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以来，美剧在中国拥有的观众群体日益扩大，而美剧中的华人形象也出现了较为积极的多元化趋势。本论文将对新世纪以来在华得到广泛关注的多部美剧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析，以探究其中的共性与个性，并挖掘此趋势的成因与影响。
关键词：新世纪 美剧 华人形象 他者 多元化趋势
20世纪末(1994年)，美国NBC电视台推出了情境喜剧《老友记》，凭借诙谐轻松的风格和生动抓人的故事情节，这部电视剧在美国影视市场一举成功。而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这部被誉为“喜剧教科书”的美剧，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的风貌，还可以通过其中零零星星的华人角色洞悉出其时美剧对于华人形象刻画的基本模式。
不难发现，《老友记》中大多数的华人形象都以边缘化身份出现。洗衣店员工、中餐厅服务生、主角钱德勒公司拍老板马屁的职员……这些边缘人物无一不充斥着卑微感，势利冷淡又缺乏灵活性，与周遭的白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老友记》中唯一一张逗留时间较长的华人面孔是第一季末尾罗斯从中国带回来的华裔女友朱莉，但是这个顺从、温柔如水的女性充其量也只是给剧情带入了一丝新鲜味道，罗斯与前女友瑞秋的旧情一经复燃，她便毫无反抗地化作炮灰消散而去。总的来说，在这一部极具时代代表性的美剧中，华人形象的“他者”身份被有意无意地凸显出来。华人与环境存在抽离感，是服务于白人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剧中的华人没有话语权。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大批的美剧开始与美国市场较为同步地进入中国。从中可以看出，美剧对华人形象的描绘开始趋于多元化，甚至在一些美剧中，华人形象还作为主角或关键角色出现。在下文中，笔者将选取新世纪以来数部具有较高关注度的美剧，对其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类探析。
新世纪美剧中的华人形象分类
1.具有英雄品质的华人形象
基于植根于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之中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美剧一向非常偏好对英雄形象的描绘，尤其是在DC、漫威等漫画公司出品的漫画改编美剧中，具有特异能力的超级英雄角色层出不穷。纵观近年上述两个公司漫画改编的影视剧可以发现，其中形象塑造较为成功的英雄角色几乎全被白种人包揽，但是如若将视线从这些核心英雄角色周边延展开来，关注于角色设定的内在品质而非一手遮天的英雄行为，便可以略感安慰地找寻到一些具有英雄品质、英雄特征的华人形象。
由DC公司同名漫画改编的《绿箭侠》于2012年播出，在这部剧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华人角色，其中主人公奥利弗(绿箭侠)在炼狱岛上遇到的华人角色姚飞让人印象深刻。姚飞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华人形象，他被设定为中国军队中的一名前任将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被中国军方永久性流放到炼狱岛。姚是奥利弗在炼狱岛上见到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最起初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用箭射伤了奥利弗，但是在排除威胁后，还是将奥利弗带回了自己的住处为其疗伤，并烤制野鸡供其食用。作为奥利弗在岛上面对种种危险时的救命恩人和第一任导师，他反复向奥利弗强调“生存”这个概念，并告诉奥利弗在做任何事情前都要深呼吸以保持沉着。姚飞的悲剧性在于他被国家遗弃又在荒岛上被反派势力所威胁，而其英雄品质则体现在即便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和胁迫时依旧保持着对朋友的仁义和对国家的忠诚。
在漫威公司制作的《神盾局特工》中出现的一个英雄气质更为浓厚、塑造方式更为立体的华人女性角色——特工梅琳达·梅。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女特工，她聪慧缜密、精通格斗和飞机驾驶，并且因为在一次外勤任务中单枪匹马击毙具有异能的强劲对手，救下两个小支队的神盾局队友，获得在神盾局中闻名的“骑士”称号。剧中，梅是资深特工科尔森的得力助手，科尔森对其充满着信任，而她也的确多次在危难时刻救科尔森于水火。
2.独立、睿智的女性形象
