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显着改善。然而，中国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消耗、高污染、牺牲个人福利以及经济运行体制扭曲的代价。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的倾向已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与赶超的后劲不足等问题变得愈发紧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1］，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增长效益上来。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进入“新常态”。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已经发生趋势性逆转，导致原有增长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因此，如何针对发展阶段转换时期的结构转型矛盾重新构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转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与动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等话题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在“四万亿”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后，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0 年 2 季度开始放缓，特别是 2012 年 1 季度以来 GDP 增速已连续十一个季度低于 8%。考虑到 2014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连续 5 年增速下降，连续 3 年增速低于 8% 已成基本定局。
这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下滑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增速放缓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为此，许多国际机构和投资银行纷纷下调中国 2014 年的GDP 增速预期( 见表 1) ，国外一些评论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表示担忧，“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再一次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即便在改革开放的 35 年中，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也并非保持稳定。若是进一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收入水平接近的其他金砖四国相比，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稳定性方面，中国经济显然更胜一筹。【1】
实际上，无论是乐观者的看好还是悲观派的唱衰，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举世关注。从国内看，尽管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 9. 8% 的高速增长，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 GDP 仍然只有美国的 19. 4%、日本的25. 7%，在世界214 个国家中排在第114 位;接近一亿人尚未摆脱贫困，其中 80% 是农村人口; 每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者约为 1 300 万人，其中一多半是等待就业的大学生。这一系列数字说明，对于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GDP 增长速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与社会和谐、稳定密不可分。从国际上看，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 年的 1. 8%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 5% ，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上升到14. 32% 。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溢效应显着。研究表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2］，在新兴市场中，中国的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其他新兴市场的增长率会立刻上升 0. 1 个百分点。随着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这种正面效应会不断增大。可以说，世界经济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
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稳增长压力陡增。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呈现回落态势( 如图 1 所示) 。
国内消费持续低迷，自 2010 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预期下降等都抑制了消费意愿。
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反腐措施出台在纠正不合理消费的同时，也间接地冲击了国内消费增长( 刘伟，2014)［3］。在投资方面，由于社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下降，固定投资增速仍延续回落之势。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进一步拖累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外贸进出口方面，受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我国出口传统的成本优势正逐渐被东南亚地区超越，高端制造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挑战。因此，全年的外贸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在企业生产方面，制造业 PMI 和工业增加值自 2011 年以来一直处于收缩过程( 如图 2 所示) 。外需恶化、内需放缓、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去库存压力都令制造业承压，企业整体盈利仍在低位徘徊。实体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力，生产率难以提升，去库存、去产能仍将继续，加快更新改造，转型升级都需要一个过程。从物价走势看，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逐月走低，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 PPI) 持续负增长，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隐忧已经远去，但是实体经济通缩风险已经形成。特别是，由于 CPI 与 PPI 之间的差距并未显着缩小，其反映的真实融资利率仍处于高位，这对净负债的工业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后通过为小微企业减税、加快铁路投融资方式转变、加大铁路投资、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等财政“微刺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不对称降息、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定向降准以及创新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了中性适度的流动性水平，促进了信贷的合理增长和信贷结构的有效改善，避免了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从近期月度数据来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保持稳定，但是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复苏势头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长减速意味着很多潜在的风险会逐步暴露，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以及信贷资金无法有效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当前部分企业依然存在经营困难和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资本回报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和去库存成为部分行业的主要问题。银监会公布的数据也反映出，银行不良贷款率与 2013 年底相比出现了较快上升，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违约等问题，影子银行违约风险加大，地区性金融风险问题凸显。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高筑，今明两年还款压力较大。结合上述几点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动力依旧不足，潜在风险日益突出，部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三、经济发展进入阶段转换期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仍有争论，但是社会各界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已经形成。从表面上看，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由于刺激政策退出后的投资放缓导致的，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然而，全社会投资不足背后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正在下滑。增长核算的研究显示( 见图 3) ，在2008 年之前，效率的改善不仅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会有效的拉动民间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富有效率。但是，在 2008 年之后，一方面资本产出比年均增长率大幅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中的比重由 2004—2008 年间的均值 42. 3% 上升到 2009—2013 年的 47. 8%，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 ICO) 从 2006 年的 2. 9 个百分点升至 2013年的 6. 6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增长率( TFP) 的贡献在快速回落，从 2007年的 6. 06 个百分点降至 2013 年的 0. 04 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投资回报率的大幅下滑。白重恩和张琼( 2014)［4］使用资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资本产出比，折旧率以及产出价格相对于资本价格的增速测算整体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 2000—2007 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约为 22%，但之后大幅下降，由2007 年的 26. 7% 降至 2013 年的 14. 7% 。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忽视了真正的效率改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更多的是一种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历史上，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大都先后经历了显着的增长加速和减速、调整阶段。在理论上，长期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固定模式和路径，世界经济史中不乏形形色色的演进路径和成功案例。现代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采用新技术的过程。在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人类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只能通过本国研发得以实现。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获得国际技术溢出，通过技术引进而并非自主研发获得更加现代化和高效率的生产技术，从而获得巨大的后发优势。因此，后发国家在追赶发达经济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 从传统的到现代的) 多种可供选择的生产技术，而不是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的那样存在一致的生产技术( 函数) 。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单一、匀质的过程，既有可能表现为遵从现有增长路径向特定稳态收敛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增长路径跳跃，收敛到新的稳态，呈现出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均衡循环动态变化的特点。
