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经济投资的原动力发生了时代的转型。财富发生的动力机制已从传统的经济理性向财富幻象转换。投资原动力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传统的财富本体论、财富发展观等被彻底颠覆，这与财富的社会形式历史流转深度勾连。财富社会存在形式折射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类的生存境遇，对投资原动力转型的解密实质是对当代历史经济发展状况的澄明以及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精神现象学解读，它再次证明马克思财富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生命力，同时可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向提供重要思考理路。
一、投资原动力转型:从经济理性到财富幻象。
“经济理性”范式的提出始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至少内含三个核心思想:“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并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采取最优选择，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目标。尤其在一定成本和收益比较基础上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解被看作“严格经济理性”，它也是任何理性投资行为在决策之前的必要思维程式。
在斯密看来，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低于他国，那么它就在成本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的实际费用就是商品的价值，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商品的内在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这个定义表达了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且在劳动生产力不变时保持不变。”
之后的凡勃伦、马歇尔等对经济理性都有十分翔实的描述，其潜在的假定均存在于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之间，力求在交换中达到利润最大化。凯恩斯认为，资本之边际效率是诱导人们进行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他还引用经济学家费雪所说的“报酬超过成本率”来解释自己所命名的资本之边际效率。任何投资之多寡，乃决定于报酬超过成本率与利率之比较。综上不难得知，经济学家们对人们投资行为的分析大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成本收益分析的合理内核就在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法基础上的经济理性范畴是人们理性经济活动固守的法则，它也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研究范式。
众所周知，资本生产的目的是无限度地获取抽象财富，它不同于古代社会单纯追求使用价值的物态形式财富。伴随财富社会形式的流变，财富从物质实体形态向货币形态，再向幻化形态转变。金银货币及其衍生物的纸币、电子货币等逐渐让位于信用货币，财富的形式越来越与财富的物质内容相背离。“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形式的运动大大突破了物质内容的限制，形式对质料的无度超越，除了赋予质料的相对价值外，形式的主观性大大突破了财富运动的物质内涵与外延。”
这种无度的超越、突破无疑为意向性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充足的运作空间，个人疯狂逐利的精神冲动慢慢倾向于来自作为心中神物的“想象的财富”。一种基于信用制度之上的财富创造机制出现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投资动力机制也应运而生。借助精神想象，人们便在不经意间形成对未来财富占有的美好憧憬，似乎只要进行投机性投资和冒险就可以获取财富。范宝舟认为，“财富幻象”是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属人性，而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路径所形成的关于财富的意向性存在。财富幻象的生成，主观路径依赖固然逃脱不了干系，它最终还是出于一个人对其获取货币的能力和对自己总资产的预期，反映出人们对未来波动性预期收入的过高估计。很明显，新投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回避了劳动价值论公理，价值量的产生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毫无关联，人人都患上投机性金融妄想症。斯密以来所坚守的经济理性原则瞬间瓦解，人们的投资动机开始源自对“财富梦”的编织和幻想。
财富社会形式的虚拟化为投资原动力从“客观理性”走向“主观幻象”提供了现实条件，如果进行更深层的形而上追问，个人主观意识、主观精神存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场投资行为背后更关涉人类的精神现象学问题。
二、财富幻象生成的精神现象学解读
“市场是理性”的假设表达了这样的因果关联:处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个人，理性地接收、分析一切必要市场信息，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抉择最优行动方案。那么，未来的收入可以预期，风险可以避免。在金融资本主义生产时代，貌似走向理性通道的投资者实则陷入非理性行为之中，打开主观性财富的精神检讨书，将会发现各种假象或错误观念充斥其间，它们吞噬人的理智，扰乱人心。这些假象或错误观念的产生同认知主体的幻觉密切相关，并渗进了人的种种信念、意愿、欲望、期待之中，遮蔽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状态。从经济理性向财富幻象转型的考查，离不开对“资本追逐者贪婪欲望”、“当下主观财富设计”的反思、离不开对“市场信息判断过度自信心理”的剖析以及对“虚拟经济财富运作特点”的追问。
