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浙商题材电视剧以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双重逻辑，凸显主题和地域风格的当代性，在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以丰富的历史思维方法为指导，以真实的时代经济生活为主线，直面当代浙商崛起的历史源头、浙商发展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历史进程，书写了当代浙商的奋斗史和精神史，展示了当代浙江独特的经济风貌，艺术地回答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应该从哪来、往哪去的问题，是浙江当代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实践的史诗性影像记忆，也是当代商业文化伦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艺术性塑造。
一、创业故事的城乡隐喻：“农民进城”的身份觉醒
《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鸡毛飞上天》《在远方》《温州三家人》等电视剧围绕着当代浙商草根创业的身份变迁，真实再现了当代浙商从农民进城、融入世界到回乡创业的商业轨迹，刻画了开拓创新、放眼向洋的当代浙商形象，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表现了浙商经济意识的觉醒、经济身份的重塑、经济观念的变迁。
农民是浙商的原型身份。“农民进城”是浙商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叙事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城乡隐喻。农民如何走进城市，在“穷则变、变则通”的朴素逻辑中，接受市场经济洗礼，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如何在现代商业大潮、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在寻找商业目标、追逐生活富裕和人生幸福的过程中实现“浙商”的身份转变，这是浙商题材电视剧的基本框架。 1988年播出的《钱江潮》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浙商鲁冠球的故事，这是“农民进城”的最早雏形。 2006年播出的讲述浙江沿海改革开放故事的电视剧《海之门》中，农民们在毛虾九叔公的感召下挑着磨盘、修鞋机等进城从商。自《温州一家人》开始，农民开始成为浙商题材电视剧的主角。剧中的周万顺是“农民进城”的典型代表，过够了穷日子的他决定离开瑞安的古树村，“省得在这儿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的”，他和妻子银花、儿子麦狗来到温州城，通过捡废品“打响了温州第一炮”，他紧紧抓住每一个商机，排兵布阵，斗志昂扬，“生出更多的钱，再用更多的钱再去生钱，再生出更多更多的钱”，正是对摆脱贫困生活的渴望，让周万顺实现了 “农民进城”的身份觉醒。《鸡毛飞上天》中的义乌人身处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境地，是“鸡毛换糖”教会了他们敢闯能吃苦。陈家村是陈江河出发的地方，也是他必然要决裂的地方。《在远方》讲述的是中国民营快递行业如何冲破僵化观念的藩篱，与中国互联网经济共生共荣的时代故事。在进城务工的姚远心目中，二叔是他情感信仰的支柱，二叔背后的农村兄弟是他的伙伴和战友，城市是他们的舞台，根却永远都在乡下。
浙商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农民进城”中的 “城”，是天下之城。他们漂洋过海，生存于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城市。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温州三家人》讲述了走出国门的温州人“回乡创业”的故事。华裔西班牙人潘小勇不愿接替潘氏集团的掌门人，回到温州发展，立志做扎根温州的“创二代”，他发现中国生机盎然，家乡也为侨民搭建了施展拳脚、大展宏图的舞台，他在温州创办了独角兽创业园区，并希望妈妈也能融入家乡的大发展战略中，最终潘氏集团回归温州创业。“回乡”正是“进城”的延续，是一种地域情感的呼应，完整地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的创业轨迹和精神轨迹。
二、商业叙事的时代隐喻：“趋时适治”的命运书写
与其他商业题材电视剧倾向于“个人—国家” 的叙事模式不同，当代浙商题材电视剧更善于运用“个人—时代”的叙事逻辑来讲述浙商“趋时适治”的命运书写，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隐喻。电视剧中的浙商人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在社会生活的总趋势下，敢于融入时代潮流、承受时代阵痛、共享时代机会，追逐时代红利。“浙商走过的道路、遇到的问题、受到的挫折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道路、问题和挫折”①。
直面改革、扩大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是浙商题材电视剧叙事的主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交织，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技术取代资本驱动……在宏大的时代变迁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形塑下，“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浙商发展的写照，他们是有因有革、事异则备变的代表。他们走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风气之前，无章可循，无资本可用，无流程可参照，甚至无路可走。1992年播出的《喂，菲亚特》讲述温州第一代出租车菲亚特司机的故事，菲亚特出租车暗喻着温州人善于变化、善于探寻的性格，没有路也敢走、看见死胡同马上掉头;新时代以来的电视剧，以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全景式讲述了当代浙商崛起史，《鸡毛飞上天》中的“鸡毛”是低廉轻贱的小物品，暗喻浙江商人出身卑微、赚微利而敢于飞天的性格，折射了浙江人“趋时适治”的特质。《温州一家人》中的银花远赴苏州倒腾纽扣，帮助国营纽扣厂试水市场，要把纽扣卖到全中国。正是他们的 “趋时”才让市场经济迸发出来的巨大潜力转变成时代的蓬勃生命力，“在这些变迁背后，是浙商吃苦耐劳、敢于走出去寻找机会、勇往直前、不断创新的精神”②，这正是浙商精神的内核和实质。
三、角色塑造的文化隐喻：“无父何怙”的悲剧审美
浙商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一个值得寻味之处，即很多主人公都处于“无父”状态，“无父何怙”的悲剧审美隐喻了浙商完全独立于传统家族制度与计划经济之外，处于缺乏继承和依靠的无根状态。他们并不扎根在日常生活复杂而细微的伦理关系中，而是在宏大的时代生活中，在参与世界性的市场活动中，生成现代性意识，融入现代性制度，建立现代性认知，在与时代的交融与冲突、共生与和解中实现自我认同。
《温州一家人》中的周万顺就是一个“无父” 的人。他卖掉古树村的祖公屋，不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在老家实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彻底断了回村的后路。一双儿女麦狗和周阿雨过着事实上没有父亲的生活。儿子麦狗尚未成年就被父亲气得离家出走，独自走南闯北。周阿雨在意大利越想家，也就越恨父亲，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为了保护自己，她读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她非常想念妈妈和哥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只好写下一封封没有收信地址的信。《温州两家人》中的侯三寿也是“无父”的人，他的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出海打鱼遭遇台风丧生，他说“我要活到99岁，把我爹没活够的都活够了”;《温州三家人》中的林一山出生在苍南县，那里是世界钒都，父亲是那里的矿工，在一起事故中去世，是母亲靠打零工把他与弟弟拉扯大，这让他拥有了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穷的初心。
“无父何怙”的悲剧审美，隐喻了民营企业家们在失去传统家族制庇护和依靠后，需要拥抱现代性意识、进入现代性机制中，确立现代性观念。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彻底，《鸡毛飞上天》中的陈金水叔、《温州两家人》中的满叔、《在远方》中的二叔，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主人公们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家族靠山和精神动力源，但是终究不是他们人生事业的导师和领路人。
四、结语
新时代以来的浙商题材电视剧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时代图景与当代浙商的奋斗故事有效黏合，在互为注脚、互为因果的叙事逻辑中，探索当代商业文化的价值重塑，通过“农民进城”的故事讲述，打破传统商业观念中的出生论，塑造“人人皆能入市”的浙商形象;通过“趋时适治”的命运书写，塑造“人人敢弄潮”的浙商形象，表达浙商勤于探索的务实精神;通过“无父何怙”的悲剧审美，揭示当代浙商艰难的生存之道。正因为如此，浙商题材电视剧对凝练当代商业文化、思考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艺术路径，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对激励人民焕发奋斗致富热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都起到积极的艺术引领作用。
《新时代以来浙商题材电视剧浙商形象塑造探析》来源：《当代电视》，作者：黄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