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杂志网
当前位置:首页>>社会科学>网络次生舆情的社会影响及合理引导>正文

网络次生舆情的社会影响及合理引导

来源:杂志发表网时间:2019-06-14 所属栏目:社会科学

  

  【摘要】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情绪化等特征,并且深刻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价值倾向等,可能会弱化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形成偏激的社会心态、导致社会情绪过度宣泄等,这些会给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应当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建构健康的网络舆论场,推动网络次生舆情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关键词】网络次生舆情 互联网

社会科学论文

  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等特征,所谓网络次生舆情,是网络事件、社会热点、政治问题等在网络空间中再加工、再酝酿、再发酵后形成的社会舆情。从本质上看,网络次生舆情是一种主观性、情绪性、偶然性等很强的网络舆情,其发展走向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从总体上看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等特征。网络次生舆论是在网络事件、社会热点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原生网络舆论的情绪化传播和病毒式裂变所形成的,如果没有网络事件或热点问题等就不可能形成网络次生舆情,所以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特征。网络次生舆情发生后往往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比如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天津市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成了舆论关注焦点,气象局、电视台等多个部门“躺着中枪”;“表哥”杨达才事件后,“表哥”“房姐”等成了网络舆论的焦点,一些政府官员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由此可见,网络次生舆情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

  网络次生舆情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一些偶然的网络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热点,是因为它们集中代表或反映了某些社会情绪或社会心理,比如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能演化出网络次生舆情,背后正反映了公众对官员贪腐问题的不满。所以说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内在性。从社会功能上看,一方面,网络次生舆论推动了舆论表达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等,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大众狂欢的网络次生舆论也弱化了网络主流舆论的话语权,降低了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给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网络次生舆情弱化了主流媒体影响力,可能形成偏激社会心态,导致情绪过度宣泄

  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次生舆情中,情绪、想象、信仰、谣言等成为驱动舆论走向的关键力量,事实和真相往往被情绪化言论、网络谣言等所遮蔽,从而弱化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在微信、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影响下,公众更倾向于相信网络大V、意见领袖等,反而对官方媒体、专家学者的言论不屑一顾,从而弱化了主流媒体、官方言论的影响力。此外,网络次生舆情的发展,也推动了网络社交活动的同质化、圈层化发展,许多兴趣相近、价值观相近、政治倾向性相似的个体往往会集合成“小圈子”,他们会将与“小圈子”向左的言论排斥于“圈子”之外,这些进一步强化了网络社群的极端化和情绪化。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的倾向性、非理性化、低智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勒庞看来,当一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时,同时也往往是鲜明的个性化存在,但是当个体融入社会集体时,往往会被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所感染,成为情绪化、无异议、丧失判断力的存在,从而使社会群体呈现出“盲目”“极端”“狂热”“轻信”等。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统治,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等,这些都展现了一种群体狂热、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同样,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非理性化、极端化的网络次生舆情往往是偏激社会心态、极端社会心理的温床,并通过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将这种非理性心态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比如“表哥”杨达才、“我爸是李刚”、“王宝强离婚”等网络事件,都折射了一种焦虑不安、情绪化、信任缺失的非理性心态,在这些不良心态影响下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真相、问题解决办法等,反而沉湎于情绪宣泄、意见表达中不能自拔。

  网络次生舆情可能会导致情绪过度宣泄。当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社会竞争加剧、价值多元化、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时代焦虑感、不安全感、紧张感、迷惘感等,同时官员贪腐、明星偷税漏税、富人炫富等又往往会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进而产生一些负面的、不可控的网络次生舆情。

  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营造健康的网络次生舆论场

  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第一,應当把握后真相时代网络次生舆情的特征及发展走向。网络次生舆情是因为某个网络事件、网络热点等产生的,具有情绪性明显、不确定性强、内容极端化等特点,如果不能恰当引导网络次生舆情,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问题。所以应当认真分析网络次生舆情的形成原因、基本特点、发展走向等,顺势而为的引导网络次生舆情的发展走向,促使网络次生舆论向积极、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比如在重大事件、突发问题等发生后,官方媒体应当在第一时间披露事实真相,引导网络次生舆情的走向。第二,在披露事件进展情况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与网民互动,了解网民的想法和观点,及时回应网民所关心的问题,引导网民合理宣泄不满情绪,消除网络谣言、无端猜想的生存空间。第三,应当正确引导公众宣泄不满情绪,提高公众的理性分析能力和网络参与能力。在网络次生舆情中往往充斥着标签化、情绪化、污名化的网络言论,这些给网络舆情传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应当规范网络言语表达,严惩各种网络造谣、网络诈骗等行为,净化网络次生舆论空间。第四,引导公众理性发表言论,自觉抵制各种极端化的负面言论,促使网络次生舆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首先,建立网络次生舆情引导机制。网络次生舆情具有不确定性强、病毒式传播等特点,在快速扩散后往往会解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所以应当从网络次生舆情的特点出发建立网络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强化主流媒体与网络次生舆情的交流互动,及时引导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宣泄社会情绪等。其次,建立网络信息净化机制。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及时查处网络谣言、反党反社会的不当言论等,促进网络次生舆情健康发展。再次,还应当加强对网络大V、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的监管,对其不当言论必要时要追究法律责任。最后,还应当加强对抖音、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的监管,引导网络平台自觉承担舆情风险防控的责任。

  营造健康的网络次生舆论场。从辩证法视角看,网络次生舆情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如果能够科学引导网络次生舆情,就可以将网络次生舆情变成一个积极健康的公共舆论空间,转化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所以应当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修养、网络参与能力等,为网络次生舆情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比如应当积极推动政务公开、网络监督,提高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减少网络谣言产生的可能性。此外,应当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道德教育和网络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众的网络道德修养和网络参与能力,使公众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通过设置新闻议题,引导公众理性参与网络活动,培养公众的社会认识能力。

  (作者为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空间研究: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项目编号:2018BWX0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宋湘琴:《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演变特点及其引导策略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推荐阅读:社会学法学管理方向

点此咨询学术顾问 快人一步得到答案

SCI期刊问答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