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流派。有学者认为，京派文学以1933年为界可以分为前期京派和后期京派。后期京派摆脱了前期京派强调文学的个人目的性而排斥或否认文学的社会目的性的弊端，从而具有了一种鲜明的社会目的论指向，开始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照，表现出对现实人生“审美”的同情。作家田涛初入文坛便受到了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京派文人的扶植，他的小说创作立足于中国现实，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北方乡村俗相的展示，二是抗战时期为民族存亡的呐喊，三是战后对故乡的回忆书写。其中早期短篇小说《离》《荒》和战后的小说《沃土》《灾难》等明显秉承了京派的审美趣味，尤其是长篇小说《沃土》中对仝云庆一家苦难生活的书写和苦难之中“美”的发现，与后期京派文学的“苦难美学”观念不谋而合。
一、无处不在的苦难
苦难是一种生命的常态，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动力。陈晓明曾说：“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1]后期京派作家沈从文、芦焚、田涛等都曾对现实苦难进行观照和书写，如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萧萧》《丈夫》等以超越苦难的审美姿态书写苦难;芦焚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则用讽刺的笔触道尽果园城人生命的苦难。与沈从文的诗意、芦焚的嘲讽不同，田涛对苦难的书写是“夹着血、含着泪”的，他选择直面人生的苦难与死亡，“他的‘郊寒岛瘦’的风格，无处不现凄凉的悲苦的倾诉，在后期京派作家的创作中堪称独步”[2]。田涛在长篇小说《沃土》中不仅对北方乡村下层人民所经历的各种生存苦难进行了直接展示，还将苦难抽象化为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指出苦难的无可逃避性。
(一)苦难的书写
小说《沃土》中，仝云庆一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其中天灾给靠天吃饭的农民带来巨大打击。当天气干旱、农作物无法生长时，一家人忧心忡忡，祈求老天快点降雨施福，等到终于盼来了雨，却又赶上了水灾。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几乎毁了全部的庄稼——“至于那沟渠河道，翻起波浪，金谷苗和高粱秆歪着头，半截身子都被泥水吞埋。豆棵在水面上浮着几片叶子，所有道路、沟塘，都被泥水淹没”[3]112。纵然如此，仝云庆一家人也没放弃，她们开始抢救这些可怜的庄稼。可没多久蝗虫又来了，这次不管是打蝗虫，还是虔诚地跪拜来“送”蝗虫都无济于事，蝗灾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于是大家只能放弃。万般无奈之下，仝云庆只好将大女儿姹仙卖给别人家做妾来给自己的儿子盛地赚取娶媳妇的本钱，上一辈的苦难传递到了下一代，儿女们的悲苦命运体现了苦难的延续。然而，天灾对农民的打击是一时的，因为宽容的大自然会在恰当的时机重新将希望抛给人类，但人为制造的苦难却是难以预料的，在极其混乱的年代里它比天灾更可怕。小说中仝云庆种植的粮食不仅要支撑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还要交租交税，后来地主崔大爷想要强娶成湘不成，恼羞成怒收回了租地，仝云庆一家的日子更难过了。紧接着，战争又打响了，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士兵得到“上面”的指令前来扫荡。与地主相比，这些士兵对农民的掠夺是不加掩饰的，因而也就更加残暴——他们肆意抢夺贫穷农民的牲畜、金银，甚至随意强奸玩弄女子的身体。当两个士兵来到仝云庆家里时，老妇人为了保全家人性命将家里唯一一点银子首饰献了出去，但她的二女儿冬霞却惨遭士兵轮奸跳井而亡。混乱的年代里渺小的个人不仅保不住自己的私有财产，连身体与性命都成了别人手中的玩物，这对本就身处苦难之中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二)苦难的诠释
苦难无处不在，但在小说《沃土》中，作者田涛有意淡化苦难发生的背景，从而使苦难抽象化为一种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小说整篇并未提到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而是按照一年四季粮食生长的顺序来叙述，春夏秋冬不断转换，苦难也一直追随着农民们的脚步。同样，在展开叙述每一个苦难时也没有具体说明事件、背景，比如作者以村民的视角叙述战争，只提到“散兵”“不知道谁打谁”等模糊词语，也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一场战役。这些都说明作者并不只是在简单地陈述故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历史，而是将苦难当成人类生命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必然，苦难终将降临，而如何面对苦难就成了人类应该思考的问题。阅读《沃土》，我们时常被小说中那些在苦难中奋力挣扎的人物所感动，他们深陷苦难，却又用自己的方式向苦难宣战。“小一辈人”中，孝顺的姹仙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听从父母的安排嫁到了“她看也没看见过的人家”。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成湘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因而上吊自杀。被乱兵轮奸后的冬霞同样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跳井而亡。勇敢的春絮本应是几个姐妹中离苦难最远的一个，她和一个野汉子自由恋爱组建了一个小家庭，但没想到这个男人竟是个逃兵，丈夫被抓回军营后，春絮无奈回到娘家，又成了第二个姹仙。仝云庆的外甥女小箍儿虽然双亲去世、惨遭后母虐待，却时时笑对人生，乐观地看待一切。她面对苦难适应苦难，从而练就了男子般强健的身躯体魄，成为农忙时节不可多得的劳力。小说中人物直面苦难与死亡的勇气令人动容。
