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为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这里曾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交汇之地，现在还存有非常古老的佛教石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古希腊罗马带有双翼的天使遗迹;这里曾演绎过中亚地区不知多少古代民族、多少城邦国家的兴衰历史，在过去人类七八千年的文明史中，新疆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相聚的欢场。世界几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使新疆成为一个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却成了人类几大文明相遇相撞的地方，最后也成为新的文明诞生的地方。今天，我们仅从新疆出土文物中及维吾尔族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民间艺术品和保留下来的众多的民间工艺上，就能体会到这里的文化艺术与世界几大古老文明的源流关系，以及众多古老文明相互碰撞交融后的结果。
一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文化多元特征
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些通路，只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的足迹被荒烟、蔓草、沙漠，以及遗忘湮没了。在我们把张骞出使西域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已经打开，而且就在西域这个地方连接着东方与西方，留下众多文化遗迹。而这个连接的媒介就是“金”和“玉”。中国人爱玉，西方人崇拜黄金，而西域境内的昆仑山下的美玉、阿尔泰山上的黄金，使这个世界上人类的两大文明源头不经意间相互靠拢，最终在北到阿尔泰山，南到昆仑山的广大中亚地带相遇、相互融合，结成了“金玉良缘”。[1]假使说，我们把“金玉良缘”看成是东西方各取所需的一次偶然相遇，那“丝绸之路”则是东西方互通有无且是全面的贸易往来。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使者、商人们就开始沿着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道路进行贸易。这条东西道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甚至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陆路国际交通商旅大道。通过这条商旅大道，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金银器、铜镜和其他奢华制品等源源不断运往西亚和欧洲，西方的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宝石、玻璃等物产，以及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和多种宗教等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西域的骏马、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石榴等也传到中原。丝绸之路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经济贸易的范畴，它更成为世界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大交流，是产生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摇篮。在多领域全方位的大交流中，西域(新疆)既扮演着媒介与使者的角色，同时也真正成为了大交流的“混血儿”。这种“混血儿”的特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民族众多、语言丰富。西域(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自古以来曾被来自东西南北各方面的民族所涉足，也是东西方陆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和印欧三大语系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汉人、柔然人、高车人、吐谷浑人、突厥人、土蕃人、回鹘人等都在这片土地留下过文化积淀。学术界认为，西域文化最早的胚胎就孕育在上述人类种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文化之中。“丝绸之路”就是把这块土地上的片片(块块)绿洲连接的“网络”，也是逐渐形成东西路上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凿通，南亚印度佛教文化、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人、突厥游牧民族的定居以及粟特人商贸的介入、从各地迁徙而来的欧洲人种等文化的融入使西域文化出现重大转折，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因此，古西域亦有“世界人种博物馆” 之称。经过长期不断的民族迁徙、融合，到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已形成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等 13个民族成分并存的民族分布格局。除以上13个世居民族外，目前有 55个民族成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有过几大文明的汇集，有过无数民族的融合。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同时并行20多种语言文字?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各种语言，即印欧语系的语言，塞姆系的语言，同许多别的语言，在新疆会合。