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中外交流的开展，一些原产于域外的植物不断传入中国。这些植物有的在汉代已经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推广; 有的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传入中国。过去对这些植物的产地、传入途径等有不少考证，但对这些植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缺少系统的考查，甚至有些误解。在域外植物的引种和推广方面，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关键时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域外粮食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世界各地的粮食作物本来就是不断扩散和互相传播的，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代域外粮食作物有的传至中国周边或边疆地区，有的已经进入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中外交流和胡汉交融发展的时期，域外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呈现加速趋势，主要表现在胡麻、麦作、高粱、棉花等引进和推广。
胡麻原产于近东、中东地区，汉代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胡麻传入后，汉地人很快掌握了胡麻的种植方法，成书于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已有记载。[1]26 - 41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其适宜土壤、种植时令和收藏方法等方面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胡麻种植和收割有具体记载: “胡麻宜白地种。”白地即没有树木或建筑物的空地。种植季节以“二、三月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并云: “月半前种者，实多而成; 月半后种者，少子而多秕也。” “上时”就是最好的季节。种植的方法: “种，欲截雨脚; 若不缘湿，融而不生。一亩用籽二升。漫种者，先以耧耩，然后散籽，空曳耢。耢上加人，则土厚不生。耧耩者，炒沙令燥，中半和之。不和沙，下不均。垄种若荒，得用锋耩。”在管理上: “锄不过三遍。”收割时也有讲究: “刈束欲小( 束大则难燥，打手复不胜) ，以五六束为一丛，斜倚之( 不尔，则风吹倒，损收也) 。候口开，乘车诣田斗薮( 倒竖，以小杖微打之) ; 还丛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尽耳( 若乘湿横积，蒸热速干，虽曰郁浥，无风吹亏损之虑。浥者，不中为种子，然于油无损也) 。”[2]175 - 176 这是汉地人适应本土环境长期种植经验的总结。从崔寔和贾思勰的著作可知，胡麻在中国北方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作为经济作物，胡麻也成为上市交易的农产品。汉代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是出售胡麻的时间，“粜大、小豆，胡麻”。[1]46
高粱种植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原产于非洲，经印度传入中国。据最新研究成果，“在两汉魏晋时期，高粱可能先后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及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国西南、关中及岭南地区”。[12]3 - 14 至迟在三世纪前，高粱即传入四川，“蜀黍”因此得名。“蜀黍”最早出自西晋张华《博物志》一书。[13]46 两汉魏晋时期，高粱也通过西北丝路传入中国北方。高粱有别名称“大禾”。晋郭义恭《广志》记载: “大禾，高丈余，子如小豆，出粟特国。”[2]1018 粟特是中亚古国，位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 今中亚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广州东汉前期墓葬内发现了高粱，该标本经广东粮食作物研究所鉴定，认为籽粒外形、大小与现在栽培高粱相同，根据周边省份暂未发现秦汉及秦汉以前高粱遗存的状况，推测可能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岭南地区。至迟到东晋南朝时，高粱已经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12]3 - 14 高粱被视为“粗稼”( 粗粮) ，在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有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造酒、青黄不接时的备用口粮和灾荒年景时的救荒。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人对棉花有了更多了解，种植方面也有进展。首先，中国人了解到东南亚地区种植木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三国吴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云: “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18]2850 诸薄国大约在今加里曼丹岛。康泰奉孙权之命访问扶南，诸薄是其路经之地，他把这个新奇的见闻记入书中，说明中国人此时才知道东南亚国家种植木棉，也说明所谓汉代以前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已有棉花种植的说法不能成立。