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是道教名山之一，名列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在唐宋时期逐渐成为粤地的地理象征和文化符号，吸引众多文人前来游赏，并留下许多诗词作品。探讨唐宋诗词中的罗浮山形象，不仅可以通过发掘唐宋文人与罗浮山的联系来揭示唐宋文人对道教的接受，也可以梳理唐宋时期罗浮山道教文化发展的脉络。
一、唐代文人对罗浮山的取象与隔阂
罗浮山自东晋葛洪结庐于此开始声名远播，此后文人墨客便纷纷将之写入诗文。到了唐代，相关诗词的创作已有了一定规模。据笔者统计，唐代的罗浮山诗词总数计有70余首1。唐代文人对罗浮山的书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名山印象。如李白诗“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1]1771，生动描绘了桃花岩的风景形胜，其中“罗浮”仅是“名山”的代称，并非实指。与此相类，更多的诗篇将罗浮与其他山岳并称，如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首句“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1]1726，就是以“峨眉”“罗浮”这两大名山为引，向下铺叙山水壁画画工之精湛、气势之磅礴。皇甫冉亦有诗“罗浮道士访移来，少室山僧旧应识”[1]10046，把眼前所见的道士、僧人，比附于宗教名山罗浮山、少室山中的道士、僧人。
由于地理因素，“罗浮”也常常用来指称岭南名山。这类作品大多与岭南地域关涉，如杜甫诗“闻道今春雁，南归自广州。见花辞涨海，避雪到罗浮”[1]2566，写大雁北归途中到山中避雪，“罗浮”也并非实指，而仅是岭南名山的象征。更有一些诗人，若诗中所描绘的地理位置在岭南，提及山岳便会言“罗浮”。如宋之问曾于神龙元年(707)左迁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途中作诗《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纪行，感叹尽管仕途坎坷，但人既在百越就莫要辜负罗浮美景：“百越去魂断，九疑望心死。未尽匡阜游，远欣罗浮美”[1]627。杜牧亦言：“自此南走越，寻山入罗浮”[1]5986。陈陶送友人南游也写道：“鳌洲石梁外，剑浦罗浮东”[1]8563。上述作品所占比例不小，诗人并未在罗浮山书写上耗费太多笔墨，只是把“罗浮”作为一个象征名山的典型符号化意象，于诗中简单征引。
二是仙山想象。有唐一代，岭南作为瘴疠之地的印象在文人脑海中根深蒂固，加之交通等其他客观因素，能亲至罗浮山游赏的文人不多。绝大部分文人咏叹罗浮山，都是依托听闻和想象来记叙罗浮山的仙景异事、描绘罗浮的仙山形象。如刘禹锡曾听一位僧人谈及罗浮山，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作了一首诗，开篇便言：“君言罗浮上，容易见九垠”[1]3993。李贺的诗作《罗浮山父与葛篇》则更加意趣盎然：
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欲剪箱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1]4420
此诗记录罗浮山一位老人赠给诗人一块葛布。但李贺一生从未到过岭南，很可能是诗人根据传闻加工而成。尤其是后四句，明显出自诗人的奇妙联想：他写暑热，却不直写，而是极尽想象、极力夸张：天气闷热，毒蛇不住地粗喘，把山洞都熏湿了;江里的鱼儿也热得没劲儿觅食，嘴里含着沙粒直立起来，仿佛要逃离那滚烫的江水，如此写来，颇具鬼斧神工之妙。而正因天气酷热，才更显出凉爽舒适的葛布之妙处，于是诗人便道“吴娥莫道吴刀涩”，劝说吴娥不要因为不舍得剪裁葛布而推脱刀钝，曲笔点出罗浮山父所织葛布之巧夺天工。
二、宋代文人对罗浮山的建构与亲近
宋代文人创作的罗浮山诗词总数达400余首，大大超越了唐代。他们对罗浮山的书写在内容、思想上进一步拓展、深化，在作品叙事性、描写细致性和创作互动性三方面均发生了新变。
首先，作品叙事性明显增强。随着道教的发展，宋人对罗浮山的向往更进一步。宋代的罗浮山诗词突破了唐代相关作品中零散片面的意象征引，在罗浮山书写上给予更多笔墨，拓展了罗浮山神人、异事的表现范围，以大量篇幅、细致笔法辅以丰富想象，多层次勾勒罗浮异境，建构仙山形象。
“浮山傅罗”传说是罗浮仙山形象建构的基础，“蓬莱一阜”的说法使罗浮山拥有了仙山根基。至宋代，这种说法相比于唐代流传得更为广泛，为当时文人所津津乐道。如陈尧佐云：“浮山即蓬莱之别岛也。尧时洪水浮至，依罗山而止，故有罗浮之号焉”[4]15。余靖亦云：“(罗浮)盖蓬莱之一州，神仙之聚窟”[5]16。不少文人在吟咏罗浮山时都会提及这一神异的山体起源传说，如杨万里《舟中望罗浮山》诗云：
