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词，是一种叫智人的动物以自我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超级神话。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大神话思维下，所谓的人类文明、新兴科技都是一种人为的设计，或次生神话。戴锦华在 2020 年 7 月 17 日“人类之维”的网络讲座上说，从空中看地球，地球是一个整体;但从地上看地球，地球到处是壕沟、壁垒、墙。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人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已经为时太晚了，自然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人类自己，是人性。 2020 年，新技术神话面对看不见的新冠病毒束手无策，溃不成军的人类如何结成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疑惑下，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物本位的物叙事，可谓面对危机的一种努力。
物，包罗万象，涵盖有形无形。《说文解字》注： “物，万物也。”[1]30《荀子·正名》则视物为万物的大共名。《庄子》曰：“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2]503 在此，“物”特指除人之外的世界万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食物、器物、衣物、风景、地理、生态、科技等。“小说物叙事”特指关于物或以物为主体的虚构叙事。近年，在西方“物转向”思潮推动下，物与物叙事研究成为国内外前沿热点。由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物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现状，探索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的本土新路径，以期与西方对话。
一、作为学术背景的“物转向”
当前，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国内外人文研究呈现“物转向”的新趋势，物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热点。它兴起的背景是“后人文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 ism)[3]7，即打破人类中心论与本质主义偏见，回到物本身，相信物自体的存在，承认物的力量，追寻物的本真，旨归于人/物平等，实现物的生态主义。
20 世纪的西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较早研究物。他认为，人与物本是无所取用的一体关系，但技术理性的膨胀使人把物对象化、客体化、资源化。21 世纪，推动“物转向”的重要力量是近 10 年来兴起的哲学流派“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 alism)。代表人物包括昆丁·梅亚苏 (Quentin Meil- lassoux)、雷伊·布雷西亚(Ray Brassier)，二者持“消灭论”(eliminativism)立场，旨在想象无人的真实世界，认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此外，格拉汉姆·哈曼 (Graham Harman)、列维·布赖恩特(Levi R.Bryant)则重点描述物的运作、物与物的互动关系。他们立场各异，但核心观点相同，即：相信物自体的存在，相信物自体虽然理性无法企及，却是可以想象的。“思辨实在论”引发“物转向”思潮，国外物理论研究呈现不同的态势，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突显“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格拉汉姆·哈曼突显“物”的本体实在性，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突显身体的“物质性”，比尔·布朗(Bill Brown) 突显“物无意识”(material un-con- scious)的“物”理论，等等。[4]
二、物质文化研究
在“物转向”的背景下，国内较早译介国外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有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④。该书从消费和商品、礼物和互惠性、流通、技术发展等方面研究物质文化。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启示是围绕商品与非商品之区别的讨论，这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争论点之一。前者探讨商品、生产方式、价值、异化、消费、深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的关系，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梦想逻辑和享乐逻辑的体现;后者关注的则是礼物、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通、身份、互惠性、不同文化间的关系，认为物质商品生命的终结之后，会开始文化和社会生命。马克思主义侧重研究物质的商品价值，后殖民主义则延长物质的时间维度，研究其“去商品化”以及衍生社会文化生命的过程，要“为物质作传”。后殖民主义物质文化研究还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权利关系的角度，探讨“物恋”背后主体/他者间的跨文化根源。把文化间权利关系带入物质文化研究，为非西方文化或本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此外，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关系是近十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因为技术发展挑战物的观念，甚至造成人物不分、界限模糊，如生物机器、全球脑、智能人等。研究者提出疑问：人的物化、物的人化、人/物混杂的描述所反映的，究竟是人的危机，还是人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主编孟悦的序言《什么是 “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对国外物质文化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它从考古学、人类学到民俗学，从社会人类学到结构主义人类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梳理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脉络：考察文物、部落生活的他者性与帝国的不平等关系;提出被看的“物”以“他者性”的批评眼光回视、教育解读者;关注“物”作为礼物的互惠性，作为商品的 “强迫消费性”;等等。作者尝试厘清意义无法自明的物质文化的概念：既重合又溢出于商品文化。在此基础上，将问题由“什么是物质文化中的物质”变为“什么文化”“改变了物质”，进而提出物质作为符号或语言，本身具有类似文字、象征、叙事、历史的性质。该序言在与西方学者对话过程中，呈现了中国学者关于物研究的重要思考。