2012年，一部名为《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的美剧在英剧《神探夏洛克》大热后迎风而上。这部对柯南道尔原著《福尔摩斯探案集》进行了大换血式改编的作品，自上映初期就引来了广泛的争议，而争议的核心热点之一，就是剧集对福尔摩斯的伙伴——华生的形象设定。与原著中的男性军医华生不同，这部剧中的华生被颠覆性改换为女性戒毒陪护，并且由华裔女星刘玉玲扮演。
作为这部美剧中当之无愧的女一号，剧中对于华生的刻画生动立体。华生原本是一名专业的外科医生，但由于被一次医疗事故挫败，改行成为了戒毒陪护，并因此遇到了陪护对象福尔摩斯。在陪护过程中，华生以自己的睿智打动了拒人千里的福尔摩斯，进而成为他信赖的探案伙伴。在这部剧中华人面孔的华生与先前美剧中温顺服从的女性华人形象截然不同，她果决、睿智、坚毅而又善良。华生与福尔摩斯的关系也非常耐人寻味，通过对他们之间层次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人物的立体化塑造。首先从第一层关系上来说，华生是福尔摩斯良好的生活伙伴，她不仅以积极的陪伴帮助福尔摩斯戒除毒瘾，还帮助其将侦探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第二层关系同样显而易见，福尔摩斯是华生在探案、演绎推理法上的引导者、传授者。华生与福尔摩斯的第三层关系则体现于精神层面，与其第二层关系恰恰相反，在这一层面上华生作为福尔摩斯的导师形象出现——她以压倒性的力量帮助福尔摩斯对生活、人际关系进行全新的探索。如在第二季中，福尔摩斯因为友人吸毒致死而情绪不定，摔碎瓷盘以泄愤。华生见状也取来一个瓷盘丢到地上说：“看来这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在类似的情境中，华生身上的母性力量甚至可以说对福尔摩斯起到了“再教育”的作用。综上可以看出，这部剧集中的华人女性不再是有色眼镜下片面化的形象，而是丰富立体，具有人格魅力、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角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华人女性形象是《绿箭侠》中的莎朵。莎朵是姚飞的女儿，她起初是被炼狱岛上的反派势力要挟姚飞听命于其的筹码，后来在奥利弗等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莎朵也是奥利弗在荒岛上的重要导师。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智慧、坚毅、功夫高强，以自己独特的训练方法教会奥利弗射箭，并且经常引用《老子》、《道德经》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哲理语句为其答疑解惑。莎朵与奥利弗的感情虽然以悲剧告终，但也是奥利弗灰暗荒岛经历当中的一抹暖色。
3.依旧存在的边缘角色
如引言中所讲，边缘化的“他者”形象在19、20世纪美剧中的华人形象中占据主体，华人劳工、服务员、偷渡者……在彼时的美剧中屡见不鲜，而进入新世纪后，他们也作为许多美剧中的保留角色继续存在着。在个别美剧中，这些边缘角色的“他者”形象甚至还出现不降反增的现象，2004年首播美剧《绝望的主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剧中，主人公Gabrielle曾先后雇佣过两个中国女佣，这两个女佣以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人两种极端化的偏狭见解。Gabrielle家的第一位中国女佣是中年妇女姚琳。姚琳是一个尖酸刻薄又目中无人的中年妇女，她身为佣人却常常抓住机会讽刺女主人Gabrielle。当Gabrielle家出现经济危机时，姚琳立马落井下石让Gabrielle把“大多数都很丑”的首饰卖掉;当Gabrielle求职不顺三次被辞退时，她更是用中文在一旁冷嘲热讽。另一个女佣是年轻女子晓梅，与姚琳相比，晓梅有更加充足的戏份，同时也被刻画得更加面目可憎。自出场晓梅身上的“边缘化”标识就表现的非常明显——一个从中国偷渡而来的农村女孩。与其身份相配合，晓梅首要表现出的人物特点就是“无知”：本来要被遣送回中国的她，因Gabrielle赠送的一只廉价银镯对其感恩戴德，哭喊着拒绝回到那个“叔叔又会把她再卖掉”的逼仄落后的国家。成为女佣后的晓梅勤快、能干，烧得一手好菜，因而深得Gabrielle及丈夫的赏识;但是在随后的剧情中，因为帮助Gabrielle代孕，她渐渐显露出自己骄横势利、挑剔粗鲁的本性，甚至还趁Gabrielle不在家与其丈夫偷情。这个以怨报德的边缘角色，在美国公民主人公的对比下显得卑微肮脏。
于2007年推出的《广告狂人》，是一部大背景设定为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年代剧。剧中有这样一幕：主人公之一坎贝尔度完蜜月回到广告公司，众人为了整蛊他，让一群中国人(剧中称为Chinaman：中国佬)住在他的办公室。当坎贝尔打开自己办公室门时，看到一群中国人穿着过时的粗布衣服，坐在桌子上吃饭。他们身后的办公桌上还立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虽然这部剧的时代背景并非当下，但在面对双重背景时编剧对这一情节不无刻意的设定也应该引起重视。
