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220 年，曹代汉建魏，后经蜀、吴、西晋、东晋，又历南北朝对峙，直至公元 589 年隋军灭陈，完成大一统，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约 379 年间，先后历经 33 个王朝，整个社会动荡不堪、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人口流离播迁，但“双刃剑”的另一面却是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开发、文化交流与科技发展。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具有社会制约性，魏晋南北朝以其独特的社会特征使其教育在制度、思想、内容、组织、方法等方面展现出众多新的特色与成就，形成了继春秋战国时期后又一小“百家争鸣”的盛况。与此同时，学校教材作为教育的重要工具、教学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也相依相随，呈现出众多新的特点。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教育事业处于时兴时废、时断又续的境况，但仍有不少前无古人、自成一格的教育特色与成就。传统儒学受到玄学、佛学、道学的冲击，独尊地位日渐式微，逐步形成儒、佛、道、玄四学并存格局。官学时兴时废，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私学兴盛，逐渐成为教育中流砥柱;家学发达，家业家技传扬于世;文史、算历等新的教育类型产生。学校体制多元化，专科教育显著发展，算学、医学、农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科技学科广泛设立。官、私学教育中大量增加玄学、道学、文史、天文、数学及其他自然技术等内容，并追求个性自由发展，致力于“经世致用”实用科技型人才的培养。所有这些都促使学校教材走向多元化发展，同时也对学校教材的编写、选用等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纵观这时期教育制度新特色与成就，不难发现，科技处于众星拱月的地位，科技教育在官私学、家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可谓是教育领域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一特征会以某种形式在学校教材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与呈现。因此，本文力图分析此期科技教材涌现背景，科技教材作者、类型与内容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及特点，从而丰富、加深对其学校科技教育成就的认识，弘扬本土古代科技教育成就，并挖掘历史资源，希冀对当今科技教育有所启迪。
一、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学术文化背景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校科技教材大量涌现也存在相应情形。追根溯源，便于对多样、复杂的科技教材进行梳理，从而更加深入认识科技教材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嬗变、战乱频仍、人口流徙，但也相对地促进了南北经济融合及思想文化交流。玄学大行其道，佛道蔚然成风，儒学日渐式微，思想文化在佛、儒、玄、道四教中相互沟通、碰撞、借鉴与融合，显示出丰富多元的格局，勾勒出又一幅百家争鸣的风景。受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天文、历算、地理、医学等自然科技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并构建出科技教材的“百花园”。
面对着战乱的频繁，体味着生命的无常，沿袭自东汉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因其虚伪、荒诞和烦琐，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并逐步失去了统治人心的作用。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并且由注重章句训诂转向注重义理，成为不复恪守师法家法的“魏晋经学”。由此，儒家经学教材在学校教育中的垄断、主宰地位便受到严重挑战。
受玄学思潮冲击，不少知识分子对传统价值观丧失信念，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自身，追求个性自由。他们力图从先秦老庄的思想中找寻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以求心灵的一片宁静。这种精神追求，促使学者们积极办学，开始聚徒讲学、传授技艺。他们往往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天文地理、算历图纬、工械技巧无所不览。科技人才的涌现，大量科技著作的问世为学校科技教材的编写与选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面临的不仅是战火连天、政权不稳、人心惶惶的政局，还面临着儒学丧失人心、失去独尊地位、官学衰败的教育局面。为了巩固政权、笼络人心、统治天下，各时期的当权者们都极其重视学校教育，努力恢复学校系统。但是，显然又不再拘泥于传统儒学，而是能够结合社会文化思潮，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中央和地方官学中广设律学、文学、算学、医学等实用学科，促使学校体制多样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例如曹魏时，在地方学校设立律学，置律博士，这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打破了经学一统局面;南朝时，宋文帝开儒学馆、玄学馆、史学观、文学馆，四馆并立，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北朝的官学教材虽以儒家经学为主，但也设有数学的专科教育，选用数学教材。