三、物叙事研究
中国物叙事研究方面，傅修延的《物感与“万物自生听”》②一文联系 5G 时代万物互联的前沿话题，基于中国人/物无差别的齐物思维，从听觉角度赋予传统物感命题以新的美学阐释，开拓了中国物叙事研究的新空间。他认为，人也是万物之一，物虽然为人所用，但物也作用于人。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以物见人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主要表现为：讲述人的故事时往往把物也卷入其中——通过描写那些与人相随相伴之物，达到衬人、代人、名人、助人和强人的目的。古代文论中的物感，指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他物之间的沟通。感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以不限于耳根的“听”来指代，较之于其他感知，“听”可以让万物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彼此沟通。与感应相关的万物互联已成为时下流行话题，自然科学如今尚未强大到能够解释万物之间的一切感应，与感应问题关系紧密的人文学科应当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奉献出自己的认知与思考。傅修延的专著《中国叙事学》③立足文学小文本与文化大文本，回溯中国叙事传统，建构中国叙事学。他认为，中国叙事传统向来注重描写“物”，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的文化思想。该书从太阳神话开始，探寻中国的元叙事。它摆脱了西方你/我二元本质主义思维，从中国小我/大我整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出发，论述《山海经》万物相互依存的原生态物叙事理念。器物篇将器物纳入叙事学范畴，从“纹/ 饰”“编/织”“空/满”“圆/方”“畏/悦”五对范畴出发，研究青铜器上的元叙事;从瓷与稻、《易》、玉、艺、 china 关系角度出发，考察镶嵌在社会文化意义网上的中国瓷，以追根溯源的方式重构中国形象。此外，扬之水的《诗经》物象、《金瓶梅》物色研究，都是古代文学物叙事个案研究的重要成果。
四、当代中国小说的物叙事研究
早在 1988 年，就有学者研究动物小说中人拟兽化、兽拟人化的原型意象以及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的原型情感。近年，研究者热衷研究莫言小说的动物叙事，如陈思和认为，《生死疲劳》“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两条生命链的结合，使叙事体现出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结构特色。[5]不少论者从陌生化角度研究莫言小说的动物叙事，笔者觉得还可从听觉叙事角度研究《生死疲劳》如何通过六道轮回中动物的声音，恢复感觉的天真，实现声音的民主。小说将人与兽、视与听的关系错置互换，呈现异样的生命图景与音景。莫言通过动物的声音打通视听的壁垒，通过感觉的挪移赋予动物声音以政治性的解构功能与荒诞的美学色彩。
近年，从生态主义、儿童文学角度解读小说中的动植物、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热点。其中，从生态主义角度考量迟子建、阿来小说的自然书写、动植物叙事是一个聚焦点。吴义勤从狗道与人道角度，阐析迟子建《穿越云层的晴朗》中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6]也有论者跳出生态主义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预设态度，从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生成—动物”视角出发，解读迟子建笔下人与动物互相“生成”的温情混沌关系，以及共同的越界、逃逸乃至游牧，从而反衬人与人的对立，开拓人性反思的维度。[7]有论者从阿来“山珍三部”中的“虫草”“松茸”“岷江柏”出发，研究他如何巧妙地借助藏区的奇珍之“眼”，将浓郁的康藏文化风情与当今社会物利交易、欲望泛滥等普遍社会现象全面铺排，镜像出历史发展的蜕裂之痛。[8]或从生态主义角度出发，从现实环境的破坏、传统文化习俗的失落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消弭等方面入手，讨论阿来、迟子建笔下的“空山”“空林”、古老村落、部落的固有秩序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从中折射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9]汪树东的专著《天人合一与中国当代文学》①从生态批判、动物叙事、生态人格与理想、生态诗学建构的角度阐析当代生态文学。《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②则将当代动物叙事作为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类型进行整体考察，包含概念诠释、伦理资源、叙事传承、类型衍生、功能形态、深层结构、基本叙述模式以及神话根源等多个层面。