4.妖魔化反面形象
早期美国影视作品中，除去边缘化形象，妖魔化的反面形象也是比较常见的华人形象设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角色当属傅满楚(Dr.Fu Manchu)。傅满楚是被称为“黄祸”的拟人化形象，最早出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他智商超群、内心邪恶，严重冲击着西方文明。20世纪，“黄祸”概念卷土重来，一大批以“傅满楚博士”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美国公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其中，电视剧《傅满楚历险记》采用不同的犯罪手段增强这一形象的异域色彩和邪恶性。进入21世纪后，傅满楚这个角色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再次设定出现，但“妖魔化的华人”角色类型却并未从美剧当中彻底消失[1]。
《神盾局特工》中陈浩然是一个典型的妖魔化角色。陈浩然原本是中国香港的街头艺人，因偶然的机会拥有了火控技能——从手掌释放出稳定的火焰。神盾局发现陈的技能后，为保护他将其列入神盾超能力者名单并禁止其继续进行火控表演。但由于名单泄露，陈浩然的技能被反派蜈蚣组织发现。为利用他，蜈蚣组织的成员向陈灌输“要成为世人皆知的炙炎侠(scorch)”的观念并将其带回科研中心。被蜈蚣组织输入特殊血清的陈浩然释放火焰的能力大幅提升，但由于被抽取掉可以防火的血小板，他的肉体也在火焰释放的同时被炙烤烧焦。当神盾局前来解救他时，陈不仅用失控的火焰杀死神盾中国部的关特工，还大声指责神盾局先前对其才能的掩盖。在这部剧中，陈浩然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小人物，蜈蚣组织成员三言两语就激发了他渴望功成名就的欲望，从而失去起码的判断能力。在神盾局成员解救他时，更是狂妄自大、正邪不分、滥杀无辜。与剧中所有的邪恶角色一样，陈浩然最终面临的是正义者对他的死亡判决——特工梅趁其不备将两支过量的血清插入他的身体，这个拥有华人面孔的小人物很快被难以控制的火力充斥全身，自爆而亡。
中国黑帮成员也是美剧非常喜好描绘的华人形象，尤其是在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美剧中，中国黑帮(剧中多称为“三合会”)常常被作为诱发矛盾的强劲反面力量表现出来。如《绿箭侠》中就出现了数位中国三合会成员，这些成员武功高强、残酷冷血，如同杀人机器，所做之事皆与正义背道而驰，因此常常与绿箭侠发生冲突。《24小时》中的黑帮打手头领周勇被雇佣袭击美国联邦反恐局，出场时气势汹汹、身手矫健，最终在准备安全撤离时被美国特工突袭勒死。这些黑帮角色的设定被剥夺了人性，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让其成为凸显正面人物人道主义精神、英雄气节的陪衬品。
5.偏负面的官、商角色
近年来，随着中美政治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经济剧中加入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中国商人、官员形象也在此类美剧中屡屡崭露头角。2014年，风格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政治剧《纸牌屋》推出第二季。相较于第一季，编剧在第二季的故事中加入了更多与中国有关的情节，并且塑造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华人角色：冯先生。剧中，冯先生是一名中国商人——他老谋深算、精明圆滑，利用黑金影响美国白宫政治;另一方面，为了洗钱去参加赌场聚会;私生活混乱，在自己的豪宅中养妓，并且有着特殊的性癖好。
在《白宫风云》、《尼基塔》、《24小时》等美剧中都有中国官员形象出现，他们大多思想保守、严肃冷酷，如同为了国家利益而丧失自我和人性的国家机器。如《尼基塔》中的中国国际安全部部长，为了彻底切断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而选择买凶杀人。
6.种族肤色被模糊的美国公民形象
自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以来，美国华人人口出现飞跃式的增长，几乎每十年翻一番，进入新世纪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醒目【2】。伴随着这一现状，美剧中开始出现与白种人不做特殊区分的华裔美国公民形象。这些角色大都说着流利的英语，适应于美国的大环境，在他们的身上也鲜有与种族有关的笑话。例如《犯罪现场调查·拉斯维加斯》中出现了一位由高圣远扮演的华裔电脑与技术专家亚奇。亚奇虽然不是主角，但由于俊朗的面孔和不俗的演技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度，并得以在这部美剧中出演了整100集。音乐喜剧《欢乐合唱团》中也有两位常驻的华裔合唱团团员：Mike Zhang和Tina。他们一个擅长跳舞，一个喜好吸血鬼风格，这样的特点让他们显示出各自与种族并无明显关联的独特性。