《魏书·术艺传》载：殷绍，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4]232《魏书·范绍传》称：“范绍，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出除安北将军，并州刺史，入为太常卿。”[1]1 755-1 759 在太学、国子学中置算学，即实施数学专科教育。医药学在各时期的官学中也逐步得到重视。晋时仅有太医令，到南北朝时期，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等官员。刘宋政权设置了太医署和医学，教授生徒，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自此开始。在这种官学变化背景下，反映文化学术发展的专门学校相继设立。同时，学校科技教育也得到了发展的契机，除算学、医学外，其他天文、地理、农学等科技学科在官学中虽并未形成专业体系，但学校体制的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官学的认同与承认，为科技教育在官学课程教学中的渗透提供了保障，为学校科技教材的涌现埋下了生根、发芽的种子。
相较于时兴时废的官学，这时期的私学显得十分昌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时代特征。私学大都是由在职官员或退职失意官员以及隐居仕途的学者们创办。因此，私学设置地域范围非常广阔，开办的学校极其多元，道家、天文、医学等均有私学，教授内容十分丰富，不限儒学五经，文史、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农学皆在传授之列。三国时郭恩，字义博，“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5]812，其所办私学既教经学，又教天文学。管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犹不可止”。学成后，设馆授徒，授“《易》及天文要事”。[5]811 西蜀李撰跟随司马徽、宋忠学习，除五经、诸子外也学习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等技术。[6]220 西晋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7]2 436。杜夷，“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闭门教授，生徒千人”[7]2 353。郭璞精于五行、天文、卜筮等谶纬之学。他是追随郭公受业学得的，学成之后也授门徒。南朝宋何承天创造新历法，比古历十一家都精密。最值得一提的是南齐著名大科学家祖冲之对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的贡献。他编制《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回归年为 365.2428 日，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历法。他又能制造机械，曾为齐高帝造指南车。又造千里船，一天能行百余里。冲之所改何承天历，经过他的修改于梁天监初开始使用。他的儿子皓也传家学，长于历算。北朝私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材，还涉及到有关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角、占候等学问。[6]220 高允，“性好文学，担籍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1]1 067。刁冲，“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四方学徒就其业者，岁有数百”[1]1 858。崔彧， “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1]1 970。天文、历算等自然学科在私学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为学校科技教材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二、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类型及内容
“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处于各方面大变革、大转轨的魏晋南北朝，数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等实用科技学科取得瞩目成就，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科技著作硕果累累。这些科技著作或在当时就作为官私学中传播科技知识的教材，或为后世学校选用教材。下面分类例举主要科技教材及其内容。
(一)数学类教材 1.《孙子算经》东晋时期普及流行的数学著作、数学教材，唐代列为“十部算经”之一，唐宋时期被定为官学教材。《隋书·经籍志》有《孙子算经》2 卷，不著其名，亦不著其时代。[8]2 726 该教材未详何代人，清代数学家戴震以书中有长安，洛阳相去，及佛书 29 章语，断为汉明帝以后人。考据派教育家阮元以书中有棋局 19 道语，亦拟为汉以后人。“其言筹位，详纵横布算之义;九九则始九九，终于一一;下卷记物不知数题，大衍求一术之起源;并为他书所未述。”[9] 传本《孙子算经》共 3 卷：卷上叙述算筹记数纵横相间和筹算乘除法，卷中举例说明筹算分数算法和筹算开平方法;卷下内容仿《九章算术》，体例及内容颇有相似之处，但程度比较浅显。其中下卷第 31 题，“鸡兔同笼”：“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后传日本，变成“鹤龟算”。此题被“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五年级(上册)》选为练习题目，并且部分 5、6 年级的课外习题中都有选用。