一是过溢的财富心理预期。边际主义使用“经济效用”一词带来西方静悄悄的财富观念革命，自此财富注定与人的意识、精神、观念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虚拟化经济领域，这种联系更是得到无以复加的彰显和展示。既然资本的收入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那么，心中充盈过分财富欲的人就会总觉得一切东西都会成倍增加，以致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
如果你对5只股票各投资10000美元，如果其中4只使你损失了50%，但如果第5只股票翻了不止3倍，你最终赚得的钱就可能超过总体水平。
强烈的心理预期满载对未来事件的期望和感情，一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
信用在观念对观念，精神对精神的博弈和抉择中显得如此古怪而微妙，对财富攫取的迫切经过层层心理叠加效应无限放大。
人们在自己所虚构的财富景观中陶醉，并为之骄傲。“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更要成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生宣言也就不难理解。“人类灵魂对财富的渴求”注定成为市场经济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集体无意识和心理情结。“这样一个时代无疑将是个人投资者复兴，投资将永远是一个分享未来的机会。”
事实证明当信用发生动摇时对未来财富事件过度预期的幻景，便会顷刻破灭。
二是对精神创构性的高估。“西方认识论的转向”宣告利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被富有自由能动的“主体性个人”所取代，并最终走向具有非凡意识构造力的“意向性自我”。在现代虚拟的资本游戏中，生命主体的精神冲动直达财富市场的所有空间，所有的交易行为之中。主观财富设计或财富创意的冒险活动一次次挑战意志的极限，穿透精神的幻觉和意识的想象。似乎一切的存在都是虚无，唯独主观性所作用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虽然风险是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在这个精神意向的流变空间，只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创构，无风险的投资组合完全可以做到，精神的无限创意有力地保障了他们的幸福和安全。
于是，意识指向客体能力的盲目自信在人类精神深处升腾，“投资者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风险，放大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意识的涌动决定资本的流动，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利润的触角就有多远。时时翻新的金融衍生品设计，满载他们的财富梦想，牵引着他们走向极大值财富之门，这背后指证的是自我意识精神张力无止境超越自我的诉求，在资本扩张的绝对命令的共谋下，财富幻象由心而生，虚拟资本游戏得到进一步推进。
三是市场信息解读的过度自信。信息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谁先占有市场信息，谁就抢得商机”。而信息不对称理论从根本上推翻古典经济学关于“每个人得到的信息是完全的，进而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的理想预设。
当下符号化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决定人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信息”进行投资决策。
可以说，现代金融市场交易已经变成投资决策定盈亏，而运作极端简易的网络电子游戏。人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魔咒:占有的信息越充分、越客观，制定的投资策略就越趋于理性。因此，更精准、更深度的信息成为投资者角逐的对象，他们都希望只有自己所获得的信息才是真实的。置身信息大爆炸年代，无论是各种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投放机构，还是各种媒体理财节目，他们提供的大多属于无效信息甚至误导信息。尤其一些问题资产企业在明知涉嫌欺诈罪情况下，仍然片面夸大未来收益，仍不负责任地将毫无信用的金融衍生品进行拼凑打包或切割，通过高倍杠杆率不切实际地放大，推向市场，传递给消费者可以牟取暴利的信号。信息的良莠不齐加之自身专业知识的有限，投资者一时间无所适从。于是，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抑或行情难测的情况下，为保持理性，人们往往会跟随大流，采取与大多数投资者趋于一致的决策行为来规避金融风险。市场“羊群行为”无形中告知这样的观点:大众所达成的共识很可能代表的是未来市场价格走向，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对信息分析的过度自信使得投资者往往把所有支持他们结论的市场变动都视为对其私人信息的确认，而认为那些与自己的结论相左的市场变动都是错误的。事实是，“对大众行为的预见顶多是一个冒险活动，但有时你会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结果的唯一价值是它们所带来的快乐。”
市场信息的过度解读其直接结果不是阻止人们滑入危机的深渊，而是加速投资者获取货币行为的进程，鼓励了他们飞蛾扑火的决心，诱导每个人尽快实现自我价值，再一次发酵人们的交易迷狂。
四是盲目的工具理性崇拜。韦伯曾区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体现为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它可以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高扬西方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追求”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数字化、符号化虚拟经济时代最为独特之处便是要求“系统的目的理性行为”。庞大的智能化工具借助形式逻辑的运算和甄别，毫无差错地将财富的流转形式输入目的地，并能有效地评估和筛选出最佳投资方案，以实现互联网上的财富传奇。技术理性的过度发达锻造了人们的非理性心灵。工具理性对主体意志的贯通和统摄直接赋予人对未来预期的想象和规定，技术理性所承载的必然性判断瞬间演变为人的意志所企及的主观性逻辑判断。在他们看来，唯一值得信赖和感觉安全的东西只能是具有精确定量描述功能的技术产品。他们把传统所固守的趋利避害、防范风险的经济理性守则完全寄托在高度智能化的逻辑运算系统之上，以为在直觉上给人以信赖的精密自然科学理性完全可以抵御金融理财对象的客观性风险，进而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和幻象。利用理性化手段超越客观存在的世界，直径链接财富空间的做法使得“我们已经把将幻想变成现实当作生意来做了。”
