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俄罗斯；媒体理论；服务
[论文内容提要]从苏联时期开始，媒体的职能与属性就被定住在如何协助振兴经济与发展国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媒体的定位集中在新闻自由与媒体集团等概念上面，倡导公共媒体与公共利益。本文简要论述俄罗斯媒体理论回归服务国家社会的内因要素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发现俄罗斯媒体仍循着一条既定的规律在运行。
一、俄媒体理论基础：社会机制与宣传工具
英国传播学者Brian McNair于1991年出版了“Glasnost－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edia”(《公开性、重建与苏联媒体》)一书。该书中写到，黑格尔定义了媒体在公民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媒体可以协调不同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协调政治机制，包括法律、政府、官僚体制之间在社会中产生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黑格尔的定义应该影响了媒体成为西方国家社会制度中相对独立的阶层。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使得苏联的媒体走向了另一条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来。
Brian McNair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苏联媒体的影响至少有两点：
第一，媒体是社会机制的一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支撑苏联社会政治机制的运行，包括媒体。
第二，媒体是机关的一部分：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共产党人的媒体机关，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组建共产党人联盟，同年5月31日正式发行它的首份机关报《新莱因报》，影响了俄罗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对于媒体功能与其社会角色的看法。
Brian McNair认为，列宁对苏联媒体的影响主要是反映在媒体与革命的关系上面，列宁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领袖之后，就反对党内主张经济斗争的一派，而主张通过政治斗争对抗沙俄专制。为此，党需要一份全俄的报刊负责宣传与鼓动，作为党广泛讨论革命技巧和指导事务原则的工具，使党宣传与鼓动的内容能够遍及全俄罗斯地区。革命报纸的目的就是首先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
当社会逐渐解决社会利益不公与贫富差距的问题之后，媒体可以在体制之外运行，以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人们也依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媒体，这时媒体无须负责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去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媒体较能发挥平衡社会利益与协调矛盾的功能。在社会相对稳定与人们生活水准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人们会较少将注意力放在资本家与劳工对立的角度上看问题，而更关心自身的实际需求，以及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来落实想法和完善生活。马克思处在资本家剥削劳工阶层的时代，在社会贫富差距的恶劣环境之下，马克思的喉舌观点便是建立在媒体都是属于资本家的基础之上，社会政治机制包括法律、政府与国会都是由资本家组成，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以伸张社会正义。
二、国家媒体论：媒体地位提高
列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报纸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成为全俄的国家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全力对付纳粹德国，媒体的舆论在此时得到了统一，斯大林藉此强化了媒体意识形态的控制。现在普京一部分延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媒体观点，即媒体必须是国家机关与社会政治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媒体不能单纯为资本家所垄断，一部分融入自由多元的观点，作为媒体发挥专业精神的自主空间。
2000年9月，普京刚上任不久，发布了一道总统命令，主要是修正前总统叶利钦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电子媒体工作》命令中的一条，将原来属于地方政府对地方广播电视机构领导的任命权，转而纳入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总部的管理范畴内，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不但有对地方国家广播电视分支机构的人事权，同时还具有负责预算编列的财权，这主要是防止地方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对于资金的滥用与浪费。普京总统采取由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牢牢地控制住地方媒体，防范其与国外势力的勾结，也可控管地方媒体对中央政策的确实传播。
简言之，俄罗斯的媒体脉络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马克思将媒体认定为社会政治机制的一个机关组织来看，研究苏联与俄罗斯媒体传统上应该从体制内来看待，但是必须注意两个时期的媒体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须加以区隔。
第二，列宁提出媒体的工具论，将俄共(布)党的媒体提升成为国家媒体，在革命与建国期间具有在全俄罗斯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功能，宣传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鼓动的对象则是广大下层的民众。在苏联时期，媒体的宣传与鼓动功能没有明显的差别。
第三，斯大林强调“强国媒体理论”，媒体绝对是强化意识形态建筑以及全面进行工业化的机制与工具。
第四，普京建立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普京对于媒体的概念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继承马克思的机制机关论、列宁的“国家工具论”、斯大林的“媒体强国意识形态与资源优势论”，另一方面融合“媒体公共服务论”与“自由多元结构”中专业主义的部分，作为媒体回归国家与社会的补充。
三、媒体回归服务国家与社会
在西方传播理论中，援引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政权对媒介的操控，以“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统合主义”对周边世界如何看待俄罗斯媒体变化仍具有影响力。但这两项理论是无法完全解读俄罗斯媒体改革的现行脉络。俄罗斯媒体已经与国家政府保持一个互动良好的状态，而未来俄罗斯媒体比较明显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国家媒体在过渡到公共服务制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俄罗斯媒体的改革必然会是与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的，俄罗斯经济结构势必从能源型经济结构走向全面正常化的经济结构之后，才能进行媒体公共服务制的改革。
李良荣教授在《论中国新闻改革的优先目标一写在新闻改革30周年前夕》一文中认为：无论在新闻传播学术界抑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学者们对中国传媒业优先目标的选择不尽相同，但以维护公众的公共利益为优先目标无疑是一种主流意见。学界认可公共利益为中国传媒业的优先目标是基于对传媒业公共性的认识。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何种新闻体制、无论何种媒体所有制，媒体具有公共性进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都得到一致认可。对俄罗斯媒体而言也是如此。
总之，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而非资本家来解决，这时国家需要媒体协助政府找出问题，告诉政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其角色相当于谏臣，而媒体不应以炒作的手法刺激人们的感官、情绪，因此商业媒体绝对不是普京恢复国力的理想媒体。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普京，媒体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工具，媒体不会在体制外掣肘政府。普京说过，媒体不能袖手旁观。媒体的机关属性促使俄政权每次经过大的变动时，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进入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最终势必要回归到中央媒体独大的位置上来，使得媒体仍会在列宁工具论指导下发挥作用。但是俄罗斯媒体不再是明文由党来控制，政府也不像苏联时代介入媒体过多，媒体要由专业媒体人管理，记者必须按照新闻规律的专业角度来进行采访，这样俄罗斯媒体仍是俄罗斯社会的独特阶层。20世纪90年代新闻是媒体寡头与政权交换政治利益筹码的时代已经过去，普京的基本思路在于：媒体不会成为商业资本运作的场所，因为媒体不但是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还是企业化经营与管理的实体，但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资本的增长，而在于协助国家进行公民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