的叙述。在辅助性新闻事实当中，一类是纵向的，即叙述新闻事件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趋势，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直播报道中《历届人大概况》、《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概况》两部短片。另一类信息是横向的，即对新闻事件中涉及到的人、地、事以及相关情况做必要的补充交待。如《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报道中，对漠河地理人文环境的介绍，科学知识的介绍等。这些辅助性新闻事实表现多样，既有文字解说，又有影像图标动画，权威性宇可视性兼备，报道内容全面而厚实，保证观众对新闻事件有更全面了解与认识，跳出现场，拓宽视野。背景报道还承担了调整观众视角的功能。通过主持人访谈和专家评说帮助观众不断从新的角度来主动地审视新闻事件，如在《三峡大江截流特别报道》中为主持人设计了12段演播室的话题，其中《三峡工程资金来源》、《三峡移民问题》等热点问题讨论，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不同角度来审视新闻事件，而专家的评说又为观众对不太熟悉的、专业性强的新闻事件进行思考提供帮助，在诸多背景材料的启发之下，观众的被动收视转化为主动地审视新闻事件，从而对新闻事件背后所承载的情感理念价值观有了更深的了解。
《东方时空》改版后，为了突出其新闻节目特色，增添了每周一次的《直播中国》现场直播节目。它不仅将现场直播日常化，而且对现场直播的内涵理解也更进了一步。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直播的现场不再是重大新闻事件现场，而是从更高的社会层面选题，以生活化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场景，让观众去感受别样的“生活空间”。
《直播中国》每期25分钟左右，每个星期天上午8点至8点半，通过直播方式，选取自然、人文、民生的角度报道中国，认识中国。直播的内容以特定地区的独特景观、神奇现象、历史遗踪和特定人群的独特生活方式为主，向观众展示广袤的中国国土上一些闻所未闻的或耳闻未睹的事物，尤其突出对日常生活状态下的生活展示。与先前重大新闻事件的大场景、多机位、丰富的背景报道相比，现场直播报道已从动用一个台的精兵强将，转向调遗一支反应迅速敏捷的直播队伍，以走访的报道方式，以主持人为导线，带领观众边走边看边听，现场直播变得日常化、生活化，不能不说是创作观念的又一次变革。以第一期介绍山西平遥的老字号店铺为例。通过直播我们看到平遥的老百姓在12月3日早上8：00—8：30的生活状态。同样的生活时间，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带给观众几多新鲜和好奇。这是一种平民化的人文关怀意识在现场直播中的展示。又如《明前品龙井》介绍浙江梅家坞的龙井茶。茶作为一种文化已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紧密相连。梅家坞的龙井茶是茶叶中的极品。这种茶是如何制作的？《直播中国》把观众带到梅家坞的茶山，茶农的制作间。不仅看到享誉世界的龙井是如何采摘、如何制作的，而且通过贯彻其中的主持人敬一丹和于洪的介绍，了解了茶乡人民的生活变迁和茶与人们生活和文化的关系。直播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展现一个过程，更是通过这个过程的展示，赋予选题一种文化精神，这是媒介对民族文化、百姓生活的一种关注和贴近。
由对直播的现场要求集中，便于报道，用完全纪实的手法再现现场，到大跨度、多机位、背景报道的介入，中国电视现场直播跨越了一大步。它不仅是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新思维，也是电视人站在发挥媒介优势的立场，寻找到的一个电视新闻报道的闪光点。而中国电视并没有止步，站在代表社会进步和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审视电视传播的社会责任，于是有了《直播中国》。电视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关注中国社会，在对现实的关切中流露出对自身进行反思和不断增强社会责任的意识。
三、《直播中国》体现了传受双方的平等关系
现场直播报道是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地位确立后，媒介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报道手段。
首先，我们从新闻类讯息的接受特征来看。“不论说明性本文什么时候揭示一种辩论，或者传达一种信息，它都预先假定了对一个给定的客观的参照；同样，这要求不断展开言论活动具有连续不断的具体化，这样，表述就可以获得它所预期的精确性。因此，意义可能存在的多重复杂性就必须通过读者观察本文部分的可联结性而不断地减少。”②现场直播通过长时间、多机位、跟进式报道和内容丰富的背景展示，在一个固定直播段中，保证观众持续不断获得丰富信息，消除不确定和不重要信息。真正调动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获得自己想知和未知的精确信息。现场直播的过程正是观众信息确认或材料收集的过程，并且保证与事实发展同步感知。
其次，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感受外部世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习惯于接受通过媒介传达的自己无法接触的感性信息。不仅要求信息迅速、准确，而且希望信息全面。可是与现实中存在的无数信息相比，媒介中的信息只是经过传播者选择的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从某种特定角度而进行的报道。《直播中国》的多机位的概述式报道，是传播者通过精心组织策划设计的，但它与事态发展同步，较全面地展现生活的过程，其提供的屏幕现实相对于单一的消息式报道和现场报道更丰富，更具有事态展示的真实性和价值信息，更符合观众对感性信息的接受方式。而且观众在了解新闻事件的同时，能听到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各方面对相关的大的社会背景的认识和评价。以便自己能主动地去思考，并影响自己的决策。由信息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求和研究信息。所以说《直播中国》是媒介对受众需要的认识提高和调整的产物。
第三，新闻报道不仅帮助人们更全面了解社会现实，进行社会沟通，而且通过一定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肯定和否定担负起文化服务的责任。电视传播具有原始形态的信息场，观众能够眼见为实，亲身体验，通过倾听分析、介绍、评论，了解报道者的主观意向。才可能使媒介的议程转化为受众所关心的话题。在电视新闻传播与社会文化发展互动过程中，提倡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建构高品质的社会文化是电视节目应承担的责任。我们看到受社会文化场的影响，电视直播节目中的文化底蕴越来越浓厚。它与《东方时空》改版后的追求一致，将人文关怀平民化，降低关怀的“门槛”，更贴近大众的接受心理，注意利用电视传播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受众思想情趣，开阔受众文化视野，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导向作用。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倡导健康的社会生活心态是电视节目对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通过常规化的现场直播节目，关注人的精神品格、情操，关注社会进步和人类的未来，是《直播中国》带给我们的一种新感受。它进一步体现了媒体对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价值的关注，融会了电视媒体对人类发展的爱心和高度责任感，表现出现场直播报道向深度发展的趋势。电视在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已成为最直接、最有力的传播媒介。
注释：
① 《中国应用电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72－173页
②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