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第二，宗教汇集、教徒广泛。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各地区人在经商、移民过程中也带来各地区的宗教，因此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外来宗教传入之前，西域也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即对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大自然崇拜，倡导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公元前4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祆教经中亚传入新疆。以后，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又先后传入新疆。公元 3-10 世纪，在各地统治者大力推行下，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9世纪末期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西域，在喀拉汗王朝的大力推行下迅速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17世纪，卫拉特蒙古进入西域，信仰藏传佛教，西域形成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 18世纪，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等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萨满教也有所发展，西域又长期处于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由此看来，多种宗教并存始终是西域宗教史的主要特征。季羡林先生总结这种现象后说道：“……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也都在新疆汇合，互相影响。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各地也是找不到的。所以我感到新疆这个地方对于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关系，材料非常丰富”[2]。
第三，文化多元、融汇东西。在这种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融汇的影响下，西域(新疆)地区在绘画、建筑、雕刻、乐舞、文学、墓葬等多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石窟、壁画、寺庙、墓葬等文化遗产，展现着绚丽的异彩，也透视着对古代华夏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承继、融合与变异的曲折轨迹。从近一个多世纪在新疆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疆这个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上，东西文化是如何形象的相遇和融合的。1901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举世震惊。他发掘楼兰城内 13个点，获取了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具有中亚希腊化风格的建筑木雕、佉卢文木简、魏晋木简、精美的中原丝织品等150余件。之后的楼兰西北的营盘古墓的发掘更是震惊中外。其中15号墓中，既有汉晋时代的绢、縑、绮、丝绣、织金锦、汉代铜镜，也有中亚艺术风格的麻质贴金面具、黄金冠饰、金耳环、金戒指、波斯安息王朝的玻璃器具和艺术品，乃至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各类毛纺织品。可谓尽收天下宝物，是一个融汇东西方文化精华集中体现的代表。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巨型沙丘之下，发现了沉入历史烟尘1600年的尼雅古城遗址，遗址是一座木雕城。从尼雅的房梁上、门板上、桌椅家具上，都流露出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风格。只不过古希腊以石为本的雕刻艺术在尼雅得到巧妙转换。沙漠中无大石头，于是那妙曼美丽、凹凸有致的雕刻便凿刻在尼雅人的屋里屋外。这种雕刻木头的传统，至今流传到了今天的新疆喀什、和田一带。斯坦因还在新疆罗布泊荒漠上发现的米兰遗址中发掘出带有双翼的天使形象的壁画。斯坦因认为这应该是佛教中乐神乾达婆的形象，也就是飞天。但佛教的乐神本无翅膀，是因为作画的人受了希腊神话的影响，给乐神加上了翅膀。[3]
除了考古发掘外，我们从现存的建筑与正在使用的各种民间工艺美术上都可以找到很多体现新疆文化的多元和东西融合的案例。喀什地区有一种清真寺建筑的样式，礼拜大厅顶部建造了多个套斗式藻井，其建筑中也有很多莲花装饰纹样。莎车县的一些清真寺中也有类似的莲花藻井纹样。显然这些是受新疆历史上佛教文化传播影响的典型例证。喀什的清真寺中采用了苏杭园林的盒子画样式，但对盒子画进行了改造，将苏杭盒子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图案改为风景花卉图案，以适应新疆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中在绘画上不允许表现有生命的形象的禁忌。新疆的土陶上融汇东西的地方就更加明显：罐类形制上基本上都是喇叭口的高足，与希腊古陶器中罐类形式有喇叭口的高足一致;土陶中壶类形式又是典型的中亚金属壶、陶壶样式，特别是壶顶部以穹隆顶为多，融汇了伊斯兰建筑形制;土陶壶类样式中有1/3瓜果或葫芦形的造型，体现了 “瓜果之乡”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土陶中的釉陶装饰，又反映出西亚、中亚釉陶工艺和中原唐三彩工艺的交叉影响。此外，新疆维吾尔族的首饰造型与装饰中具有明显的波斯、粟特以及拜占庭风格和工艺特点;新疆维吾尔族的木模模戳印花布，它与印度的“木模拓印”、乌兹别克斯坦的木模模戳印花工艺，又是那么相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 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的地域特色
