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以来，教育界学者对语文教育目标的批评、探讨和设想，使我国语文课程目标由笼统、片面向着清晰、具体的方向演进，其语文教育目标观为所处历史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 近现代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育目标批评设想
一、对语文教育目标的批评
1.对语文教育目标过大的批评学科教育目标的制定受制于整体教育目标，同时应该体现学科自身的特点而更加具体化。所以，对整体教育目标的认识以及两者关系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出现偏差，便容易引起学科教育目标“泛化”的问题。语文教育作为学科教育的一种，当然亦是如此。
20 世纪 20 年代，朱自清对语文教育目标与整个教育目标混为一谈的错误做出了严厉批评，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语文的本身不能作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他强调，中等教育所有科目的教育宗旨都应当以“人生教育”为基础，它们在谋得本学科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此种责任。
20 世纪 30 年代初，对于语文教育目标扩大化的错误，宋文翰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首先，他分析了当时的国文教学现状，对一些国文教师承担全部教育责任，在本学科教学上实施和完成整个教育目的的做法表示反对，并质疑国文教师是否能够担任这样重大的责任，是否国文一科就能够完成这样繁重的工作且包办其他各科分内的事。他认为与整体教育目标相比，教师更应重视学科目标。原因有二：其一，整体教育目标是各科的特殊目标的总和，若各科目标得以实现，就可以完全达到整体教育目标;其二，各科特殊目标的制定依据整体教育目标，同时也体现着自身学科的性质，担负着其它科所不能担负的责任[1]。
2.对语文课程标准所定目标的审视
语文课程标准出现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后，进而才有了较为明确的语文教育目标。作为指导语文教学实践的语文教育目标的载体，语文课程标准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民国初年的语文教育目标，把读经剔除，与清末新政时期相比，其在读写和“启发智德”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一些特征。但是，语文教育目标存在着过于理想或不合“五四”以来教育新形势需要的问题，对此，一些人士有了更新的认识。胡适首先对语文教育目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学校令实施规则》国文要旨作为当时的理想标准，没有发现它所存在的缺陷是因为其并没有得到实行，例如, 其中通解文言字句这一项，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不过由于近年来文体的变迁，除了通解普通文字外，语言也确实需要注重[2]。
二、对语文教育目标的设想
1.以推广国语教育为主的语文教育目标在批评和反思民国初年语文教育目标的基础上, 胡适提出了以推广国语教育和提高学生自由发表能力为主的语文教育目标。为应时代发展所需，他把中学国文的目的暂定为四方面的内容：“一、人人可进行通畅明白的作文、谈话、演说，无语法错误;二、人人能看《孟子》、《庄子》一类的浅近的古文书籍;三、人人可作文法通顺的文言古文;四、人人能大概明白古文文学。”[2]此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用国语自由表达思想的能力，在教学方面规定了用国语作文、谈话、演说、辩论等内容，较之民国初年的课程目标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缺陷，其中要求学生阅读大量古文书籍和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其超出了中学生自身的能力接受范围。
2.专重人生教育的语文教育目标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学科教育目标定位的问题，引起了教育界一些人士的思考。在整个教育中，国文和国语学科的主要教育目标是什么?应该起何作用?穆济波明确反对以本学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学，认为学科教学的目的在于贯彻中等教育宗旨，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思想、有修养、有作为的，可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青少年是语文教学的唯一目的。进而又强调国文科是初级中学的必修科目，并对本科教学各方面的目的作了具体解释：一是对于人生教育，须使明白人生的可贵、社会的共存的个人应担负的责任;二是对于国家教育，须使明白国民资格的修养、职业的联合以及当今国际侵略与压迫的形势;三是对于民族教育，须使明白民族的特有精神和现世的堕落现象及补救方法;此外还要求学生注意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青年团体的团结，培养学生的能力、知识与修养。此表述把学生的人生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到很重要的地位，甚至以此为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而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这一基本学科任务却几乎被放弃了，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种观点在后来遭到了朱自清等不少学者的反对，在语文教育健康发展过程中，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
3.专重语文形式的语文教育目标语文教育中的语文形式训练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受到重视，周予同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并确立了理想的中学国文标准：第一，学生能用国语或者简单的文言来表达思想感情、记述事实，自由敏捷、且不存在文法错误;第二，大概了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变迁[3]。此标准的可取之处在于：(1)重视国语以及简单文言文的写作，这与过去的只作文言文相比，有了很大进步;(2)把文法放到写作的突出位置，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不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课程标准中认为学生还应当写作浅近的文言文，重视写作而轻视学生阅读听说能力的培养，而且对中国文学和学术强调过重，将其提高到作为语文工具来掌握的地位是不合理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注意到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这是该目标的最大缺陷。
4.注重语文形式和实质兼顾的语文教育目标在近现代语文教育中，一些人士对语文教育目标的认识，在注重语文形式的同时也顾及了语文的实质(内容)。徐特立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对国语教育目标做了论述。1913 年和 1916 年，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期间，他就提出过比较系统的语文教育目标，以形式方面为主目的包括言语和文字文章的理会及发表，要求学生注意言语的听法和语法、文字文章的读法和语法，并能用正确的语法表达思想;以实质方面为副目的强调通过言语和文字文章的学习，使学生收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趣味，以达到启发智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是形式为主、实质为辅的语文教育目标，由黎锦熙提出。他在《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中强调语文教育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语文方面(形式的)在于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以及艺术的建造;心意方面(实质的)在于个性与趣味的养成。该目标首先强调的是学生语文的读、听、说、写、书等五项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通过理解语言和文字，并用其发表思想，以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表明了语文具有“表情达意”的工具价值。其次，通过启发想象与思想、扩充智识与经验、涵养感情与德性等方法，促成心意方面目标的达成。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语文教育目标的发展是一个批判继承、不断完善的过程。“五四”之后教育界人士的批评、构想和建设使我国语文教育目标走向合理和科学。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语文教育目标开始在注重学科自身目标的同时又兼顾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且不断朝着培养学生能力和强调语文工具属性的方向发展，对我们当今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目标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文翰.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J].中华教育界，1931(4).
[2]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C]// 教育丛刊(第 2 集).1920.
[3] 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J].教育杂志，1922 (1).
《近现代语文教育目标的批评与建设》来源：《教学与管理》，作者：耿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