于是，在人格化资本驱使下，个体生命冲动显得更为强烈，更为炽热。资本的流速加快，财富扩张的速率加大。对科学分析工具的强调，造成如此印象:人们总是理性行事，至少看起来是理性行事。实则不然，经济学理性投资模型所运用的推演和运算并不能为正确的预期提供理性保障。“探寻真实价值的最大难题不在于构筑适当的经济模型上的困难，也不在于真实价值随着价格波动，而在于描述真实世界动力学的经济仿真模型越好，它们得到的结果越混沌。或者说，经济学家们越精细地完善他们的模型，那种模型根本不可能预测长期发展的证据越明显…对于许多或绝大多数经济系统而言，混沌意味着不可能做出客观和定量的长期预测。因此，在与`时间和无知之神秘力量＇斗争时，我们只能转而寻求个人主观的猜测。”
实践表明，直觉、灵感、顿悟、无意识等心理因素在转瞬即逝的市场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三、财富幻象的危害性
作为新的投资动力机制，财富幻象犹如边沁所说之欲望“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
为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丰富多彩的精神创意和想象。但财富幻象毕竟仅仅是一种弥漫社会之间的意向性存在，其深层实质是对主体性资本非理性扩张内在诉求的诠释，对货币化生存世界所持有的资本幻觉集体无意识的生动表达。人们并没有对此进行道德反思，反乐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无疑是取得成功的受害者。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这个年代对符号的喜爱胜过了对所指物的喜爱，对复件的喜爱胜过了对原件的喜爱，对幻想的喜爱胜过了对现实的喜爱，对表象的喜爱胜过了对本质的喜爱…只有幻象是神圣的，而真实是亵渎神明的。”
因诸多假象筑构的镜中花般的财富幻象链接现代社会财富泡沫的应对，社会风险激增的责任以及个人发展的迷途，这些问题突出的呈现为:虚拟财富压倒实体财富，各种危机的加剧以及财富发展过程和个人发展过程的“失同步化”，日益凸显经济、社会、人自身发展的困境。
第一，财富泡沫的膨胀。现代性危机的产生，与其说祸起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财富创造机制，还不如说是财富幻象式投资原动力机制。
当人们投资动力来自于财富幻象，而不是实体经济下所奉行的经济理性原则时，他们的财富行为便充满极度疯狂性、偏执性。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等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给他们玩转生命个体的广阔舞台。对虚拟资本积累的过度热衷势必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发展，经济学家席勒曾将之称作“非理性繁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06年底，全球衍生产品市场的规模为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和的8倍多;到了2007年，全球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名义本金规模高达587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多。鲁品越教授认为，虚拟经济并不是“以钱生钱”，而是“以钱分钱”，对现有剩余价值的分割。也就是说，金融行业占比过高表示实体经济中创造的大量价值被金融系统蚕食，虚拟经济并未带来真实财富，它攫取的是实体财富积累的部分。全球虚拟经济累积形成的财富泡沫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英国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比泡沫等，暴露了今天资本市场发展中更深层更严重的危机。当财富泡沫累积大大溢出对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索取权的上限，虚拟资产和实体资产之间所形成的倒金字塔便将越来越变得摇摆不定。财富泡沫的形成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而且它还通过资金链、产业链、消费链、生态环境链乃至社会心理链捆绑了整个社会实体经济系统，转移、放大了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时下我们正面对一场防范金融风险的保卫战，显然这“治标不治本”。申讨资本扩张即申讨人类欲望本身。财富幻象生成离不开各种各样贪婪对主观精神的浸染和酸蚀。“贪欲是人性之本”早在近代就被西方的马基亚维里洞悉，这一孕育西方资本制度的哲学教条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完全被合理化、合法化和制度化，贪婪表现得更加直接、明显、彻底和疯狂。
第二，社会投机心态盛行。表征为财富幻象的投资动力机制实质就是投机。资本生产的贪婪性决定在商业发展中其必然表现为极其贪婪的投机性。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性与政治性的历史同构使得政治完全被资本意志所左右，国家乃至社会完全服从于市场命令。资本所有者致力于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追逐将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的最大化和追逐扩张速度最大化。资本个人的利润追逐情结把社会变成了“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虚拟经济中不再对企业利润而是对贸易风险和资本风险进行投机。如美国投资银行协会的总法律顾问劳伦斯张伯伦所说，“我们总是被告知长期的投资无力可图，理性的投机就是投资，…所有人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价格购买`精选的＇股票，并且保持足够的耐心以得到多于股票购买的收入，由此来进行实现`投资＇的获得收益。”