1 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概说新疆地貌俗称“三山夹两盆”：天山和阿尔泰山环抱准噶尔盆地，称北疆地区;天山和昆仑山环抱塔里木盆地，称为南疆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营造了南北疆农牧经济的自然划分。因为南疆的生态适宜农业生产，所以维吾尔族手工艺术，如织布、织丝、印花、金属工艺、陶制品的材料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农业经济特征。而北疆的生态适宜畜牧业发展，所以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手工艺术以皮革、毯类制品为多。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从民间生产、生活类划分有：农具、草编、家具、陶器、印花、印染、雕刻、丝织、金银铜铁器、工艺饰物、鞍具辔具等;从民居民间装饰类划分有：花布印染、地毯织造、花毡、刺绣、首饰打造、玉石雕刻、乐器制作及民族小手工艺(如维吾尔小刀);从传统制作材料及工艺分类，有：纺织品、石器、陶器、砖制品、铜器、铁器、金银器、纸制品、皮毛制品、草编制品等。维吾尔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生态、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习惯，创造了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维吾尔族的民间艺术有许多种类都列入了国家和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具有深深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明显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印记。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仅是贸易商品的交流、民族交融，还有文化的交流。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沿着丝绸之路这条欧亚内陆交通线发生接触时，彼此会自觉不自觉地相互学习、借鉴，有所选择地相互模仿、相互吸收。文化汇聚、商品交流在这里出现早，持续久远，规模庞大，使新疆文化具有开放性、吸收性的整体特征。这种文化积淀又会以物质形态方式呈现出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就是一个典型。前文已列举许多案例，在此不再赘述。第二，具有宗教文化的特征。伊斯兰教传入新疆，逐步发展为今天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都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维吾尔族又是几个民族中信奉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伊斯兰教在新疆逐渐影响到信仰民族的生活习惯、习俗、礼仪、民族心理等若干方面，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偶像崇拜的禁忌，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从造型到装饰中都少有人物和动物形象，例如新疆维吾尔族的土陶壶类形制穹隆顶较多，与伊斯兰建筑中的穹隆顶吻合;印花布与土陶上也均以抽象图案、植物图案、几何图形表现，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地区民族艺术在纹饰上的表现形式一致。第三，各种民间手工艺术在造型与装饰交错使用。由于有民族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审美情趣等共同基础，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中各品类之间在造型与装饰上都具有共同点，即交错使用。如土陶中的洗手壶和接水盆的造型就明显借鉴了铜器中洗手壶和接水盆造型;土陶中图章印制工艺又可看到印花布上的木模戳印工艺的痕迹;纹饰中植物纹的巴旦木纹、石榴纹、四瓣花、八瓣花、枝叶、蔓藤，几何纹的三角纹、锯齿纹、回纹、太阳纹、龛形纹等，在土陶、印花布、木器彩绘雕刻、首饰、地毯、花毯，以及建筑装饰上，都是交错使用的。[4]
“民间美术以其独特的造型语言和艺术形式反映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生活和生活追求，蕴含着各民族社会生活、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美学观念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其特有的艺术文化，这种区域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在塑造着区域民族的文化性格的同时，又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习尚。”[5]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正是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感，为新疆这块美丽广袤的土地增添了无数靓丽景观。