其次，从南亚传至东南亚的木棉，魏晋时已传至中国南方沿边地区。三国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 “五色班衣，以( 应作似) 丝布，古具( 当作贝) 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织，任意小抽本牵引，无有断绝。欲为班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烦缛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粗者名曰文褥，又次粗者名曰鸟麟。”外徼人即南方边境外人，所谓“古贝木”当是木棉。晋宋间人裴渊《广州志》云: “蛮夷不蚕，采木绵为絮……绩以为布。”[19]313 四世纪晋人张勃著《吴录·地理志》记载: “交趾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丝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 ‘毛布’。”[2]1139 与万震的记载相对应，交趾安定县已经是徼内了。再次，木棉从南方丝路传入中国西南地区，郭义恭《广志》云: “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18]2850 此乃多年生木棉无疑。剽国在今缅甸。
在农业全球化进程中，吸收外来的农业文明成果是一个重要动因，这种吸收很早就已产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这种引进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胡麻、麦子、高粱、棉花等重要农作物在这一时期或进入中原地区，在南北方得到推广; 或传入边疆地区，成为进入中原地区的先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传统农业的种植内容和种植技术，为解决汉地百姓的衣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外来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域外植物的引进与饮食文化
中古时期传入中国的域外植物可食用的不少，异域饮食文化随之传入中国。汉末灵帝就喜欢“胡饭”，[18]3272 公卿大臣竞相仿效，京师洛阳一时流行胡食。从那时起，中原人士越来越喜欢胡食，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食品。由于汉族人不习惯北方游牧民族“肉为食兮酪为浆”的饮食，这种胡食主要是来自西域各民族的饮食。在西域民族的饮食中固然有肉乳之类，但也有植物性的原料、配料、瓜果、菜蔬等。
( 一) 胡食汉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域外的饮食传入中国，被称为“胡食”。西晋时胡食渐成风气，“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7]823 胡食中有面食制作和植物类原料。胡麻可以充饥，又是制作胡食的配料，作为食材早就受到重视。东晋末年，殷仲堪举兵反叛，其巴陵仓实被桓玄夺取，“城内大饥，以胡麻为廪”。[7]2199 廪在这里指粮食，在饥荒时和特殊情况下胡麻成为主粮。贾思勰《齐民要术》指出胡麻有白胡麻和八棱胡麻两种，“白者油多，人可以为饭”。[2]175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胡麻饭”。胡麻不是作为主食的理想食材，在饮食中主要是用于榨油和调料或配料。殷仲堪是在无奈之下才充作军粮的。
随着胡麻引种，用胡麻制饼、制丸和制羹等饮食文化也随之传入，胡麻为这些饮食提供了食材和配料。《齐民要术》记载制作胡麻羹的方法: “胡麻一斗，捣煮捻熟，研取汁得三升。葱头两升，米两合煮火上，葱头米熟得两升半。”[2]837 - 838 带胡麻的大烧饼被称为胡饼。刘熙《释名·释饮食》云: “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29]135 大漫冱形容其饼很大。最初传入中国的“胡饼”是大型的“饼”，这种饼在西域被称作“馕”，是波斯语发音，说明它最初是西亚的食物，上著胡麻。据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 “汉末赵岐避难逃至河间，不姓字。又转诣北海，著絮巾袴，常于市中贩胡饼”。[19]570 - 571 可见汉代已有“胡饼”。
二) 水果汉代以来从域外传入的物种有水果类植物，丰富了汉地的副食产品，并且有良好的营养价值。这些果树有胡桃、石榴、葡萄等。葡萄汉代已经从中亚传入，南北朝时北方已经大量种植葡萄。南朝庾信曾奉命出使东魏邺都，后来接待东魏来使魏瑾，庾信说: “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问: “作何形状?”徐君房回答说 “有类软枣”。魏瑾说: “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 庾信补充说: “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30]175 意思是说不仅首都邺城和禁苑中才有，到处都有种植。在邺城不只在皇家园林，普通百姓家都有种植。他们的对话反映其时在北方葡萄种植的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南方不适宜种葡萄，在北方普遍种植时，没到过北方的南朝人还没见过葡萄，所以陈昭问葡萄是什么形状。因为葡萄品种很多，西域的葡萄比内地葡萄品种独特，中原和南方都继续从西域获得葡萄。《梁书·诸夷传》记载高昌国“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21]812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高昌与南朝梁朝交往中，他们进献的特产便有葡萄。