2.《海岛算经》魏晋时期刘徽撰。“篇帙无多，而古法具在，固宜与《九章算术》同为表章，以见算数家源流之所自焉。”[8]2 727-2 728 因此附于刘徽的另一著作《九章算术注》。唐代开始独立成书，列为“十部算经”之一，定为数学教材。刘徽曾对《九章算数》重编并加以注释。不仅对《九章》的全部公式和定理，给出合乎形式逻辑的证明，对一般算法中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也给出严格的定义，并根据定义的性质，说明这些算法的道理。《海岛算经》全书共 9 题，全是利用测量来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据刘徽序《九章算术》知，该教材本名《重差》，初无《海岛》之目，亦仅附于勾股之下，不别为书，不过后人因首题以海岛立表设问测量高远而改名《海岛算经》。据《新唐书·选举志》称：“算学生《九章》《海岛》其限习三年，试《九章》三条，《海岛》一条。”可见，改称《海岛》自唐初已如此。唐初开始单行的《海岛算经》，以应用问题集为体例，内容全是有关高与距离的测量，所使用的工具也都是利用垂直关系所连接起来的测竿与横棒。所有问题都是利用两次或多次测望所得的数据，用以推算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的高、深、广、远。
3.《夏侯阳算经》西晋夏侯阳撰。唐初列为“十部算经”之一，定为数学教材。今本为唐人韩延所作(亦称《韩延算术》)，3 卷，成书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其中引用夏侯阳撰本材料较多。上卷明乘除法，辩度量衡(算术)，记述筹算乘除法则、分数法则，解释步除、法除、约除、开平方除、开立方除等 5 个名词;中卷求地税(几何);下卷说诸分(分数)。全书共有 83 道算题，题目多取材于唐代社会实际，解答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问题，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与数学学科的思想意义。
4.《缀术》南齐祖冲之撰。数学教学用书。唐代数学以此作课本，为“十部算经”之一。祖冲之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早年便以博学著称。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圆周率计算为 3.1415926 与 3.1415927 之间，《缀术》用以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此种天文计数，不可以观察，只以数理缀之，故名。也就是说，此书主要阐析观测与计算天象历法的算法，包括三次方程解法、球体积计算法等。[4]233 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然后以算术缀之。故所谓缀术者，此也。”[10]1 457 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算经，汇集了祖冲之和祖暅之父子的数学研究成果，内容深奥，以致《隋书》称“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故废而不理”。故作为唐代国子监数学课本，需要 4 年的学习时间。《缀术》曾经传至朝鲜、日本。
5.《张丘建算经》北魏张丘建撰。唐代列为“十部算经”之一，定为数学教材。原本不题作者时代。有关文献载：张邱建 “《算经》一卷，甄鸾注，书首邱建自序引及夏侯阳、孙子之术，则当在夏侯阳之后也……其书体例皆设为问答以参校而申明之，凡一百条。……条理精密，实能深究古人之意，故唐代颁之算学，以为业。”[8][8]2 730-2 731 书中以问答为体例，内容涉及等差级数、二次方程和不定方程等，问题多取材于手工业、建筑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提出与北魏天安元年(466 年)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有关的计算问题，所以它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书，又是当时学校的科技教材。
(二)医药类教材 1.《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魏晋皇甫谧撰，医学教学用书。皇甫谧(215-282 年)曾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屡征不就。后钻研医学，总结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著成《甲乙经》。[11]201 书中《自序》言此书系合《针经》(《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精华编次而成。该书共 12 卷，论述脏腑经络、腧穴部位、针刺深度、艾灸壮数、针灸手法、禁忌、诊治理论等，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针灸专著，被后人称为 “中医针灸学之祖”，列为学医必读的经典。[4]234《针灸甲乙经》奠定了我国中医学针灸理论的基础，是我国中医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为晋以后历代医学学校教育和私家医学教育所采用。[11]201 唐代医家王焘说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唐、宋官方的医学教育，规定针灸学为医学校的必修课，把《针灸甲乙经》作为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的教材。
2.《脉经》晋代王叔和撰，医学教学用书。王叔和，一生行医，官至晋太医令。此书是其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的系统整理总结，书中列举了 24 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把脉象分为 8 类相似的脉。这些脉象基本上符合于现代对血液循环系统特性的认识，包括对心脏搏出量、动脉管的韧性和弹性、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情况、血液粘稠度、心脏跳动的频率和节律、血管充盈度等内容的描述。它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挥了脉学在疾病诊断、预后以及对疗效观察等方面的作用，与中医传统的脏腑辨证结合起来，指出五脏六腑病症的脉象，指导在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2]260-261 作为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其曾被广泛用作医学教育专业教材，被后世医学家尊为“百世人准绳”。此书先后传到日本、东南亚，17 世纪末传到欧洲。后世的脉学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在《脉经》基础上的发挥和演化。[2]261