2“土生土长”的陶器陶器在古代维吾尔族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以家族世袭为特点延续着制陶业。维吾尔族的土陶为手工艺作坊生产，保持着原始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以黏土为胎料，筛选泡浆，再沉淀备用。以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形，使用的动力仍为手拉、脚蹬、带牵。手工成形后，再黏接耳、把、环，待泥坯半干时或干后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族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烧窑以柴草为燃料，窑温在800°～900°左右，用含铁、铜、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着色剂。维吾尔族的土陶主要分为素陶、釉下彩陶和釉陶三种。素陶是不上釉色的素坯陶器，主要以图章模印或光滑平整的素面装饰陶器表面;釉下彩陶是在用化妆土装饰过的陶坯上画纹饰，然后进行第一次焙烧，在烧好后的陶器上再涂(浇)透明釉，再次进行烧制;釉陶是指以各种颜色釉进行表面装饰为主的陶器，釉陶虽有各种颜色，但基本上也是透明的，因此在釉陶装饰的陶器上，釉下也有刻、划、粘贴等手法进行纹样装饰。维吾尔族的土陶是以生活中实用为出发点，品种有：壶、盆、盘、碗、碟、罐、瓶、缸、油灯、烛台等。(图一)因此，土陶从造型到装饰都围绕着实用这个基本原则。如素面大陶缸的代表性造型为圆口、圆肚、圆足，陶器里外不上釉，只有图章将图案戳印在缸体上，或用粘贴法将泥条、泥片粘在缸体上，再在泥条、泥片上戳印凹凸浮雕式图案。为了往缸口上盖盖子和抓住缸口移动缸体方便，缸口大部分为没有装饰的平滑状。这些大缸是用以盛放粮食、种子等，里外不上釉是保持容器的透气性，利于粮食、种子的长期存放。又如一种里外上釉的中型陶罐，用于盛放果酱、盐水和葡萄酒，里外上釉就能使盛放的液体不渗漏，又起到了装饰的效果。南疆地区有制作玫瑰花酱的传统，所以做玫瑰花酱的罐子都带盖子，并有双耳装饰。罐上盖子起到了封闭作用，罐上的双耳用绳索把装有玫瑰花酱的罐子悬挂在柱子上，在太阳下闷晒数十天。
3“精雕细刻”的木器在新疆维吾尔族众多的民间手工艺术当中，木器制品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用具，是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器物，也是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不论是与人们日常饮食密切相关的阿亚克木碗、佳姆木碗、雅尕其库塔(木罐)、兑鲜阿亚克(即中心突出的木碗，突出部分可以切菜，是一种盆式菜墩)、木盆、木勺、烛座以及孩子们的一些玩具，还是相关起居生活和文化艺术的炕柜、花木箱、摇床、乐器等，不仅具有很高实用性和装饰性，同时还体现出维吾尔民族生活的智慧。南疆维吾尔族农民甚至在日常使用的农具坎土曼上都镂刻着美丽的图案花纹，在他们看来如果谁的坎土曼上没有图案花纹，那他很可能是个不把农活当回事的浪荡汉子。可见，在生活器具上的精雕细刻，不仅体现维吾尔族人民对美的追求，更是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珍惜与热爱。维吾尔族的木器制品中，花木箱是其典型代表性的。(图四)在维吾尔族的家庭里，花木箱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别具特色。它除了实用功能外，还有装饰室内环境的作用。木箱因式样、大小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有的放粮食，有的放物品，有的放衣服等。而花木箱的制作工艺也根据箱子式样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制作花木箱的主要地区在喀什、和田、库车，木料以当地的白杨、桑树、梨树等为主。和田地区则以镂刻为主，而喀什、库车花木箱的制作工艺以镶嵌和彩绘为主。和田一带的花木箱(包括炕柜、柜床等)大都在正面和向外的一侧有精雕细刻的镂花图案，镂花一是在箱(柜)板上直接用花凿雕刻不同花纹的圆形、方形等适合纹样;二是用锯子锯出图案再贴到箱面上。和田的镂花箱(柜)为木本色，只用精美的雕刻图案装饰，不上漆，风格古朴典雅。喀什、库车一带的花木箱则是以镶嵌式手法的装饰图案。镶嵌式手法比较丰富，可以大概归为以下几类：一是在本色或漆好底色的木箱顶盖及箱面上用铜黄和银白色细铁皮条或铜皮，钉出网格纹、菱形纹、方纹等各式图案。二是编镶出各种对称的图案，使整个箱面花纹细致繁密，闪闪发光。三是木箱箱面用两三组的红、黄、蓝、绿、墨等的铁皮条按菱网格交错排列镶嵌制成，四角用相同的或几何形纹样制成，箱边用各色相间的铁皮排列成的长方格。四是在本色木箱上，雕刻团花、菱形花等图案，箱角、箱边用铜皮包裹。五是在木箱上覆以薄铜皮，用小钉、突乳钉钉出纹饰，再加以彩绘。六是木箱正面中间图案以各种花卉植物纹与维吾尔文字巧妙结合。这些镶嵌式花木箱装饰细致繁密，彰显出伊斯兰文化的典型风格特征。(图五)
结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不仅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还培育了一方的文化艺术，而这些文化艺术又以物质的形态表现出来。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术的集合呈现，正是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特征、民族艺术审美心理的外向物化。从收藏的这些手工艺术品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具有新疆维吾尔族民族特色的民间手工艺术风采，更多的是思考体味一个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明交汇点的民族，是如何吸收、借鉴、融合、消化外族文化艺术，取他民族的手工艺术之长，经消化吸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手工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 南香红 著《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22-234页。
[2] 季羡林：《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载《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3](英)斯坦因 著《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4月版;林梅村 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丝绸之路上的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术》来源：《设计》，作者：郭小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