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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