如果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增长路径向更高水平转移，避免了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出现的“条件收敛”现象。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作火箭升空，那么无论是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还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抑或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都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每一次的点火( 改革) ，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运行轨道( 如图 4 所示)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不仅具备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转移动态特征，亦伴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当然，经济增长动力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释放的增长活力并不是永恒的。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衰竭，而全新的增长动力尚处于形成之中，因此，增长的波动也成为可能。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已经发生显着改变，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逆转( 图 5 所示) ，在供给端表现为四个典型的倒 U 型结构特征: 人口结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低于第三产业，中国迈入服务化时代; 收入结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回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开始下降; 环境结构———接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从需求端来看，资本形成占总产出份额远超同时期的日本和韩国，到达历史峰值，消费占 GDP 比重开始回升; 在出口方面，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接近美国和德国水平，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所占的份额将基本保持稳定，进一步提升空间不大。此外，在城镇住宅、汽车、钢铁、建材等新世纪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已经或接近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显然，各项数据均已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发生，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增长动力转向效率提升
面对“十八大”后的经济形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发展思路，力图平稳、顺利地渡过发展转换阶段，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诸多潜在风险，在保证调结构、促改革的前提下，针对经济的短期波动，采取一定的需求管理措施、刺激投资对实现增长预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慢变量，而投资回落、出口趋缓则是快变量，短期的经济波动难以通过调结构和促改革予以化解。如果放任经济下滑，无所作为，那么不仅会加速风险暴露，还会改革社会预期，引发“羊群效应”。所以，采取一系列定向微刺激政策继续加大投入仍有一定的作用空间，通过打造“长江经济带”，推进“一路一带”等重大项目建设达到稳定经济增长效果。因此，需求管理措施不应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但是如果没有调结构和促改革的配合，这类刺激措施只会延缓甚至强化固有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需要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等多重目标，特别要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之间的关系。
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核心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增长效率上来，就是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然而，近年来部分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在畸形政绩观引导下，地方政府通过盲目上项目、扩投资，干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决策，片面追求 GDP 绝对值的增长，忽略了其他因素，比如经济结构的平衡，环境成本，社会福利等等。正是由于过分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导致制度供给固化，形成负反馈效应。转型经济体制和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向效率驱动的增长模式造成了障碍。因此，若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要切实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做法。通过着力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为此，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推进改革，提升经济增长效率。
(一) 深耕规模效率
同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规模扩张不足的问题。从生产角度看，由于金融结构存在扭曲，导致社会整体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众多中小企业发展缓慢，部分优势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同时，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的存在导致竞争尚不充分，特别是僵尸企业长期存活，占用并浪费大量金融资源，阻碍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从需求角度看，缓慢的城镇化进程拖累了国内企业对本土市场开发，导致企业过分依赖出口。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到达 53. 7%，但是仍有约 2 亿人无法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缺位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进程务工人员的消费能力( 陈斌开等，2010)［5］。部分小城镇由于人口集聚不足，无法摊薄供给成本，导致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 沈坤荣，2014)［6］。因此，在发挥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企业仍需下大功夫。首先，要深化金融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消除金融歧视，为优势企业的规模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其次，要努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让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整个社会各类资源，实现行业跨越发展。第三，要紧抓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重大机遇，深耕国内消费市场，掌握国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趋势，开发相应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
( 二) 优化配置效率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大部分改革仍有待深化，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参与主体的公平竞争。比如，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和城乡统一用地市场改革滞后，导致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低效流动。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强调政府动员、配置资源的陈旧思想依然存在，政府仍然存在干预资源配置的动机和能力，特别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干预太多，通过不断扩权，严重压抑了市场成长空间，造成效率损失。因此，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有赖于真正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要打破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破除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玻璃门”“旋转门”和“弹簧门”，允许并鼓励社会资金向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其次，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打造有效政府和有为政府，减少政府缺位乃至不作为问题。第三，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主体功能区定位，调整政绩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
(三) 提升技术效率
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创新能力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某种程度上就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粗放式特征，更多的依赖投资拉动和产能扩张，而科技创新的贡献偏低。这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高端制造缺乏、产业链高端环节缺失等问题，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同时，高投入、高能耗的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因此，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着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动力，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其次，密切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第三，健全科技资源配置体系，加快各类鼓励创新政策的实施，完善政府科技创新补贴的使用方式。 (四) 改善管理效率
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设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鼓励企业学习和推广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提高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发挥增长的管理效率。目前，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部分原因在于企业的经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决策短期化倾向严重等。同时，中国企业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盈利主要依靠改革过程释放的各种稀缺机会。另一方面，一些中国企业并不缺乏拥有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优秀人才。然而，由于企业委托代理机制存在缺陷，导致企业员工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才为实现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的积极性不足。因此，企业无法采用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产品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这就要求企业改变生产经营模式，将企业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有用经验和知识规制化，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通过内部挖潜、机制体制改革和流程优化，提高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达到更高水平的产需均衡点和盈利均衡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4 年第 4 期世界经济展望［EB/OL］． ［2014--04--10］． ［3］刘伟． 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4) :1 －7． ［4］白重恩，张琼． 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J］．比较，2014( 4) :1 －16． ［5］陈斌开，陆铭，钟宁桦． 户籍制约性下的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10( 1) :62 －71． ［6］沈坤荣． 长短结合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J］． 求是，2013( 19) :32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