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的背景，在系统分析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考察国内外运用积极财政政艇的实践，简要评价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并提出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金融危机
　　
　　一、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依据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有可能演变为经济危机。我国宏观经济在由“过热”向稳定运行“软着陆”过程中，加入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遇到了明显的困难，中国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提振内需迫切而关键。而无论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兼顾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关键都在于财政预算投资向公共民生领域倾斜，以及适度推进税制改革，来撬动长期以来启而不动的消费内需增长。
　　
　　(二)改善企业与公众预期
　　据相关分析，我国目前并非流动性不足，只是在内外部经济都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对消费和投资缺乏信心。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能向外界表明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信心。并且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而调节经济周期的波动。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取向工具的选择
　　
　　(一)减税
　　税收既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的强有力手段之一。一方面，通过对企业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激发企业投资的热情，对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标准，能够促进个人消费，有效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增发国债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给财政收入和支出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国债这种方式来弥补财政收入。通过增发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刺激投资需求，进而带动社会需求的同时，也能起到调整供给结构的作用。
　　
　　(三)增加公共性支出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政府支出对整个社会的总支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通过改变支出规模和方向，可以改变社会总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国民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关系。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增加财政支出应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相结合，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关系民生的领域。
三、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未摆脱拼资源、拼环境、拼资金的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不应为了保增长而允许高能耗、高污染、落后产能的项目上马。如，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推进燃油收费制度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促进节能环保和资源合理利用；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健全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等，从而有效防止短期有益而长期有害的情况出现，使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保持一致。
　　
　　(二)经济增长与推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大力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十分严重。从需求结构看，消费需求不足、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仍未改变；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比重较高，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却很低，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中绝大多数产业长期处于中低端；从地区结构看，结构趋同问题突出，东中西部差距仍在扩大；从投资结构看，重基建、轻技改的问题没有明显改观；从城乡结构看，发展差距仍在拉大。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收缩，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些都会成为结构调整的动力。为此，在扩大内需方面，既要刺激投资，更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投资和消费的合力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应放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和完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在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对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投资给予贴息、奖励等。鼓励和刺激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农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惟有将经济结构优化寓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近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后果，一是引发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二是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越低，就越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为此，要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其购置补贴等补贴标准，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问题；加大促进就业政策的实施力度，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