二、苦难之中的“美”
学者周仁政认为，后期京派文学在朱光潜的理论指导下建立了一个以审美理想主义为核心的审美“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首要特征就是“距离”与“观照”。也就是说，艺术创作要与生活保持距离，要对现实进行审美观照。许多后期京派作家的创作之所以来源于过去的生活经验，就是因为“回忆”保持了与现实的距离，有利于对现实进行审美超越。沈从文尤其注重“回忆”，正如他所说：“向‘过去’伸手，若有所攀援，希望因此得到一点助力，似乎方能够生活得下去。”[4]田涛的小说《沃土》写的也是“回忆”，在1983年小说重印本的后记中他写道：“我童年时代的一些人物，多少年来活动在我的脑海里，活动在我不能磨灭的记忆里，倾诉他们的悲痛、苦难，他们所遭遇的厄运……他们的形影声貌，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活动，促使我不能不把他们写出来。”[3]257于是，在《沃土》中，田涛不仅写出了故乡冀中平原普通农民的生存苦难，更以审美的眼光发现了苦难之中“美”的所在。
(一)自然日常之美
小说《沃土》一开篇就渲染了一幅北方夏日风景图——“初夏，在北方的天气是古怪多变的，晴朗得似蓝玉一般的碧空中，会游飘着棉花朵形的白云;当它们一下子铺展过来，那铜钱大小的雨点便噼噼啦啦落一阵，象大自然的一片歌音，随着路旁古柳枝条的叹息，风与云都过去了。”[3]1冬天下雪时则又变幻出另一番景色——“树枝上也挂满了雪，小土堆和矮墙头全被都埋在雪里，雪把大地掩盖得简直变成了银白世界。”[3]174美丽的自然风光给笼罩在苦难之中的村庄增添了一抹亮色，可以让辛勤劳动的农民得到暂时的放松。除了自然美景，田涛还以细腻的笔触对故乡的传统风俗进行了描写，比如旋风来时要给旋风神食物吃，结婚要娶大媳妇、算八字、换喜帖等，这些风俗有些或许是陈旧的、丑陋的，但作者似乎无意对其加以批判，而是以审美的超越眼光来看待这些遗风旧俗，从而使其生发出别样的“美感”。不仅如此，作者还用大量的文字极尽详细地叙述了北方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带领读者窥察那些隐藏在细小琐碎生活中的“美”。小说开篇即写道仝云庆一家人一起插红薯秧子的场景：春絮和成湘负责浇水、冬霞负责插秧、姹仙和母亲负责填坑扶梗、盛地负责看领沟、仝云庆则负责从井里汲水，一家人分工明确，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交谈着，营构出一幅和谐美丽的北方田野农忙图。除了插红薯秧子，农民们要干的农活还有很多，小到割草、垫猪圈，大到打谷子、拾棉花，每一项都要付出人力和时间，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小说中“小一辈人”冬霞、春絮、成湘、盛地等尽情地捉母驴驹子、捅马蜂窝、摘枣、吹柳笛儿，充满童真童趣，给本应单调无趣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不少快乐。由此可见，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带有北方特色的景物、风俗与生活，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童年生活的热切回忆，另一方面又让小说超越了苦难本身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
(二)人性人情之美
《沃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心思单纯、勤劳善良，比如孝顺隐忍的姹仙、泼辣能干的冬絮等。小说中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成湘的父亲虽然不成器，好赌成性的他败坏了全部家产，但当他走投无路向哥哥仝云庆求助时表现出的后悔与自责却也令人动容。还有小箍儿的后妈，虽然对待小箍儿比较严厉，但对同样非亲生的宝儿却很好，当失去女儿的老妇人带着孩子们来她家避难时，她也是真心接待，劝慰老妇人不要太伤心。由此可见，作者怀着宽容与爱书写苦难下的人们，力图展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除了个人的人性魅力外，小说还突出展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贴与爱。仝云庆和妻子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父亲严苛，母亲宽容，但他们对孩子都有着深切的爱，即便是平时再严厉的父亲也会在女儿出嫁时偷偷抹泪，而母亲更是不知为孩子们的悲惨命运痛哭过多少次。另外，兄弟姐妹之间也充溢着天然纯粹的爱，比如妹妹春絮虽然经常和大姐姹仙吵嘴，但看见大姐出嫁后回家的可怜样子，往日忌恨她的心也消散了，只为大姐的不幸抱不平。无论是父母之爱还是姐妹之情，都似一缕春风给受苦的人们带来一丝慰藉。
三、苦难美学的价值