五、庄子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庄子以精神基因的形式，通过影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调、人格、心态来影响中国文学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 100 年以来，学界一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百年新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一直被关注。杨义的《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①探究受外来思潮冲击的 20 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道家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调适与融合的活性，以及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学进程中的价值。研究者还从悲剧意识、母性崇拜、自然精神、逍遥美、诗化美、畸人真人形象、个人主义、反异化等角度探析道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
作为道家的领军人物，庄子代表了中国本土最古老的文化精神，其逍遥游的美学、汪洋恣肆的文风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呼应，一度引起学界的关注。现代中国文学自觉的几个时期，如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自觉既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与庄子有内在的关联。关于现当代文学与庄子的关系，学界也有关注。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庄子》②指出了极左思潮下庄子思想作为消解政治狂热、抵御政治暴力的解毒剂回归的必然性。该文将新时期庄子思想的重新流行看作极左思潮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表征，描述了庄子的思想与文体对当代作家汪曾祺、王蒙、马原、顾城的复杂影响。刘剑梅的《庄子的现代命运》③一书以庄子的现代命运为基本主题和内在逻辑，梳理庄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命运变迁，展示其个体自由独立精神所遭遇的困境。作者超越文学而跨入大文化领城，涉及文史哲诸人文向度，涵盖的中国的作家、学者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沭若、林语堂、废名、关锋、刘小枫、汪曾棋、韩少功、阿城、阎连科等。不过，此书并未论及史铁生、莫言、王蒙等与庄子的关系，这是需要补充之处。陈世旭的《庄子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④从“至人，透彻的人生观念”“至乐，极度的心灵自由”“至美，态肆的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探讨庄子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三种态度”⑤将现代作家对老庄的态度归结为三种——批判、继承和发展，特别强调了现代作家在基于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将老庄朴素、超然、无目的性的哲学与积极进取的现代思想相结合，进行了现代人格的塑造。
六、新路
以上学术背景与研究现状的梳理，目的在于探索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的新思路。目前，国内学者既立足本土之物建构中国叙事学，又借西方物理论进行文学物叙事批评。用西方物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物叙事，能提供陌生化的视角;用中国物理论研究中国物叙事，也能发现本土问题。细加辨析，东西方物叙事有不同的逻辑路径。西方物叙事的出发点是人/物二分，从人本位转向物本位，反人类中心主义，还原物的自性。叙事过程是通过无人/去人化零度写作，让物走出人类的控制，以物的方式说话，呈现自在的物性。叙事归宿点是物性自显，恢复物的主体性，借物叙事呈现并感受物的实在性、感性，通过感觉的陌生化，打开人的感觉边界，刷新人的感受力，进而恢复人与物的和谐。庄子物叙事的出发点是物我合一，从人本位转向物我一体。叙事过程是通过感物、物感，情随物迁，实现人的物化。归宿点是借物恢复生命的本真与感觉的天真，使万物自证自得、自在自为，人物齐一、通真通灵，实现物我泯合、物我两忘、即物即真的东方式混沌生命美学。尽管东西方物叙事出发点不同，但在恢复人/物平衡的归宿点上，二者呼应对话。
由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应立足古老中国的道家哲学智慧，从庄子物论出发，探究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作家如何从人本位转向万物一体，秉持爱人利物的叙事伦理，以万物皆一的宇宙精神书写自性自化的物伦理，通过全息的温情叙述进行物性自足的审美救赎，恢复人/物关系的平衡，建构绿色生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传统智慧与新兴科技的有效嫁接，以重塑新的世界观。这或许是中国物叙事与西方物叙事研究对话的一条新路径。该研究思路的理论价值在于，以庄子物论为支点，既探究当代文学物叙事的中国经验，又提炼优秀传统文化庄子的精神标识，呈现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为以中国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现实意义在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商业化进程带来社会物欲心理由压抑、释放、膨胀到异化的变迁，而非典、新冠肺炎的蔓延则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通过研究作家爱人利物的叙事伦理，反思近年自然生态、社会心态的失衡，为恢复人/物关系的平衡，建构绿色生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的经验启发。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BREU C. 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4]尹晓霞，唐伟胜.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山东外语教学，2019，(2)：76-84.
[5] 陈思和.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J]. 当代作家评论，2008，(6)：102-111.
《“物转向”背景下当代小说物叙事研究现状及新路》来源：《石家庄学院学报》，作者：张细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