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中存在着某种“圈”，这个“圈”不同于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而是一种“后见”，即后天养成的由教养、社交、个人经历、利益诉求等构成的认知体系，是感性、知性、理性的综合显现。认知体系较为接近的人在阐释过程中容易达成共识，形成相似的观点。当持相似观点的阐释者集体发声时，在公共阐释中会形成一种“势力”或者思想潮流。思想潮流使大多数阐释主体失去选择的自由，被某种集体意识挟裹。个体作为阐释行为的主体，“前见”与“后见”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两种特质内应外合后，就是人们常说的“偏见”。“偏见”有时候被有意放大，形成某种独特的阐释风格，当然，被刻意压制而显得理性客观的阐释也是一种风格。主体对文本意图的推测与判定常常受制于“他性”，那么，文学文本所散发出来的意义对每个个体的分布和作用力并不均衡，个体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在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充分阐释的过程中，每个阐释者的认知、想象力、情境共振、专业知识都会与其他阐释者构成某种既定的“圈”，这个“圈”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一方面极大地限制和围困人的精神自由度，变得越来越纯粹单一。每一位阐释者都不知不觉处在矛盾中，既有必要维护个人长期养成的独特气质，保证观点的真诚、感受的真实，同时还要超越这个“圈”，使自己融入社会公共性阐释的总体性之中。因为“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原生态和原动力。个体阐释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实现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升华为公共阐释”①。
一、“偏见”与纯粹客观鉴赏困境
“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①。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对鉴赏的要求也应该是纯粹客观，现实中鉴赏者被各种主观因素所限制，那种“无利害的自由的愉悦”对鉴赏者不会造成任何强迫。也就是说理论上存在一种无任何需要的审美。如何避免在偏好、刺激的情况下做判断，“只有欲求被满足以后我们才能分辨众人中谁是有品位的，而谁是没品位的”②。鉴赏者必须具备健康丰富的品位和阅历，由于要求太高，这样的鉴赏者现实生活中很少，而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包罗万象的，这里称之为纯客观鉴赏的困境。另一种困境是主观鉴赏的困境。未经训练的鉴赏力凭借感性和经验，意志薄弱且处在成长期的情况下，容易被个人喜好所牵引，这是偏见的困境。康德把这种喜好称之为快适，快适是“带有病理学上的东西(通过刺激，stimulos)为条件的愉悦”。而文学鉴赏恰恰是有偏见的鉴赏。
在文学阐释实践中，这种带有偏见的阐释会得到宽容、谅解，甚至鼓励。阐释活动中无形的规则也有意无意地对这种由偏见形成的“圈”进行保留和坚守。与“前见”一样，“后见”也是保证阐释抵达核心意义的必要程序，既要维护“圈”的行业壁垒，又要突破“圈”的规定性。“圈内”和“圈外” 的阐释行为都存在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要求具备完全的纯粹理性批判性质，它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公共阐释作为一种总体性阐释并不能掩盖个体的差异性。张江对超越性阐释的定义中尽管还对未被接受的个体阐释进行分析，但预测了两种效果，即“因为公共理解与视域的扩大提升， 未被理解的个体阐释被理解和接受，并因此而上升为公共阐释;个体阐释终究未被公共理性和视域所接受，最终沦为私人阐释而被淘汰”③。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一段时间内被淘汰的个人的阐释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或区域转化为公共阐释。因此，私人阐释与个体阐释的概念还需要进一 步区分。在阐释实践中，“私人阐释”是个体阐释的前形态。如果说某种阐释“沦为私人阐释被淘汰掉”，既然有“被淘汰”这环节，就意味曾经进入过公共领域的竞争，“竞争”行为本身具有公共性质， 哪怕只有甲乙两个人的竞争。某种阐释只要进入公共领域，就具有了公共性质，它便是公共阐释的 一部分。所有的阐释都来自阐释者个体，个体阐释与私人阐释有概念重合，个体阐释包含私人阐释。从未进入公共领域的私人阐释，有以下几种情况：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停留在思维中还未说出来的东西。有目标读者的文字和交流行为都不能算私人阐释，如信件、未发表的文章。即使是私密的日记、心得、感想，一旦诉诸文字便自动有了公共性。事实上日记也是有潜在的目标读者的。两个人的私密谈论也是公共阐释，甲和乙私下说过的话有可能被对方在某个公共场合或者某篇文章中传播。非语言的阐释行为如禅宗的“心解”，“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式的交流也是一种公共阐释。 对公共的定性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有“他者”存在，这个他者既可以是单数的也可以是复数的。因为“他者”即意味着开放，也正是“阐”古汉字的本意④。“阐”的本意，开则召唤“他者”，闭则拒绝“他者”，专门领域、知识门槛、语言障碍等筑起一道藩篱，形成不同程度的“圈”。
二、“圈”的文化趣味的固化