华人形象多样化趋势的成因
综上可以看出，美剧中的华人形象在21世纪的今天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审视及思考这一趋势内藏的深层原因非常必要。首先，从积极的层面理解这一趋势，多元化意味着区别于以往的单一化、片面化，使得部分美剧开始愿意以新的视角审视华人，以新方式描绘华人形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令人瞩目的提升，经济实力从21世纪初的世界排名第七位， 于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继而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的军事水平、科技水平、软实力也在持续提升，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这种现状自然不允许美剧对中国保持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印象，并且将华人形象一味塑造为服务员、偷渡者等边缘人物;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时代的文化、娱乐全球化。1980年，美国引进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十年中，美剧在中国经历了译制片、DVD时代后，2005年《越狱》的走红标志着美剧在中国网络时代的正式起航[3] ;2013年左右，中国观众对美剧的观看进入2.0时代，各大视频网站纷纷购买美剧播放权，美剧在中国的播放达到了与北美市场的“准同步”。可观的版权收益和受众群体的日益庞大使得美剧制作者们无法再将中国区域视若无物，而是思考如何吸引处于截然不同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下的观众们，对华人形象的设定做出改变和增多剧中的中国元素正是初步探索期最为简单易行的途径。如《纸牌屋》编剧威利蒙就坦言说，他与编剧组想要在剧中加入中国元素是因为“这部涉及美国政治的讽刺剧，一定会卖给中国。”
虽然这一趋势大体可归于积极，但是仔细审视这一时期美剧中华人角色的具体定位，不难发现，对这一趋势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并不明智。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对美国国债的大比重持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剧对中国的固有印象，但是“中国威胁论”随之出现。如上文所说，美国政治剧时常将中国带入其中，塑造出狡猾奸诈、在中美政治经济场上搅动风云的偏负面中国官商形象。而《绿箭侠》中的姚飞，虽然我们将其较为积极地定义为英雄，但是这一人物的悲剧经历实则是为丑化中国政府形象而设定——姚飞是中国政府用以掩盖自身“大屠杀”罪行的替罪羊，以塑造悲剧英雄人物反衬中国政府所谓“非人性、非民主”，其中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结的用意不难看出。
其次，美剧中的“他者”观念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被完全根除。“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伴而生，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也就是说，但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见、可感知与否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的构建对于“自我”塑造与表现相当重要,即“自我”是通过强调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突显出来，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4]。据此可以联想到上文中提到的两类角色——妖魔化的反面角色和依旧存在的边缘角色。可以大胆地说，这些角色之所以存在，从根源上来说都是为了衬托“自我”。《神盾局特工》中的陈浩然，以其利欲熏心的妖魔化形象成功衬托了神盾局一众特工对于救赎的坚持和对于人道主义的秉持;《绝望主妇》中的晓梅，以自己的卑劣衬托出美国公民的正面品质，同时晓梅口中陈腐闭塞的中国也作为一个整体化的“他者”极为有效地反衬出美国“自我”的开放、民主与富足。