3.《肘后方》晋代葛洪等撰。晋代道医葛洪编撰，并命名为《肘后卒急方》，后经南朝陶弘景整理补充为《肘后百方》，金代杨用道又进行增补，改为现名《肘后方》。葛洪，号抱朴子，是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他精通医药学，在阅览近千卷的医药经方的过程中，深感以往医书，“混杂烦重，有求难得”且“不能穷诸病状，多用珍贵之药”，对于“贫家野店”而言，是“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而且其中针灸治疗对于没有研习医方、不明穴位者，根本起不到救治的功效。鉴于此，葛洪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择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部分验方及简要治疗法汇编成《肘后救卒方》。该书主要记载了各种常见疾病的简便有效的急救治疗方法，包括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法，对各种疾病的起源、病状进行详细叙述，并首次对给人们带来极大痛苦的天花、疟疾等急性传染病作了较清楚的剖析。而且，考虑到普通百姓的需求，其中所列药方，多使用易得且价低的药材。总之，该书因分类明确，缓急有序，简便易懂，“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被誉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临床实用手册”，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急救手册”之类，只是内容更为丰富而已。这部具有普及推广意义且蕴含珍贵医药宝藏的实用方书，至问世后，一直被后世采用为医学专业教材。
(三)地理类教材 1.地记、水道类教材地记的内容很广，包括各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有谯周的《三巴记》、顾启期的《娄地记》、庾仲雍的《湘州记》和记述黄淮地区的李叔布的《齐州记》等。关于记山的著作，有释慧道的《庐山记》和葛洪的《幕阜山记》等。专记水道的代表作是桑钦的《水经》和郦道元的《水经注》。总的说来，地记的内容很不一致，有偏重于史传的，也有偏重于地理物产的。山记的内容多以描述寺观为主，其地理学价值不大。水道记大都记载了水道的来龙去脉，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自然面貌，科学价值较高。
2.全国性地理总志教材《畿服经》，晋初挚虞所著，计 170 卷。书中记述全国各地的情况，“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地理书》，南齐陆澄所撰，计 149 卷，并附录 1 卷。这是以战国时期地理学纲要《山海经》等 160 家地理著作为基础，按地区编撰而成的。《地记》，梁人任昉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84 家著作编成，全书 252 卷。[2]254
3.《禹贡地域图》魏晋裴秀著。裴秀(224-271 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人。鉴于世传《禹贡》有缺漏舛误，他研究了大量的古代资料，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湿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2]255-257，在门客京相璠的协助下，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 篇。并创制“制图六体”的绘图程式与技法，成为后代中国地理、地图教学的重要教材和资料。可以说，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学科，标志着古代第一次形成了明确的地图绘制理论。裴秀也因其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被英国李约瑟尊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以致于部分西方学者把他与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相提并论。
三、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特征分析
从上述对闻名于世的科技教材分类例举中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整体上各科齐备、种类繁多，涉及算数学、医学、天文、地理、农学等各个领域，极其广泛，而且流传久远，经得起实践、历史的检验。进一步梳理、分析以及深入探究会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教材在作者、编写以及内容上也独具特色。
(一)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作者特征流行于世的教材总是与教材编写者的学养素质、专业知识结构乃至兴趣爱好、价值判断有莫大关系。这时期科技教材的作者大致有以下特点：
1.学识渊博、知识结构完备、学养素质极高像可考证的祖冲之、王叔和、葛洪、陶弘景、郦道元、裴秀、贾思勰、郭璞等人大都出自有涵养的官宦世家或科技世家，家庭条件优越，家学影响大，教育条件好，受过良好的道德熏陶，文化水平极高。即使是像何承天、皇普谧这样的寒门子弟，也是或自幼爱学或后来奋发图强，都是博览群书、才学富赡。这些素养是从事科技事业、研究科技内容、编写科技教材必不可少的条件。