阐释者从熟悉的作品中寻找“优点”，可能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的确发掘出新东西，二是产生“强制阐释”。为了尽可能找到优点(可能的确有优点)，一般会与公共阐释做反向的阐释，即试图放弃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而就个人体验挖掘文学的价值，做历史的纵深比较，和同时代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发现其“异”的秉赋。文学趣味(或审美)既是阐释者的优势，同时也带来障碍。有多种多样的趣味，如宫廷趣味、文人趣味、小资趣味、市民趣味等，还有恶俗的趣味、变态的趣味。趣味的仲裁者左右着一个时期的经典形成。某一时期或者相当长时期都崇尚一种趣味，后世鉴赏者可能对此轻视和唾弃。但在当时，如果要进入这个精英趣味的“圈”，就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审美。为了显示学问和地位的优势，文学史中经常阶段性地出现“华丽轻浮”“雕琢词藻”的文风，当词藻堆砌不断加码，变态的生僻字，艰涩的用典使这种风尚变得臃肿不堪时，就会被清新质朴的风尚所代替。为什么后世读者很难见到那些“堆砌”的诗句，所留下的名句大都是风格质直的诗?那是因为经过了公共阐释的筛选。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时期都反感辞藻华丽的文风。“文”“质”之争不断，“以文害意”的担忧只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打破文化精英建立的小圈子，破除极少数的人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为此精英内部的叛逆者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进行“破圈”运动。
与宫廷趣味、文人趣味、小资趣味等“高级趣味”形成对应的是大众趣味。大众趣味的价值选择也有一套标准。事实上，风尚的形成大多是由大众选择的结果。在农业社会的慢信息时代，通过说唱文学、民间曲艺进行公共阐释。以杀富济贫、伸张正义、快意恩仇的故事为外壳，故事的真正内涵包含着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弱势群体更喜欢在充满杀戮的故事中将自己代入正义的一方， 尽管这种正义在当时也不具有合法性。文学经典传承文化传统，保留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尤其是精神性保持和流传，故事传播在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深度上程度不一，最广泛最持久者显然得到了公共理性的检验，并被奉为经典。每一部经典都萃取了那个时代的精华。有些古代经典完全不具有现实意义，也不能与现代性对接，但其历史意义无可替代。一个阶层的精神特质造就那个阶层的文学经典。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它同样具有文学阐释“圈”的文化特征。
“圈”的扩大与缩小。由于后现代文化多元化和人的生存空间变化、观念更新，新的文学品种不断介入，文学阐释的“圈”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21世纪越来越占主流，传统的静态的文化产品如书籍、报纸、杂志、美术作品、文物展览，扩展到酒吧、城市广场、主题公园、旅游胜地、度假村;传统的流动的文化产品如说唱艺术(戏曲、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扩展到游戏、广告、动漫、短信、小视频、旅游。这些固定的和流动的载体既负责文学经典的传播，同时自身也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成为公共阐释者的阐释对象。电子媒体、数字化媒体、资本运作主导大众审美，内容无限丰富，体验性却无限减弱。作为视听媒介，包括在体验媒介(游戏厅里飙车、攀岩、冲浪、蹦极等虚拟运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有可以享用的文化产品。商家提供永无止境的新鲜文化产品。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文学院很大一部分学者已经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学者们从纯文学转向了文物鉴赏，从作家作品研究转向游戏研究，从文化内容转向传播介质，而以文本为载体的文学阐释地盘越来越小。历史发展迫使人们做出选择，人文学科要想成为思想文化的先行者，必然要深入其内部，否则将无法把握复杂的文化现实。由于新的文化样式日新月异， 目不暇接，文化研究者深感理论上的力不从心和研究方法上的滞后。在这一背景下，过去的文学经典名册被重新洗牌，一些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受到质疑和挑战。文化研究者用新理论重新阐释旧的文学、文化现象，并试图用文化研究涵盖文学研究。总体上文学阐释的“圈”在扩大，与其他学科的“圈”交叉、合并也更为频繁。文化研究学科变化为包括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等的各种阐释圈。
1.女性主义阐释“圈”。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调整，性别问题比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更突显，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门新学科。女性心理学家认为女性的刻板印象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实验表明当合作者对女性没有刻板印象时，她们在智能测试中的表现就会更好。“另 一个产生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被称为行为确认(Behavioral Confirmation)(人们的行动如何导致他人所期望的行为)。许多与男人和女人有传统的特性是由自我表达和行为确认的结合导致的”①。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们使用社会类别进行各种管理是一种认知错觉。为了使世界有序和可控，用社会类别解释人们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有限的信息会导致不正确的普遍原则。以此观点来检视文学作品，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把持着这种信息控制。