三) 蔬菜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域外植物不少，域外输入之植物有的属蔬菜类，主要有苜蓿、胡葱、胡蒜、胡荽、胡瓜。魏晋南北朝时蔬菜种类的增加，域外菜种的引种和推广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域外传入之蔬菜在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得到推广，还产生许多新鲜吃法，其新奇美味往往得到人们的赞赏。例如当时许多人家种胡荽。石崇《奴券》券文有云: “奴当种萝菔、胡荽，不亲不疏。”[35]1651 《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胡荽的食用方法，可以生吃，可以熟食，可作调料，腌制成“胡荽菹”的咸菜，制作粥津麦麦完 ( 酒麹) 。 “以草覆之”，可以“竟冬中食”。[2]253 - 258 胡荽后改称香荽。《邺中记》记载: “石勒讳胡，胡 物 皆 改 名。
……胡荽曰香荽。”[34]1453 胡瓜即黄瓜，原产埃及和西亚，汉代时已经传入。五胡十六国时，改名为黄瓜，陈藏器云: “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36]722 苜蓿是汉代伴随大宛马传入中国的，既作为大宛马之饲料，又可作菜蔬。魏晋南北朝时洛阳有苜蓿大面积种植。《晋书·华表传》记载华廙免官为庶人，“晋武帝登陵云台，望见廙苜蓿园，阡陌甚整”。[7]1261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 “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37]247 当时人们把苜蓿视为菜类，并以之制羹。《述异记》记载: “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贾思勰《齐民要术》亦列入菜类: “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西域传入之胡蒜，即大蒜，“泽蒜可以香食，吴人调鼎，率多用此。根叶解葅，更胜葱韭”。[2]235 西域传入之胡葱即大葱也广泛种植，谢灵运《山居赋》写山居田园中的蔬菜: “寒葱摽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 近 阳。”自 注: “《管 子》曰: 北 伐 山 戎，得 寒葱。”[38]332 农民还将葱与胡荽间种，“葱中亦种胡荽，寻手供食; 乃至孟冬为葅，亦不妨”。[2]243
三、域外植物与中医药文化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中医药物学的发展。在中国医学传统中，植物药占中药的多数，故中药亦称中草药。在医家观念里，各种植物皆有药性，其根、茎、叶、果都有医药价值，从域外传入的各种植物便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研讨。从东晋葛洪、南朝梁陶弘景等医家著述可知，域外植物的输入在中医药学方面有了更大的的影响。在汉代医学文献中域外植物只有葡萄、胡麻、胡荽、葱等寥寥几种，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中数量有增加，用法更为丰富。
胡麻传入中国后其医药价值很快为中国医家发现，最早著录胡麻的是大约成书于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 “胡麻，味甘，平，主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一名巨胜，叶名青蘘，生上党川泽。”[39]73 葛洪《抱朴子内篇》云胡麻“耐风湿，补衰老”。[40]83 其《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多个胡麻配方。卷三治风毒脚弱痹满上气方: “生研胡麻，酒和服之，差。”[41]114① 卷五治卒阴肿痛颓卵方( 阴痒生疮) : “嚼胡麻，涂之。”卷六治耳为百虫杂物所入方( 蚰蜒入耳) : “熬胡麻，以葛囊贮，枕之，虫闻香即自出。”卷七治卒饮酒大醉诸病方: “胡麻亦煞酒。”胡麻以上党所出药性最好，医家多取之。陶弘景《名医别录》云: “胡麻，无毒，坚筋骨，治金创，止痛，及伤寒温疟，大吐后虚热羸困。久服明耳目，耐饥，延年。以作油，微寒，利大肠，胞衣不落。生者摩疮肿，生秃发。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生上党。”[42]79 - 80
石榴树汉代时已移植中国，其籽、花、根、果壳都有药用价值。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注意到石榴 “不可多食，损人肺”，但对其药性价值并没有论述。西晋时有以石榴作为制作药酒配料的记载，张华《博物志》记载一种胡椒酒的制法: “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皆以姜椒末及安石榴汁悉内着酒中，火暖取温，亦可冷饮，亦可热饮之，温中下气。若病酒苦觉体中不调，饮之。能者四五升，不能者可二三升从意。若欲增姜椒亦可，若嫌多欲减亦可。欲多作者，当以此为率。若饮不尽，可停数日。此胡人所谓荜拨酒也。”[13]117 这种胡椒酒制法也是从域外传入的。《肘后备急方》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 主伤寒下部生疮) : “用乌梅肉三两，炒令燥，杵为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以石榴根皮煎汤，食前下十丸。”又卷七治卒蝎所螫方: “蜀葵花、石榴花、艾心分等，并五月五日午时取阴干，合捣，和水涂之螫处，立定。”医家发现酸石榴药用价值更高。《名医别录》云: “安石榴，味甘、酸，无毒。主咽燥渴。损人肺，不可多食。其酸实 壳 治 下 利，止 漏 精; 其东行根治蛔虫、寸白。”[42]253 陶弘景还说: “石榴花赤可爱，故人多植之，尤为外国所重。有甜、酢二种，医家惟用酢者之根壳。榴子乃服食者所忌。”[36]756
四、域外植物的引进与世风