2.著述缘由呈现多样性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创作缘由大致可分为三类：(1)涉及本职工作，整合大量科技专业资源与经验。像王叔和，官太医令，为众太医之长，也是掌管医药的最高官职。这样的职务以及工作经验，为著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样的，皇普谧、葛洪也都曾从事过太医令的工作。(2)拥有社会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像葛洪、陶弘景等医药家们都曾关注到古代医书混杂烦重、有求难得、错误混乱，既不能穷诸病状，亦起不到救治的功效。因而，他们立意对医药古籍重新进行整理、修正并创编医书。还有一些地理学家是有感于古代地理典籍有误，需要明确地理，因而著书立说。如裴秀，鉴于世传《禹贡》有缺漏舛误，他研究了大量的古代资料，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著成《禹贡地域图》。(3)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以学术追求为志向。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如出生科技世家的祖冲之，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自幼就对算历、天文、机械产生浓厚兴趣，曾自述曰“专攻数术，搜铄古今”，一生都在专研自然科学，成就非凡。《缀术》《大明历》等都是其传世之作。郦道元自幼勤奋好学，广泛阅览各种奇书，尤其是地理记述的书籍，年少时，就对地理考察表现出浓厚兴趣，经常游历山水，为之陶醉，立志要为西汉后期桑钦编写的地理书籍《水经》作注。浓厚的兴趣和立志学术促使他后来即使为官，也常利用闲暇之余，爬山涉水，走访乡野，进行地理实际考察，收集地理情况的原始资料，这为其《水经注》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编写特征通过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教材的相关素材资源，可以概括出如下编写特征：
1.编写方式注重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知识与实际相联系魏晋南北朝科学家在著书立说时，并不满足于只在广泛参阅先圣古籍、博采众长、深入专研的基础上，查缺补漏、修正注解书籍，而是经过实地考察、长期观测、反复验证后，融入自己的亲身经历、日常的生活实践。像数学家编写教材时，多取材于手工业、建筑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问题，如《九章算术》《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曹算经》皆是相关门类的实用教材;医药学家们大都是亲自采药、四处行医、救死扶伤，在积累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古代药典，整合实践经验创作医学教材;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农业学家们的著作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经过长期观测、亲自试验，获得准确认知后依据实际事实撰著而成的。
2.编写体例富于创新，别出心裁《孙子算经》中“物不知数”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中驰名于世的“大衍求一术”的起源，是典型编写数学教材的手法。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改变了《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进行排列的形式，创立了以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分类的新编写体例。贾思勰《齐民要术》“以项目分类”的编目体例也是有开创之功的，而且还采用文与注相印证的方式，述说前人经验的同时，融汇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内容特征依据对上述材料的理解，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内容呈现以下特点：
1.教材学科门类分布差异明显从官私学的教育和各科教材的数量比例中可见，数学、医学、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占主导地位，内容极其丰富。其次是农学、天文学也有不少资源，而其他方面的内容则涉猎较少。数学知识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童蒙时期就要学习，是人们必懂的知识，历来备受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医药能治病保命、救死扶伤，处在动荡社会、战火纷飞、生命无常的境地，这类知识技能更受人们青睐;军事打仗、政治中心转移、人口大迁移，使得地理学的内容格外重要。这样的内容分布反应了社会环境的客观需求，更是体现了当时以实用性知识为主的科技学术风潮。
2.教材内容贴合日常生活，便于学生学习数学教材内容多选用手工业、建筑、市易、田域，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素材，大都浅近易晓，实用性强。《孙子算经》中“鸡兔同笼”题则是生动的例子。这一生动有趣、贴合生活的问题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被选用为当今“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之中。像医药学、地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教材，大都是科学家们亲生经历或实地考察后总结日常生活经验而成，因此教材内容极其贴近生活、易于理解，便于普及和推广。
四、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的历史经验