再次，即便抛掉带有偏见的主观因素，从客观的视角来看，美剧想要切实、丰满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中国人物也并非易事。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的观点，文化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是高语境传播，反之则是低语境传播。霍尔认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就处在高语境顶端，美国等大部分欧美国家的文化则都倾向于低语境文化[5]。因此在低语境文化试图揣摩、了解高语境文化时自然而然就出现了第一层隔膜，继而当美剧想要以低语境文化诠释处于高语境文化中的华人、中华元素，并且将原本内化于个人身上、物质语境当中的中国文化自行转化时，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文化解码误区，使得人物塑造出现不可避免的失真问题。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后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大多数美剧的编剧、导演甚至华裔演员都对中国、中国人了解甚少，在文化解码、塑造跨文化人物形象时依赖的仍旧是想象与固有印象。
三、启示与对策
现如今，美剧已经在世界范围俘获了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大批受众，美国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也随之广泛传播、渗透。与此同时，美剧以其绝对的话语权在有意无意中影响着观众对中国及华人的印象。面对这种文化霸权，我们不能只保持着盲目乐观的态度期待美剧对华人形象的塑造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从多样化全方位转变为积极化，而应当正视——以“自我塑造”为目标的“他者否定”的现实永无消散之日，并且理解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传播、文化解码时难以避免的误区，从而培养国剧的输出观念，以优质作品争取在世界舞台上塑造华人自我形象的话语权。
迄今为止，国剧的输出意识仍非常淡薄，能够满足跨文化传播条件的作品少之又少，而真正走上传播道路的作品也难获成功。以《后宫·甄嬛传》为例，这部在2011年年末在国内大火的古装剧于2014年登陆美国HBO电视网，原本的76集被缩减为6集，在国内播出时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和观众评分也遭受水土不服似的一落千丈。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出乎意料，剧中精华片段被大量删减导致剧情有失完整、故事内核遭到破坏算是原因之一，同时，这部古装剧陈旧的封建思想观念及作为核心描绘的宫斗场景和它在国内曾引发追捧热潮的“甄嬛体”考究措辞，不可避免的在面临语境更换、文化解码时，使得跨文化观众出现理解的困难。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这样的一部剧集，即便获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对华人形象的塑造也并不能起到足够积极的作用。即便以此类作品争取到了话语权，国剧的“发言”也只是会将欧美观众对华人的认识带入歧途——古旧的中国依然古旧、君主可为后宫嫔妃戏弄、女子之间争斗不断，自私狡猾……因此，减少对“非输出体质”电视剧的强制输出，转而输出那些能够传递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表现现代中国人优秀品质与真实生活状态的作品以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才是正道。
参考文献：
[1] 刘迎红. 美国电视剧中的刻板化华人形象评析[J].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4):239-240.
[2]谢林燕. 华裔人口在美国的分布[D]. 苏州大学, 2008.
[3]段菁菁.中国观众追看美剧进入2.0时代.新华网,2013:11.
[4]张剑. 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J]. 外国文学, 2011(1):120-129，161-162.
[5]李怡天. 《后宫·甄嬛传》的文化传播之道[J]. 西部广播电视, 2014(2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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