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充分利用资本并引导其为社会主义共富目标服务的财富①之路。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当年在《法兰西内战》（ 初稿） 中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利用和发展资本的学说，抑或是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还是列宁晚年就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和实践②,实质上均涉及到了如何利用资本来为本国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命题。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富实践史，我们发现当下正在进行的这条财富之路并非自然得来且一帆风顺，恰恰相反，若以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链接为基点，我们发现，在两者链接之前，我们曾因过度拒斥资本、市场等现代财富要素而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而在痛定思痛将资本、市场与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链接后，却也在前行中始终或隐或现地遭遇着本质上乃是要不要利用资本以及怎样利用资本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等各种试图影响、左右乃至操控当代中国财富道路走向的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
正因如此，面对当下所处的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历史境遇，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视角出发，在全面系统地反思该财富道路的开创历程并揭示其在前行中遭遇矛盾挑战的本体论根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既有的实践探索，就其所应具有的根本导向进行本质澄清。如此，不但有助于在更加具体的层面上丰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突出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内涵； 而且，也必将在对这一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财富道路的研究中，进一步坚定我们立足现实走通过引导驾驭资本来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服务的信心和决心，从而真正在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历史要求中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的开创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上处于既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的总体历史境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的使命感召下，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从此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时间里，我们在财富发展向度上首先通过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财富模式,向着本质上以全面否弃商品、资本、市场为特征，通过全面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财富发展形态过渡。
综合来看，虽然我们在这段时期内一度取得了财富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在该阶段的财富实践主要是用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中演绎而来的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来规范、定义刚在政治形态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自然地将经过一化三改后建立的本国社会主义视为已经超越了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进化的优质产品，因此在原则性高度上过度地排斥了与资本、商品、市场相链接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过度地排斥了生产管理中的利润、竞争和物质利益手段的采用； 认为除了以公共财富积累为目标、以国家计划指令来制定财富分配的举措外，任何膨胀私欲、追求个体或私人财富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甚至出现了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极左思潮。这也使得我们在忽视本国国情、不注重现代财富发展内在节律而试图人为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财富实践遭遇了巨大挫折。
而这，也直接迫使我们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行改革,并从此走上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之路。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执政党提出了上述明显具有涤清文革思想残余、进而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但就涉及经济建设中最为关键的如何引导广大人民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而言，却并未马上给出明确的战略性发展导向。事实上，若从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链接而言，这条财富道路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富有自身特色的演进历程。
首先，邓小平同志在认知层面上正式促成的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链接，为该财富道路的成功开创奠定了始基性贡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的既有认知中，要实现社会主义中的共富目标，那就必须消灭剥削,而作为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秉性以及其在私有制背景下内在的那种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直接造成的人与人相异化的异化特质，则似乎已天然地将自己与剥削划上了等号； 于是，消灭剥削就必须要通过消灭资本来实现。但既有的财富实践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就中国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实践而言，既有的那种关于资本与社会主义共富目标间势不两立的认知肯定存在问题。因此，如何重新界定商品、资本、市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间的内在关系，便成了我们在推进这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从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再到《资本论》三卷的思路探寻下去就会发现，毕其一生探究资本内在奥秘的马克思在整个过程中根本上谴责的，并不是这种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上如（ 1 + V）n那样几何数般地促使整个社会财富得以巨量增长，并进而促使整个社会文明得以质向提升的资本力量； 恰恰相反，马克思所要谴责并试图超越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那种以资本为中介的异化关系： 即以资本人格化面目出现的资本家通过资本这一中介，在无偿占有了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使这些剩余价值继续转化为资本来实现自身增值的同时，不但使这些剩余价值永不复归于劳动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进一步反过来成为了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将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人类最后一个史前社会的同时，又明确认为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形态乃是人类社会在发展提升至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特征的产品经济形态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并试图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通过探索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根本原因。而如果在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界定与消灭剥削这一问题的解决真如我们既有的认知那么简单，那么《资本论》写到剩余价值的占有一章时便完全可以打住，其后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的扩张又是如何引起了系列矛盾悖论等问题的论述则纯属多余。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欣喜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在否弃了以往那种认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的物性化思维后，解放思想、事实求是，通过立足国情来倡导广大人民在先富逻辑的指引下通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到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不管计划还是市场（ 资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清晰论断，以及在上述实践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系统认知，则本质地凸显了邓小平同志已经开始在资本批判的高度上，本质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境遇下的消灭剥削肯定不是那种已经经历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后的应然状况，相反，对由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讲，它必须是一种在通过不断化解克服商品经济中各种现存的矛盾状况来逐渐达致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运动过程。而这，也历史地促成了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链接。
可以说，正是有了上述这一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具有始基性贡献的历史认知以及在此理论指导之下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探索，才使得我们在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最终达成了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共识。而这，也在客观上意味着我们将更多地利用作为货币的资本力量而非行政力量，来配置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