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背景、思想文化及学校制度，促使学校科技教育生机勃勃，杰出科学家成就非凡，科技教材或巨著闻名于世，流传至今。诚然，这时期学校科技教材与专著往往无明显差别，大都是成于个人，很少由专门机构统一组织编写、审定并颁行于天下，尚未形成规范体系。但正因为如此，编写出了体例独特、类型多样及内容丰富的多元化、多层次学校科技教材。其中所蕴含的观念及精神可视为古代科技教育之先导，发挥着“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突破作用。这些科技教材是古代智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反映着此期社会文化、教育教学的一个侧影，其中贯穿的许多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也蕴含着不少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为当今科技教育教材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参照或现实启迪。
(一)科技教材应经得起教育实践的检验魏晋南北朝的科技教材，无论是数学、医学，还是天文、地理，亦或是农学等诸多种类教材，之所以影响深远、扬名海内外、备受人们的认可与推崇，是因为它们经历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实践的检验。这些科技教材在传授的过程中经过学习者们的反复使用，不断检验，逐渐丰富，方成定本。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历经唐、宋、元、明、清等众多朝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多个国家，都经的起教育教学的考验。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不少专业知识与思想内容仍是经典。反观现在不少教材则编制随意、错误频出，却仍然大行于世，却鲜少有人发觉，这不得不令当今学者们深思。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育人的工具，准确、科学性极其重要。即使处在快节奏的今天，教育改革一轮接着一轮，教材更新快换代快，难以经历漫长的检验，但教材需要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也是编撰者需要铭记于心并付诸于行的经验，更是教师和学生需要在教学活动中时刻遵循的原则。
(二)科技教材应具备民族性本土化特色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在编写中加入大量的注释，用以辅助理解或创立新说，采用歌决、歌谣、俗语、谚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加以呈现，内容取材多选取日常生活或生产实践中的素材资源，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知识传播的同时，育德于知，强调修身养性、立德树人等思想品德的培养和求真务实、躬身实践、不畏艰难的科学精神的弘扬。所有的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本土特色，既符合我国民众积极进取的主流价值和学习特点，又适合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点为辅的科技教育探究性教学方式。以民族化、本土化方式编写教材，呈现科学知识，不仅便于教师授业，也有利于学生自学。在当今这个秉持着追求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教育理念的时代下，这种编写教材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因为它不仅符合学生发展的认知规律，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理解与传播，更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培养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科技教材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魏晋南北朝科技教材种类如此繁多、内容如此丰富、领域如此广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并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一味地沿袭前代教材，而是在其基础上结合实践有所发展和不断创新。例如上述天文、地理、医药类教材，正是学者们在钻研前人著作时，发现其中存在许多错误混乱、残缺不齐，亦或是有求难得的问题，但并未沿袭或放弃。于是，便通过一系列的反复观察、实地考察、四处寻访、精心研磨，又结合自己的实践，整合修正、补充完善、添加注释、融入心得，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新著。这种不脱离理论基础、不忽略实践活动，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创造的精神和方法，正是我们如今科技教材乃至科技教育所应继承的宝贵财富、所应秉承的价值观念。
总之，魏晋南北朝科技教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优良传统，成功反映了古代的科技成就，成为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当今这样一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探讨这些学校科技教材，挖掘本土科技教育的宝贵资源，充分认识其地位与价值，有助于正视中国传统科技教材的力量、科技成就的卓越领先，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重塑科技大国的信念。同时，弘扬中国本土文化，传承中国科技精神，不仅具有促进现实科技教育发展的意义，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国际交流所亟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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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来源：《石家庄学院学报》，作者：吴洪成，周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