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重视解决农民问题，把基本无政治意识的农民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有强烈政治认同感的拥护者，为其政治合法性奠定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农民生计、推行民主制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开展贴近农民的社会教育，从绩效、制度、意识形态建设角度关注农民需求，最终获得农民政治认同，取得政治合法性，为当前提高农民的政治认同提供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总后方，在边区中共重视农民问题，不断争取农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中共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满足农民生存、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密不可分。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需要主要是生存需要，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关注农民生计问题，保障农民安全需要;更加宣传农民为自己“阶级的一分子”，争取农民情感上的归属;并且尊重农民政治机会，逐渐取得农民的政治认同，获得领导合法性，为现代农村中国共产党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供经验。
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概貌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69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看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力量，关注农民生活的贫苦，逐步把没有政治意识的农民争取到自己阵营，并且拥护和支持自己，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认同表现为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凝聚成一股力量，支撑着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赢得执政合法性。
(一)政治认同
关于政治认同的内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其解释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为[2]501。从中可以看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的情感认知，这种情感认知可以支配和约束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这种情感认知对于执政者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符合执政者利益要求的政治认同会促进社会稳定，反之，会引发社会动乱，造成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认同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在其《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这些认同包括哪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3]6谈到政治认同不得不提到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李普赛特认为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具有相似性。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4]55，从中可以看出政治认同本质上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信仰，是政治统治的坚实基础，是社会成员从心理认知层面对当前政府的支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够使统治阶级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统治。”[5]
78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正功能体现在凝结公民的共识，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认可执政者，对政治组织或当政者的政治理念表现出忠诚。政治统治者会不断赋予自己统治权威以合法性，从绩效、制度到意识形态提升统治的基础，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
(二)中共到达延安前陕甘宁边区农民生活状况
与政治心理中国农民在数量上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1]642，而贫农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其属于当时中国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经济落后，人烟稀少。陕甘宁人口大约只有140万，富农和地主占人口的大约12%，在土地占有上却拥有46%，大多数人极端贫困，由于气候原因，降雨量变化莫测，一段时间雨量稀少，但大暴雨也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沟壑[6]723-725。
恶劣的自然环境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同时地主豪绅有比较大的势力，土地大量集中于地主手中，“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10亩以下的自耕贫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7]368，而地租非常高，大都在五五之上，农民交租后，生活异常贫困。由于地租重，陕甘宁各地农民多数入不敷出，不得不走上借贷之路，高利贷越来越活跃，而农民也越来越穷。
另外，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割据造成战乱不断，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腐败，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地农民长期遭受繁重兵役、差役、苛捐杂税。“10年前300余种，扩到3609种”[9]240，增长10余倍。延安时期前陕甘宁边区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封建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受到的压迫最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得到解放的意识最强烈。这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凄惨，生存利益已经受到了威胁，根本无暇关注政治，但内心渴望政府能够关注自己的生存权益，改变朝不保夕的生存情况。
(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表征
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宗教认同，延安时期农民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三个方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制定的革命纲领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关注农民生计，制定的大政、方针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逐渐取得了农民的政策认同。
同时，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表现为阶级认同，发展和提拔了大批农村干部，不断从制度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将农民看作最可靠的同盟军。另外，农民即使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实际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全力忠诚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政党认同的直接展现。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共获得农民的政策认同、阶级认同和政党认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撑。
在延安时期，农民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农民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产生普遍认同感，有助于农民树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激发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信心。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让农民从心理上认可和情感上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取得夯实基础。边区农民的政策认同体现在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种政治认同让农民支持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执行，使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提升了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并且有力地巩固了中共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统治。
二、延安时期中共取得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分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策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上取得农民政治认同，与中共考虑农民的道德传统、保障农民生存、尊重农民的自我实现是密不可分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上采用“双减双交”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处理好农民“给”和“要”的问题;推行基层民主制度，让农民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来，使农民直接体验到政治权利;发展贴近农民的社会教育，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一定的政治素养，充实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使社会风气更加良好，坚定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赢得农民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
(一)关注农民生计，为农民政策认同提供支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9]82。农民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最基本的物质资料，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对执政者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从经济上满足农民需要，为自己的政权提供经济来源和群众基础。“动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10]
7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主要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处理好“给”和“要”的关系。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中日矛盾，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经过减租减息，取缔苛捐杂税，打击高利贷，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大大动员了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款和华侨援助，陕甘宁边区农民的负担还不是很沉重。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包围，爱国人士响应抗战赶赴边区，脱产人士增加，边区财政不断吃紧，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外援中断，人民负担更趋严重，“鱼大水小”的矛盾十分突出。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号召军人和群众一起生产，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由于是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11]
1017同时进行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精简人员充实基层，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实践，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农民利益上，关心农民生计，为民执政的党，使农民从心里认可中共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断关注农民生计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处理好了“给”和“要”的矛盾，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利益，为取得农民的政治认同打下物质基础。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强弱影响政权的稳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不断加强农民对政府的肯定、信赖，以及对当下政治制度的支持，同时不断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将农民纳入领导权阶层，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最终取得政权稳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推行乡村民主，发展符合农民的社会教育对强化当代农民政治认同有借鉴意义。
目前农民政治认同存在弱化现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策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来提升政治认同，在绩效、制度、意识形态基础上奠基政治合法性，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巩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借鉴：当代中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关注民生，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农民政治权益，完善农民政治认同的制度规范;促进教育配置，提高农民素质，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来夯实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效地保障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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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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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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