罗浮元不是罗浮，自是道家古蓬丘。弱水只知断舟楫，葛仙夜偷来惠州。罗浮山高七万丈，下视日月地上流。黄金为桥接银汉，翠琳作阙横琼楼。不知何人汗脚迹，触忤清虚涴寒碧。天遣山鬼绝凡客，化金为铁琼为石。至今石楼人莫登，铁桥不见空有名。玉匙金龠牢锁扃，但见山高水泠泠。我欲骑麟翳鸾凤，月为环佩星为从。前驱子晋后安期，飞上峰头斸丹汞。[6]26311-26312
这首诗以“舟中望罗浮山”作为立足点，围绕“罗浮仙境”这个中心，由远及近、层层展开对罗浮山风景形胜的勾勒和渲染。全诗气势飘逸、境界开阔。诗人心胸磊落、想象超妙，身虽囿于舟中，精神却已随风而去、驰骋天际，在罗浮仙境作了一次自由放诞的逍遥游。首二句直接化用“浮山傅罗”传说，点出罗浮的仙山本质，并由此引出罗浮道士葛洪，开启后续的罗浮山书写。第五句至末句，对其游山经历进行专门叙写，主人公化身为凌虚御空的仙人，降临罗浮山巅，走过佛迹岩、飞越石楼铁桥，最后追随罗浮神仙安期生修道炼丹，俨然已具备较完整的叙事性。演绎这则神异传说的诗句还有很多。如苏轼“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6]9507、曾丰：“罗浮故与蓬莱连，蓬莱新与罗浮迁”[6]30198-30199、王迈“千仞罗浮山，蓬莱分左股”[6]35726-35727、留元崇“神仙神山罗与浮，二山东来几千秋。蓬莱夜半失左股，龙惊虎噉玉女愁”[6]34303等等。
三、罗浮山书写流变背后的文化意蕴
罗浮山在唐宋诗词中的取象和表现主要依托于时代文化。相比唐代，宋代的罗浮山诗词书写更具多样性和深邃感，其中最主要的两大因素便是罗浮山地区道教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昌盛，以及宋代的岭南谪宦情况2。前者加深了道教对文人的影响、提升了罗浮山的影响力，而后者则为文人亲近罗浮山创造了条件。结合三种罗浮山志及唐宋罗浮山诗词，不难发现其背后呈现的是罗浮山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发展情况。
罗浮山最初便因道教名山的身份而声名渐起。葛洪在其中发挥了先驱性的作用，他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引述了“仙经”所列的二十八名山，罗浮山便位列其中[8]85。至于罗浮山的“仙山”定位，在唐代就已显出端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最早建立起道教的仙山系统，在《天地宫府图》中依次罗列了洞天福地。其中，罗浮山的“朱明辉真之洞天”为第七洞天，山中“泉源”为第三十四福地。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沿袭这一系统。但在当时，洞天福地说虽已基本完善，却流传未广;文人对罗浮山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名山”阶段。
唐代是道教金丹术开始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重要时期。曾于开皇年间隐居罗浮山青霞谷的道士苏玄朗便是内丹理论的奠基者，罗浮山道教也从此进入了内丹派时代。特别是在唐代内丹学说兴起以后，罗浮山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文人笔下。到了宋代，道教内丹派发展得愈加兴盛，罗浮山道教发展也取得了显着进展，内丹派南宗五祖中的陈楠和白玉蟾都曾结庐罗浮山修道，与罗浮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还携手开展了大量的道教活动，尤其是白玉蟾，传教足迹遍及整个东南地区，这也进一步扩大了罗浮山道教的影响力。简言之，罗浮山道教在唐宋两代都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但无论是在道教内丹派的发展，还是从罗浮山中道士的数量，以及他们的道教理论和参与的道教活动来看，罗浮山道教真正鼎盛的黄金时期是在宋代。
相比唐代，宋代罗浮山诗词作品的数量剧增，实际反映的是与罗浮山产生交集之文人数量的增加。笔者据三种罗浮山志的《名贤传》进行整理统计，唐宋被列为罗浮山“名贤”的文人名单中唐人有34人，而宋人达92人。人数激增的背后，一方面是贬谪文化的助力，另一方面则是罗浮山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的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论唐宋诗词中的罗浮山书写》来源：《惠州学院学报》，作者：张振谦 陈清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