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应该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经典文学。以《水浒传》为例，在女性主义研究者看来，这部作品问题很大，女性人物角色占比很少，有名有姓的女性只有8人，这8人中多是荡妇、坏人、妓女。“其余女性角色或者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而更多女性角色则是无名无姓，仅用妇人代称呼”②。还有一系列妖魔化女性的问题，如外貌描写标签化，妖娆美丽的女子都是荡妇淫妇，对女英雄进行贬损性的外貌描述，要么长相丑陋，要么给予很糟糕的外号，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女性读者与大众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话语权。女性叙事的缺陷是否瓦解《水浒传》的经典性?文学研究领域女性学者人数增多，女性理论家批评家有一定的话语权，女性主义批评家需要超越性阐释。 跳出个体视角，正视历史实事，把这种缺陷看成一种警示性问题来思考。《水浒传》的文学品质是保证超越性阐释的基石。性别问题导致的文化遮蔽还包括超前性文艺作品。阐释者由于时代、文化主张等原因，而使作品的价值被遮蔽和埋没。“男性视角”的“圈”问题也是需要突破的问题，一些具有超前性的文艺作品因为性别原因在阐释过程中受到遮蔽。张?(约660—740)的《游仙窟》是一 部超前的女性主义作品，书中两位女性调情时表现出来的优雅和自信，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这些女性游戏人生的价值观、高调的女性享乐主义和把控性爱的能力为男权社会所不容，最先锋的批评家也无法超越当时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格调。他们仍以男性视角阐释，认为此小说表现了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情趣。这部小说被时间所湮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艺术表现力怪诞，行文以韵语对话，文辞华艳浅俗。到了19世纪，中国学者在日本发现了这部小说。日本批评家对此有过一些评论。21世纪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1300年前的先锋作品。
2.生态批评阐释“圈”。生态保护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话题。生态批评的美学基础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反思对象，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对自然的干预看成一种值得称赞的能力，并且不加节制地颂扬。生态批评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恶果，对一切损害生态的行为加以批评，从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 极端化的生态批评抽掉了审美活动中人作为审美主体这个前提，从而陷入审美行为与审美主体不可兼容的困境。在文学阐释实践中，除了突破生态批评困境，还要以历史的、逻辑的方法看待特定的文本，否则就会陷入“强制阐释”。生态批评所遵循的“环境公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人与非人的问题，还包含人本身的环境公正问题，即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下的人种、阶级、国别、性别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人，如何平等享有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资源分配的话题不同，生态批评强调每一个存在物的权利。即每一个存在物(人、非人)平等享受生态公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尽管这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想像，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考。那么，生态批评通常是从有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入手。关于狩猎、捕捞、开荒的文学经典都被生态批评视为有问题的作品。饱受争议的是《老人与海》《荒野猎人》等作品。脱离对《水浒传》所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武松打虎、李逵打虎、解珍解宝兄弟打虎，多处打虎都不符合动物保护原则。冷兵器时代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的战争，哪怕战争的开端有足够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按生态批评者的标准，都是有问题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在生态批评者眼中也是有严重的生态问题的，尽管愚公移山的精神应该发扬光大。非人能否作为审美主体?寓言、童话以及后现代主义视角的作品， 以动植物、无机物作为拟人化的审美主体，本质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生态批评的阐释 “圈”的突破，需要解决人类中心主义与审美主体这个根本性问题。