物种传播伴随着文化的接受和影响，当新的物种传至新的文化环境，又往往被赋予新意，寄托着异质文化间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崇尚。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神仙信仰进一步发展，胡麻既富有营养，又具有医药价值，其强身健体的功效被过分夸大，在道家那里成为食之可以长生的仙药。胡麻又叫巨胜，“巨胜者，仙经所重”。[45]735 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云: “巨胜延年。”[46]177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云: “巨胜尚延年，丹药可入口。”[47]76 晋郭义恭《广志》曰: “胡麻一名方茎，服之不老。”[19]695 魏晋南北朝时产生许多与胡麻有关的神仙故事。《列仙传》云老子、尹喜西适流沙，“服苣胜实，莫知所终”。[19]695 在民间传说中“胡麻饭”成为仙家食物。刘敬叔《异苑》记载一则传说，刘晨、阮肇在天台山迷路，不 知 归 路，山 中 取 水，“忽一杯流出有胡麻饭”。他们被邀请至仙人之家，仙女用胡麻饭招待他们。[19]476 《汉武帝内传》云: “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乃永绝谷，八十余年，少壮色如桃花。一日与亲知故人别，入华山。后五十年，先识者逢女于庙前，乘 白 鹿，从 王 母，人 因 识 之，谢 其 乡 里 而去。”[48]189 《抱朴子·仙药篇》云: “巨胜一名胡麻，饵服之不老，耐风湿，补衰老也。”[46]186 他说胡麻制丸，食之令人长寿，返老还童。其述胡麻丸制法云: “用上党胡麻三斗，淘净，甑蒸令气遍。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度，以汤脱去皮，簸净，炒香为末，白蜜枣膏丸弹子大。每服温酒化下一丸，日三。忌毒鱼、狗肉、生菜。服至百日，除一切痼疾，一年身面光泽，不饥; 二年白发返黑; 三年齿落更生; 四年水火不能害; 五年行及奔马。”[49]234 相信道家食胡麻可以长生的仙话，有的人从事修炼服食胡麻，如刘宋时刘虬，“罢官归家，静处断谷，饵术及胡麻”。[50]939 陶弘景的医学著作中论服食胡麻的方法和功效云: “服食胡麻，取乌色者，当九蒸九曝，熬捣饵之。断谷，长生，充饥。”[36]613
从域外引进的各种植物，特别是观赏植物最能引起文人的关注，引发其灵感和诗兴，从而创作出优美的咏物作品，外来植物丰富了中古文学意象。域外传入的奇花异果具有审美价值，人们喜欢庭院种植，欣赏之余赋咏之成为一时风气。曹魏作家曹丕、曹植、王粲、陈琳都有咏迷迭香的赋，魏晋时钟会、傅玄、荀勖都有同题咏葡萄的赋，晋左棻有咏郁金香的赋。曹植《弃妇诗》以石榴起兴，西晋时许多文人有咏石榴之作，张载、张协、傅玄、应贞、庾儵、夏侯湛、潘岳等皆有同题《安石榴赋》，外来植物成为文人情感寄托的物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不少外来植物的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西晋惠帝时嵇含著《南方草木状》云: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求珍异，取其尤者充贡。”[56]1 有人认为历代统治者推动中外交往和交流，无非是想获得域外的奇珍异宝、奇禽异兽和奇花异草，目的是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积极影响。从魏晋南北朝时域外植物的输入及其社会影响来看，这种认识是不足取的。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的互相认知和成果共享，从而推动文明互动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不能否定。当域外的物品传入之初，显得异常珍贵，但不久就会得到普及，首先是上层贵族得以享用，后来推广到整个社会，也是一种规律，不能因为其最初为统治者享用就否定其积极意义。从用途上看，这些从域外传入的植物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域外传入的植物有的尚未得到大面积种植，有的只能适应某些地区种植，这些植物新品种要得到大范围的享用，就需要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这些域外引进的植物便成为一种经济作物，参与到当时的商业活动中，上述各种外来植物果木花实等都有市场交易、上市时间和价格的记载。民间的交往与交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当统治者和贵族阶级追求域外珍奇以满足其奢侈生活需求时，人民群众进行着更有意义的交流活动。在文化交流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农作物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事例，小麦、高粱、棉花、胡麻等传播过程往往无迹可寻，因为它们是经由名不见经传的百姓们之手完成的，又往往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通过广大人民的接力活动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东汉) 崔 寔，撰. 石声汉，校注. 四民月令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2]( 北魏) 贾思勰，著. 石声汉，校释. 齐民要术今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3]( 东汉) 班 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4]郭荣臻，靳桂云. 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学研究[J]. 江汉考古，2019( 3) : 71 - 80.
[5]王利华. 中国农业史: 魏晋南北朝卷[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石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