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情绪化等特征，并且深刻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价值倾向等，可能会弱化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形成偏激的社会心态、导致社会情绪过度宣泄等，这些会给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应当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建构健康的网络舆论场，推动网络次生舆情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关键词】网络次生舆情 互联网
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等特征，所谓网络次生舆情，是网络事件、社会热点、政治问题等在网络空间中再加工、再酝酿、再发酵后形成的社会舆情。从本质上看，网络次生舆情是一种主观性、情绪性、偶然性等很强的网络舆情，其发展走向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从总体上看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内在性等特征。网络次生舆论是在网络事件、社会热点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原生网络舆论的情绪化传播和病毒式裂变所形成的，如果没有网络事件或热点问题等就不可能形成网络次生舆情，所以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后发性特征。网络次生舆情发生后往往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比如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天津市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成了舆论关注焦点，气象局、电视台等多个部门“躺着中枪”;“表哥”杨达才事件后，“表哥”“房姐”等成了网络舆论的焦点，一些政府官员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由此可见，网络次生舆情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
网络次生舆情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一些偶然的网络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热点，是因为它们集中代表或反映了某些社会情绪或社会心理，比如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能演化出网络次生舆情，背后正反映了公众对官员贪腐问题的不满。所以说网络次生舆情具有内在性。从社会功能上看，一方面，网络次生舆论推动了舆论表达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等，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大众狂欢的网络次生舆论也弱化了网络主流舆论的话语权，降低了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给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网络次生舆情弱化了主流媒体影响力，可能形成偏激社会心态，导致情绪过度宣泄
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次生舆情中，情绪、想象、信仰、谣言等成为驱动舆论走向的关键力量，事实和真相往往被情绪化言论、网络谣言等所遮蔽，从而弱化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在微信、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影响下，公众更倾向于相信网络大V、意见领袖等，反而对官方媒体、专家学者的言论不屑一顾，从而弱化了主流媒体、官方言论的影响力。此外，网络次生舆情的发展，也推动了网络社交活动的同质化、圈层化发展，许多兴趣相近、价值观相近、政治倾向性相似的个体往往会集合成“小圈子”，他们会将与“小圈子”向左的言论排斥于“圈子”之外，这些进一步强化了网络社群的极端化和情绪化。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的倾向性、非理性化、低智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勒庞看来，当一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时，同时也往往是鲜明的个性化存在，但是当个体融入社会集体时，往往会被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所感染，成为情绪化、无异议、丧失判断力的存在，从而使社会群体呈现出“盲目”“极端”“狂热”“轻信”等。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统治，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等，这些都展现了一种群体狂热、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同样，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非理性化、极端化的网络次生舆情往往是偏激社会心态、极端社会心理的温床，并通过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将这种非理性心态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比如“表哥”杨达才、“我爸是李刚”、“王宝强离婚”等网络事件，都折射了一种焦虑不安、情绪化、信任缺失的非理性心态，在这些不良心态影响下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真相、问题解决办法等，反而沉湎于情绪宣泄、意见表达中不能自拔。
网络次生舆情可能会导致情绪过度宣泄。当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社会竞争加剧、价值多元化、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时代焦虑感、不安全感、紧张感、迷惘感等，同时官员贪腐、明星偷税漏税、富人炫富等又往往会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进而产生一些负面的、不可控的网络次生舆情。
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营造健康的网络次生舆论场
引导公众正确进行网络表达。第一，應当把握后真相时代网络次生舆情的特征及发展走向。网络次生舆情是因为某个网络事件、网络热点等产生的，具有情绪性明显、不确定性强、内容极端化等特点，如果不能恰当引导网络次生舆情，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问题。所以应当认真分析网络次生舆情的形成原因、基本特点、发展走向等，顺势而为的引导网络次生舆情的发展走向，促使网络次生舆论向积极、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比如在重大事件、突发问题等发生后，官方媒体应当在第一时间披露事实真相，引导网络次生舆情的走向。第二，在披露事件进展情况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与网民互动，了解网民的想法和观点，及时回应网民所关心的问题，引导网民合理宣泄不满情绪，消除网络谣言、无端猜想的生存空间。第三，应当正确引导公众宣泄不满情绪，提高公众的理性分析能力和网络参与能力。在网络次生舆情中往往充斥着标签化、情绪化、污名化的网络言论，这些给网络舆情传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应当规范网络言语表达，严惩各种网络造谣、网络诈骗等行为，净化网络次生舆论空间。第四，引导公众理性发表言论，自觉抵制各种极端化的负面言论，促使网络次生舆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健全网络次生舆情监管机制。首先，建立网络次生舆情引导机制。网络次生舆情具有不确定性强、病毒式传播等特点，在快速扩散后往往会解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所以应当从网络次生舆情的特点出发建立网络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强化主流媒体与网络次生舆情的交流互动，及时引导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宣泄社会情绪等。其次，建立网络信息净化机制。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及时查处网络谣言、反党反社会的不当言论等，促进网络次生舆情健康发展。再次，还应当加强对网络大V、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的监管，对其不当言论必要时要追究法律责任。最后，还应当加强对抖音、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的监管，引导网络平台自觉承担舆情风险防控的责任。
营造健康的网络次生舆论场。从辩证法视角看，网络次生舆情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如果能够科学引导网络次生舆情，就可以将网络次生舆情变成一个积极健康的公共舆论空间，转化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所以应当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修养、网络参与能力等，为网络次生舆情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比如应当积极推动政务公开、网络监督，提高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减少网络谣言产生的可能性。此外，应当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道德教育和网络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众的网络道德修养和网络参与能力，使公众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通过设置新闻议题，引导公众理性参与网络活动，培养公众的社会认识能力。
(作者为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空间研究：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项目编号：2018BWX0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宋湘琴：《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演变特点及其引导策略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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