朱光潜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世间没有天生自在、俯仰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5]后期京派文学在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带领之下走向了一条“审美”之路，他们认为文学是表现“美”的，因而在苦难书写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苦难美学”。对于“苦难美学”，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狄马的《荒谬的苦难美学》一文把“苦难美学”看作对苦难的赞美，他指出中国人历来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炼人的意志，使人变得坚强和伟大，但其实苦难并不总是走向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苦难“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6]狄马所理解的“苦难美学”显然和这里提到的“苦难美学”有所不同，京派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苦难美学”将苦难抽象化为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它无意赞美或批判苦难，而是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人生的“苦”。“美”是表象，“苦”才是真正的底色。虽然田涛在小说《沃土》中饱含深情地书写了故乡冀中平原美丽的风土人情，但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的还是“美”背后“苦”的生命本相。在苦难面前“美”是脆弱的，但京派作家坚持用“美”来调和生活的“苦”，无疑表现了作家们对故乡人民生存苦难的同情与悲悯。悲悯不是怜悯，作为一种“审美的同情”，它最终指向崇高。然而，“苦难美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传达对苦难人生的悲悯与同情，它还力图超越苦难、反思苦难，探寻苦难之下隐藏着的光辉灿烂的人性和人类庄严顽强的生命力。在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中，十二岁就被卖到别人家当童养媳的萧萧有一个刚刚“断奶”不久的“丈夫”，按照当地习俗她称呼丈夫为“弟弟”。萧萧像真正的姐姐一样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陪丈夫玩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她从未感到自己是不幸的，好像她天生就应该这样生活似的。当她长到十五岁时受长工花狗的诱惑怀了孕，按规矩或被“沉潭”或被“发卖”，萧萧的伯父不忍心让萧萧沉潭，因而选择让萧萧“作二路亲”，可是一时间没有人家要萧萧，于是萧萧又留在了婆家。直到萧萧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得到了婆家的认可，就不再嫁别处了。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处在一种蒙昧、未开化的状态中，他们不知“自由”为何物，只是按照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生存，对一切苦难都持包容态度。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他们的愚昧无知，而是极具温情地写出了人性中温暖明亮的一面。小说《沃土》中，成湘和冬霞面对不可承受的打击、侮辱勇敢地选择死亡，说明了生命的庄严和不可侵犯。活着的人看似无奈地面对苦难，实则不放弃一丝反抗的可能性，仝云庆联合村民杀死几个“散兵”为女儿报仇就是明证。尽管这种反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徒劳的，但他们直面苦难的勇气却显现出人类顽强的生命活力，因而是可贵的。由此可见，“苦难美学”最终的立足点在“人”。京派作家们把苦难看作人类无法摆脱的困境，从困境出发又超越了困境，对困境中的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顽强庄严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社会日趋和平稳定，苦难的形式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变，传统的苦难书写方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京派的没落，文学的审美性逐渐被大众遗忘，京派之后，只有汪曾祺、曹文轩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纯粹的文学写作，但这都不能说明“苦难美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在享乐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人们渐渐忘记了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许多青年人受到一点点打击就走向崩溃、堕落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现代人对人的力量的无知、对苦难的不解。“苦难美学”告诉人们苦难是生命的常态，唯有勇敢地面对苦难方能深刻地领悟人生的真谛。苦难并不总是走向伟大，但正确地面对苦难无疑能赋予人更多的生存能量，从而让生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从小说《沃土》看后期京派文学的苦难美学》来源：《美与时代(下旬刊)》，作者:李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