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一场“百年未有之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持续蔓延，给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也给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不仅暴露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也加速了国际秩序的演化趋势。当“百年未有之疫情”遇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股叠加而成的冲击波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1] 后疫情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一、准确识变：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百年未有之疫情”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回归，多边合作面临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影响。
第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力量强化，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势力抬头，全球化进程受到进一步冲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土仅保留了高附加值的尖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造成其口罩、洗手液、卫生纸、呼吸机等基础物资严重依赖外国。据统计，美国约 80% 的抗生素依赖中国供应，而美国本土几乎没有能力生产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的基本药物。[2] 在深度依存的产业链中，一旦上游某个国家的工厂停工或交通运输中断，处于下游的国家也将受到影响，从而极易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西方国家开始警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纷纷采取强化“经济主权”的措施，加强制药和医疗设备等关键行业的本土化生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2020 年 3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 ：“正是这次疫情大流行，暴露出我们必须将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法则之外，将我们的食物、保障系统以及照料生活环境的能力委任于他人是愚不可及的。我们应该夺回控制权，比现在更积极地建设一个保有主权的法国和欧洲，将自身的命运攥在手心。”4 月，日本政府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拿出 159 亿美元用于改革供应链，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在首批补贴名单中，约七成是生产医疗器械、药品和防护服的医疗制品企业。[1] 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这场遍及全球的大流行病已经彻底证明，美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国家，我们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2] 9 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宣布在 10 年内拨款 3500 亿美元，用于提振制造业和完善基础设施，同时还要求五角大楼从美国内和友好国家购买产品，而不是从中国，以打破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摆脱中国经济影响。[3] 在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采取大规模收缩政策，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备受关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成为中近期趋势，全球化陷入低潮。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0 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49%，而 2020 年全球贸易总量预计将下降 9.2%。[1]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按照现价计算，从 1992—2019 年，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从 83.6% 下降到 59.8%，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占比则从 16.4% 升至 40.2%。[2]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这一进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4.4%，发达经济体将收缩 5.8%，而中国是各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有望实现正增长的国家，预计将增长 1.9%。[3] 在西方经济大幅衰退的背景下，受疫情影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也受到严重削弱。在欧洲，随着疫情的大规模扩散，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无暇顾及合作精神，各出奇招截留防疫物资和医疗装备，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2020 年 3 月，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发表文章，公开抱怨欧盟各国面对意大利的求助见死不救。[4] 在疫情暴发期间，美国不顾及其他国家的疫情蔓延形势，抢购防疫物资，寻求买断新冠疫苗的专用权。此外，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损害了该组织的协调能力和各国的抗疫合作，严重削弱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能力。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冠病毒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美国的滑铁卢。[1] 2020 年 10 月，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2020 年亚洲实力指数报告》，通过对亚洲 26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复原力、未来资源、经济关系、国防网络、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8 个大类别 30 个子领域的研究，指出权力转移正在加速，美国为 2020 年实力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2]
第三，中美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回归。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放大了国际社会中的既有矛盾，加剧了中美博弈和地缘政治较量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先后于 2017 年 12 月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于 2018 年 1 月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2 月公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报告一脉相承，将中国视作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2018 年 3 月，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根据统计，受贸易战影响，世界整体经济复苏的努力被抵消，中国、日本、欧盟等国家的出口大幅下降，国内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农户及出口企业也因加征关税受到损害，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所言，贸易战产生的负面影响变得明朗，每人都是输家。[3] 为了加强对华遏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技术和金融领域。2018 年至今，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超过 331 个企业、高校和个人实施了 12 个批次的制裁，严重损害了双边交流合作。美国还动用国家力量，推出所谓“净网行动”，鼓动西方盟友放弃中国技术，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提出“病毒溯源”“疫情追责”等问题，歧视性使用“中国病毒”，污名化中国。2020 年 3 月，美国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切断两国对话通道。7 月，美国关闭中方驻休斯敦总领馆，单方面对华发起政治挑衅，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同时，美国不顾疫情蔓延，在台湾、南海问题上进行军事挑衅，多次派遣军舰侵入中国南海海域，对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并以新疆问题为抓手污蔑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导致两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急剧恶化。大国对抗加剧了国际动荡，阻碍了各国抗击新冠疫情、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二、科学应变：把握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趋势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对立持续，国际格局持续“东升西降”，国际秩序在既有趋势上将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对立持续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疫情前后所兴起的反全球化思潮及去全球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治理水平低下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美国在这次大选中由选情胶着、抗议频发等体现出来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反映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矛盾，即两党在税收、警察改革和医疗保健等政策上抱有截然相反的立场，在基本政治价值观、对当前问题的看法以及国家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1]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在财富不平等、种族和教育问题上的撕裂现象、极化现象已十分严重，政府也可能因为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不同控制权而更加分裂。事实表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治叙事已被证明具有说服力并且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它利用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压力，引起许多美国人对全球化的质疑。[2] 在 2016 年和 2020 年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分别获得了 6300 万和 7200 万选票，未来美国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影响不可低估。在对外层面，这种社会撕裂和分化现象，反映为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对立不断加强，全球介入与孤立政策的对立持续存在。必须指出，尽管逆全球化正在不断强化，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化将呈现出多样态势。有学者认为受“经济主权”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会走向有限全球化，各国会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安全，力图将关键产能留在本国内部 ;也有学者认为受长距离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的影响，靠近终端用户市场将成为影响传统制造领域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家转向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从而引起由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
