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十月革命用隆隆炮声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让我们见证了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魅力，在中国获得了新发展，产生了新飞跃，跨入了新时代。但在此之前，中国人其实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思想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并生根发芽[1]。
一、马克思主义与其中国化及中国传统论的本质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内容非常多，一般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要坚持唯物论，又要坚持辩证法，这样才能把握其本质内容。第二，其理论核心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体现。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展现了马克思天才的发现、过人的研究才能和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破天荒地在人类历史上发现了剩余价值，并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第三，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发展的学科。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初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虚幻的。等到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这种空想就变成了现实[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光辉走向光辉。可以说，自从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就走上了翻身当主人的独立自主之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根据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让中国人民走上了小康社会的富裕之路。后来，随着中国实践的深入，习近论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刘礼芳1何俊2(1.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南长沙410004;2.保险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114)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又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向美好生活的目标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人民熟悉的、通俗的语言表达，对其理论进行阐述，以此把我们国家在建设、改革中发现并总结的规律展现出来，让其具有“中国味”，让马克思主义转变成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化，让其深深融入我们的内心[3]。以孔、释、老为代表的儒释道思想体系是形象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是自然哲学，更注重天道，它的主张是循自然万物而有不为。可以看出，道家是以关注自然从而发掘自然基本规律的学术流派，是理论性极强的哲学。而儒家是一门人学，更注重人道，实际上是对道家所发现规律在人文社会中实践应用的学派。因此，它是以实践性为主的哲学。佛教或者说释家则是典型的外来文化。但这里的佛教是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古印度的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凡外来文化，都不排斥，但会赋予新的内涵。因此，佛教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这便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方式。总体来说，儒释道贯穿中国历史文化的始终，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而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你中有我，我中又你，更造就了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指的就是儒释道凝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具体体现在辩证法、实践的观点、人的本质、公有制、共产主义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物极必反”“知行合一”“以人为本”“大同社会”等思想观念[4]。
(一)辩证唯物主义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用辩证的眼光看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世界是运动发展与普遍联系构成的总体。其规律在于物质世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而其实质在于用客观的眼光看世界，把人类的思维映射在辩证法中。令人惊叹的是，在本质上，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认识物质世界运行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高度契合的。道家在探寻万物运行的本源时这样解释：“道可道，非常道。”短短六个字，三个同样的“道”字，却蕴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如同易经的“易”字一样，包含不易、简易和变易。第一个“道”是作为万物本体的“道”，是恒常不变的;第二个“道”是可以“道”出(即物象表达)的“道”，是本体所分化出的多样变化的个体;第三个“道”是“常道”，是万物运行的普遍规律。因此，道家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一样存在普遍联系和不断变化。而对应在人类思维中，《道德经》中以更多篇章描述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第三十六章)《阴符经》也提出“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等相应转化的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用辩证的眼光分析所有物质的运动，都有一样的运行规律[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从事物发展规律的角度谈对人类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怀。这三大规律的核心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阐释。比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可以用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可以用来解释量变质变规律;“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则可以用来解释否定之否定规律。
(二)实践观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观点为实践二字。其实践观认为：一个主体，用了实践工作中所要使用的工具，同时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开展的探究，甚至是优化并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历史活动。其认为，所有活动的解释及其理解活动均由实践实现[6]。中国传统知行观下的道德观透露出的实践智慧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中所指的“实践”有根本的区别，但至少它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揭示了其中的智慧。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中国的实践道德观虽然没有提出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但却暗合了“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直指实践的根本问题——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一种认识人、关心人、尊重人的实践智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传统知行观探讨的道德观是一种未定其名、已知其意的实践观，一种处处闪烁着实践智慧的道德观。我国的传统知行观强调知、行不分离，并突出在行动方面。虽然这里所说的“行”为道德中的伦理范围，但却处处体现了重“行”的实用精神。王阳明虽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消行于知，但又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以行的规范来要求知，通过强调“行”、突出“行”这种重行方式达到“致良知”。明末清初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大儒对“行”的推崇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为人处事这种“行”本身就是学问文章这种“知”。道德之行，其本质是突出其知之内容。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道德中的知是实践智慧的折射。包含道德伦理、内涵的中国传统的知观及行观，所重视的行之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也带上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处处闪耀着一种实践的智慧。
(三)人学思想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第一，对人的本质在社会性中的契合度分析，马克思认为，本质是在特定历史活动中，作为人所存在的真实价值，与动物自然性有本质区别，又要依赖自然界生活的物质体现。这一区别为人之属性。我国文化传承就节制对自然的索求提出了适当原则，对于无过、无不及等也有解释。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调本就是一样的。第二，对于人而言，需要知道什么是礼仪，什么是智慧，什么是信任。中国传统有很多关于上述内容的分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孔子也认为，初为人，性本善良，性情本是相近的，但习惯相差很远。这些是人际关系的升华，是人和人交往所要做到的懂得礼节、知道道义、明辨是非能力，表里需如一。这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这样的伦理、道德要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对社会规范的大概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是对这一方面的补充。
(四)社会制度运用以及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律，提出了人类社会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五大基本形态，并将唯物史观在此体现出来。马克思从社会生活众多领域中划分出经济的领域，在多重社会关系中将生产关系划分出来，同时，将所有社会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总称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归为生产发展。受生产工具影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反之，构建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及上层、下层建筑均由其决定。因此，如果要提升生产力及促进社会发展，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反观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再生产领域中，所有制、分配关系等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礼记·礼运》中有这样的说法：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因此，人不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反对把财物弃置于地的浪费行为，但并非据为己有;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因此，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理想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公有制是天下为公而用人唯贤。这正是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通过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较好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一定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若干与之契合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李建勇.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种价值[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1)
[3]许全兴.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J].求是学刊,2004(2).
[4]郑莹.浅谈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刃剑”效应[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6).
[5]胡志远,皮晓燕.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析[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
[6]江海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与价值定位[J].理论月刊,2014(6).
《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来源：《科学咨询》，作者：刘礼芳 何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