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在对狗仔队的含义、特点进行阐述之后，首次运用博弈论，从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狗仔队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并指出限制狗仔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对于公众人物：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对于公众人物：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起诉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
②《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
③《长江日报》199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