第二，国际格局持续“东升西降”
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深度变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发达国家缺乏召集大规模检测、隔离和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的能力，导致疫情加速蔓延，社会成员大范围感染。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美国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总数超 1100 万例、死亡总数超 24.6 万例，分别占全球确诊总数和死亡总数的 20% 和 18.9%。[1] 受疫情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大规模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 年发达经济体将收缩 5.8%，美国、德国和英国分别将收缩 4.3%、6.0% 和 9.8%。[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面对疫情，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效能优势，以科学为指导，以国家凝聚力为支撑，迅速决策、高效执行，在短期内控制住国内疫情蔓延，从内防输出转变为外防输入，并积极为世界抗击疫情提供物资和分享经验。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大局稳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等优势进一步显现，中国经济再度发挥着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前 3 个季度 GDP 同比增长 0.7%，第二、三季度分别增长 3.2% 和 4.9%，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3] 从供给端看，我国工业生产已恢复至正常水平，服务业修复速度加快。从需求端看，“三驾马车”动力均有所增强。从西方国家控制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不难看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趋势仍未改变。
第三，全球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机制的竞合不断强化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主张“外交应该是美国力量的第一个工具”。[1] 在拜登治下，美国将全力恢复在系列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中的影响力，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全球多边合作进程将会加快。但是，受特朗普时期单边主义政策的影响，一方面，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被大幅削弱，另一方面，美国也很难恢复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的影响力。譬如，由东盟 10 国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 15 个谈判国家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占世界人口的 30%、全球 GDP 的近 30%，谈判最初启动于 2012 年东盟峰会，受 2017 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因素的影响，RCEP 谈判进程加速，并于当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RCEP 的达成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提振区域经济发展信心，促进疫情后经济强劲增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RCEP 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无论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亚洲国家都相信合作共赢要胜过单打独斗，并将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 在多边合作进程加快的同时，区域大国间的利益冲突、不同标准间的竞争，对全球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或将一边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涉华多边合作，一边联合盟友建立对华统一战线，加强在人权、高科技等领域的对华打压。
三、主动求变：明确中国外交的方向与对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影响广泛深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趋势并未发生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制度优势，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利用好、维护好、塑造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好自身的制度优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体而言，中国外交应重点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应对“脱钩”，以积极推动全球化
来应对逆全球化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面对全球范围的事实脱钩、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对立持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而应越开越大。中国将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方面继续推进海南自贸港等国内自贸港区建设，进一步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利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全面放开制造业，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自身开放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引导推进 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区域合作机制，推动WTO 等全球多边机制改革和完善，把中国自身优势和外部发展优势结合起来，扩大融入外部开放。回顾过去，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切实的发展红利，帮助我们摆脱了几百年来的经济落后面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 增长到 2018 年的 15.9%。[1]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商品贸易国，在外汇储备上连续 14 年居世界第一，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有近 4 万家。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尽管中近期内逆全球化上扬，但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RCEP 的签署和中国不断扩大的开放政策，共同展现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续。[2] 中国应用好“一带一路”平台，继续推进其建设走深走实，向高质量发展，完善中国倡议、各国共建、市场运作、全球共享的模式属性，将其打造成新型国际合作平台。
第二，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开放、更合理的方向变革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机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非传统威胁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边主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用事实证明，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以邻为壑、隔岸观火，最终会殃及自身。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践行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加入了 500 多项国际公约和几乎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并全力落实做出过的每一项承诺。
第三，坚持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协调、合作、稳定” 的大国关系
目前，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关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而中美之间的对抗不仅不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也会威胁到世界的繁荣和稳定。美国政府更迭对中国而言将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美国新任政府上台后，首先会集中精力应对国内事务。当前，美国深陷疫情困境，经济陷入衰退，政治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缓和中美关系存在窗口期。中美两国应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框定合作框架、明确未来方向，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合作抗击疫情等领域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应当认识到中美两国存在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很难抛弃对华的强硬立场，无论由谁领导，美国都会继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必须看到，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争霸，而是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和信息领域的较量。在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这种竞争和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竞争的手段和方式、路径与目标上双方却存在较大灵活性。中美两国都是首次和与自身体量相当的国家打交道，应尊重彼此不同，学会共存共赢之道，避免冲突。在与美国交往时，中国应始终奉行“协调、合作、稳定”的原则，保持战略定力，不随美国起舞，推动双方探索出一种避免意识形态对抗、妥善应对战略分歧、深化经济合作、追求互利共赢的中美共处新模式，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流疫”的双重叠击下，国际关系呈现出多重变化趋势，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对立持续，国际权力格局加速 “东升西降”，全球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与合作双向发展，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和数字鸿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加剧。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未来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妥善管控国际分歧，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把握和塑造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构建合理、包容、普惠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对策》来源：《和平与发展》，作者：高 飞 王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