投机向沉溺于赌博的赌徒提供工具，使他们知道即使有可能失败仍坚持进行赌博，投机主义心态的盛行是现代人“赌博人生”信仰的真实写照，折射出现代人无需也无力反抗的无奈，“心态浮躁、精神颓废、行为失范”逐渐成为确认和定位现代人身份的独有症候，“波动性，风险性，不确定性”随即被还原为现代性社会应有的标识。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较好地证明，一旦其中的某个链条出现断裂，便会产生股市暴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招致全世界的金融动荡，包裹“华丽数字表象”的财富帝国也必土崩瓦解。可见，“高买低卖”的投机行径赋予经济体系极大的不稳定性，加剧了社会风险的高度聚集。
它孕育的风险如此之大，引发的是经济真正的大崩溃和大恐慌，而大崩溃摧毁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仅如此，投机过热已然超出资本生产本身的界限，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不仅造就被专业骗子欺骗的吸血鬼，而且促成了一些业余选手从事伪造、偷窃、盗用公款以及其他类似的滥用职权欺诈行为”，接受新社会道德规范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浮现于虚拟经济系统的投机主义者几乎渗透全社会所有行业，形成了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力量，以达到对处于社会财富食物链底层的世界民众最为残酷的盘剥。
资产者财富的无度扩张必然带来社会更严重的不公，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和社会冲突的日趋激烈。
总之，全球社会正处在经济危机、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的重重包裹之中。
第三，个人发展的迷失。从经济理性向财富幻象嬗变使得人的精神因素可以在主观感觉的经济时空里任意贯通、任意驰骋。这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人们的财富梦想，释放生命本能，激活人的创造欲，为财富梦想者提供腾飞的翅膀，但不可否定的是它也侵蚀人的完整人格，导致生命存在感的萎缩。丰满个性逐渐为单向度的经济性价值观取代，人的尊严、情感、自由直接通兑为可量化的货币，人们沦为疯狂敛取财富的经济动物。始于主体财富幻象、完成于互联网数字化、符号化输入的现代财富发生过程实际只不过是一场“空套空”的心理体验活动，除了一堆心理符号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我们知道，最初的财富作为人劳动过程的对象化，是对人劳动本质的确证，人本质力量的积极实现，反映人的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程度。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总是处身于、行进于人类财富生产的逻辑之中，财富生产既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更是发展人自由个性本身。
显然，失去“劳动土壤”依托的财富运筹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创造活动，它并不能造就个人才能发挥的全面性，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以及个人需要的多样性，这也正是对当下财富生产价值转向的深层次反思和查审。
四、结论
对投资原动力机制的探究已然包含了对“何谓财富”、“财富从哪来”以及“财富存在论意义”等问题的经济哲学拷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过去只懂“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方式的中国百姓不再盲从于自己所持有的冰冷、僵死、静止的货币符号，他们开始意识到获取财富的方式并不仅限于劳动价值论所传递的真理，原来虚拟空间可以为他们开辟财富探索行为的另一番天地。他们释放想象力，挥洒热情。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更是让他们懂得只有在尽可能获取更加充分信息之下，并借助高科技智能化工具，才能为自己兑现未来的财富蓝图。国人财富心理日趋走向成熟，人们追求、创造财富的意识和观念日趋强烈。因此，从这点上说，适当发展虚拟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繁荣和国民发家致富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财富幻象却极大地消解和挫伤了普通大众辛勤劳动的精神、艰苦奋斗的意识，养成现代人“贪、赌、借”式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希望不劳而获，无时无刻不身陷主观意念所建构的虚幻财富世界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昭示我们:“财富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在于社会劳动。故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投资决策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财富的创造并不是资本追逐偏好、因特网的技术链接、个人无限创意、市场信息捕捉等因素简单相加的结果。纵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财富的不同存在样态设计、主宰着我们未来生活的走向，但实际上，财富为人而存在，无论是财富的物质内容，还是其社会形式，无不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马克思所指认:“财富的本质就是人的主体存在。”
经济、社会和心理危机警醒人们不得不反思“什么才是科学的财富心理?”，“什么才是合乎人性的财富理念?”，马克思探究财富问题的批判性纬度以及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无疑能引领中国人民知晓财富对于自然、社会、人的发展之人学意蕴所在，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终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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