3.后殖民主义阐释“圈”。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为弱势群体发声，通过反思、解构、置换、重写等方法，挑战权威，挑战既定的秩序，呼吁处于弱势的个体重新认识自我，从思想意识上认清种族、性别、 阶级的不平等问题。西方文学经典中有很多经典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看来都是邪恶的、不可饶恕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批评对已有的经典人物的质疑，声浪越来越高。据美国某报2016 年9月13日报道，学者们希望把“种族主义”甘地的雕像从加纳最古老的大学中移除①。甘地在领导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中，为了增强印度人民的信心，发表的激情言论带有种族歧视倾向，如：“英国殖民政府对待印度人比非洲的野蛮人或者土著好一点，但也许没有”，“把印度人当成非洲人来贬低我们”，“非洲‘源自传统部落的’土著唯一的工作就是捕猎，他们唯一的野心就是积累一定数量的牛来买一个老婆，然后，懒惰地、赤裸地度过余生。”甘地的这些言论被作为种族主义靶子。报道称甘地的雕像可能在校园里没有容身之地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然后屠杀、奴役那里的人。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拥有奴隶。马丁·路德·金的个人道德问题，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也不享有道德豁免权。文化批评者尤其是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道德瑕疵都不应该免于“历史审查”。如果用各种标准的“历史审查”严格地筛选一遍，还有哪些经典能顺利过关?因此，理性的阐释者应该要求自己用超越性阐释方法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保罗 ·劳特在《经典———彼时与此时》一文中以美国诗人丽迪亚·哈特里·西格妮为例。如果不是这位劳特在会议上的发言，西格妮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知，但她的作品几经沉浮的案例说明了阐释中存在着某种“圈”的问题。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支配使得西格妮经历了大起大落。当英美主流批评对印地安人持有偏见时，西格妮的诗歌被排除在经典名单之外。后殖民主义盛行时，由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重新挖掘土著人生活、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及意义的时候，西格妮的诗歌开始进入美国文学课堂，并且“她的一些诗歌已经被编进大部分的美国文学选集中”①。西格妮的诗中写道：“他们的名字刻在你们的水面上/你们永远无法把他洗去。”她通过水这种自然物为美洲土著人“述说存在”，这个精心设计的隐喻使她的诗歌形成一种超时空的力量。这是她诗歌本身的价值，沉浮的表象无法掩没作品的内在价值。阐释者对这种价值的打捞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上的超越，超越了种族隔离的 “圈”。后殖民主义批评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取得了“政治正确”的胜利，但却忽略了作为文艺批评在美学上的复杂、多元、歧义、隐喻，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困境存在着重外部研究轻内部研究的问题，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文学内部的精神性被忽略，文学作为精神故乡的连接被切断。
三、主体预设与破“圈”的历史循环
每一次文化改革都伴随着破“圈”行动。孔子删改六经对怪力乱神的清理，陶渊明的审美人生对知识分子功利人生的突破，初唐的清新文风对南朝浮艳的宫体诗改革，白话文改革后知识普及都带来更高效率的破“圈”，同时也更容易生成新的阐释壁垒。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欣赏、阐释都局限于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情感与趣味，感物言志，形成一种“精英文化圈”，无法覆盖到全体读者的情感和趣味。由于理解的难度，形成了普通人无法穿越的壁垒。当阐释者超越了自身的阶层价值和利益价值，才可能获得被普遍接受的公共阐释。唐诗宋词在当代的普及说明了公共阐释的重要性。王国维说：“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漫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③王国维1907年发表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重新调整了自己原先的“天才”“游戏”审美观，把笔意墨趣神韵气味、人格学问修养经验都加在里头。他还把元曲纳入文苑，确立了戏曲的文学史地位。王国维尽管并不赞成胡适的白话文入诗的观点，但他与胡适都意识到将知识精英、文人士大夫的趣味向大众扩散，寻找某种认同，必是文学的发展之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可以看成文学阐释史上的重大的“破圈”成果，白话文运动对文学阐释“圈” 的扩大具有颠覆性意义。
四、结语
众声喧哗的公共阐释存在无形的“话语场”，话语场大多数时候善于借用权力、风尚、思潮、流行趋势等“大环境”。公共阐释的公共性因素，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非现实因素，阐释者的个人好恶、利益等因素与相应关系建立联系。由话语场构建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各种阐释“圈”， “圈”与“圈”之间并没有牢不可破的壁垒，那么，“偏见”、文化趣味、主体预设所形成的阐释动态发展史，始终在可通融、可包含、可转化的运行之中。“圈”的积极的一面是在本领域做精做细，强化专业知识生产。“圈”的弊端是知识繁衍、行业壁垒造成的陈规陋习，因循守旧，阻碍事业创新，因此每 一次“破圈”都是在内部与外部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每一次文明升级也是在破除大大小小的“圈”， 重组、更新、克服自我的弱点，又构成新的“圈”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文学阐释学的每一个“圈”都存在双向困境，守旧与革新是行动上的困境，真正的困境是思想观念上对于“圈”的认识的困境。
《文学阐释学的“圈”问题及其双向困境》来源：《求索》，作者：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