其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层面上全面促成了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链接，使得该财富道路得以基本成型。
对应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上的始基性贡献而言，之后在此逻辑向度上进行的财富实践，则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原则高度上，不断探索利用资本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服务的有效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探索该财富道路上的最大亮点，主要表现在下述两大方面。
第一，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主要表现在： （ 1） 建立国有企业法人实体、将非公有制经济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还确认了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等社会阶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历史地位； （ 2） 在继 1993年后开始从与市场密切关联的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入手开始了改革进程后，继续深入探索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 3）遵循分配结构乃完全决定于生产结构这一基本规律，允许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受益分配;（ 4） 加入 WTO,在全球范围内激活利用各种要素资源……第二，在通过上述举措促成整个社会财富得以极大涌流的同时，我党还进一步通过在生产关系层面上探索股份制经济这一现代财富组织形式，积极寻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公有制资本如何利用引导其他各种所有制资本来为共富目标服务的有效路径。 并得出几大具有开拓性的历史认知： （ 1） 股份制经济是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行效率的资本组织形式,应当作为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③; （ 2） 判定股份制经济性质的依据，关键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 3） 在股份制经济背景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是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只要坚持这一标准，公有制经济在具体实现形式中可以灵活多样，特别是在一些局部性行业，国有资产适当退出或降低到较低比重，都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上述两大方面的实践反思而最终得出的下述这一带有总结意义的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原则： 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则表明到此为止，我们已彻底从以往那种在财富实践中单向度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却过度忽视对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进行深入探索的不足中走出来，从而在兼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一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全面促成了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链接。而这，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的基本成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在前行中遭遇的矛盾挑战 正所谓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社会变革，在该财富道路得以基本成型并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要使生产要素也由市场来配置的整体战略定位，客观上意味着作为利用货币配置生产要素的产物---资本（ 除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与改制而来且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有资本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不断引进的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资本） ,开始在越来越广泛的层面上出现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而这也意味着资本不仅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直接支配包括劳动、管理、技术、自然资源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力量. 这一总体历史境遇，再加之我们在该财富道路的开创阶段更多地是强调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条件的积累（ 否则既无法尽快地建立该财富道路之基本前提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也无法面对国际资本的激烈竞争）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大范围施行，使得我们在更多地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过程中，也同时生成了阻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深入推进的系列矛盾，即： 第一，作为总体上以强势姿态存在的资本与作为资本所支配的他者之间的矛盾④; 第二，作为本质上是要维护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公有资本和作为不断以自身增值盈利为目的的私向化形式存在的资本间的矛盾； 以及在上述两者中衍生出来的；第三，作为以购买、占有、生产等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权力在试图不断超越自身界限而渗透到社会政治领域，以此来兑换权力资源从而使自身得到更大扩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 第四，作为原本应通过引导市场、资本运作从而将资本纳入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轨道上的政治权力，在其试图越过法律和道德边界而使自己蜕变为权力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 第五，原本以自身增值为目的，但却在运行中缺少必要的监控和理念支撑从而使自己在作为质料因的财富生产和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失去平衡，进而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遇双重困境而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可以说，上述这些本质上由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秉性与整个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存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为本体论根源所形成的系列历史性矛盾，客观上使得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诸如 GDP 总量快速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舞台更为深入等伟大业绩的同时，也因其在这一阶段上内在的那种被迫‘带病运行’的典型特征,而使得该财富道路的共富追求遭遇了资本当下的巨大挑战： 以当前中国被国际银行测算且被学界多数认可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为例，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 47,逼近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红线. 而与上述在客观层面上出现的矛盾挑战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的开创历程中，我们也始终在思想认知的层面上或隐或现地遭遇着各种试图影响、左右乃至操控当代中国财富道路走向的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左派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⑤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在此不全面展开论述⑥,仅在资本批判的逻辑向度上，对这些思潮的根本特点逐一作出概述。
所谓新左派思潮，其最大特点乃是和老左派一样，在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上都可归纳为： 第一，平等与公平是唯一正确的核心价值，要在这一价值原则下建立一个财产公有、计划经济、人人平等的平均主义社会； 第二，主张通过开展阶级斗争，甚至革命暴力和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激烈斗争方式，建立由他们掌控的新型政权，以此来进行社会财产的再分配。为此，面对当下改革开放的现实，这一在新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思潮对其予以了全方位否定。萧功秦先生将这一思潮概括为： 第一，新左派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腐败与不公的根源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第二，要用公有制、平均主义和民主管理解决社会收入不公问题； 第三，要用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来实现他们的上述主张。可以说，如此思潮一旦占据主导并施行，必将因其在本质上对市场、资本等现代核心要素的否定而将导致当代中国陷入那种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要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的尴尬境地。
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可以说，其前身作为启蒙运动的宠儿，并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特征显现的自由主义思潮，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传入了中国，且在新中国成立前拥有广大市场。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思潮开始销声匿迹，但在 1957 年趁着为共产党整风却再掀波澜；之后因遭到反右派政治运动的严厉还击而偃旗息鼓 20 多年后，又开始在对文革创伤的反思中走出，且声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正如房宁先生所说： 在 80 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取得了主流地位，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曾经用80 年代的共识来形容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获得的影响和地位。而出现在当代中国财富发展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立场，就是把当今中国在财富进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缺陷，进而认为当代中国必须要在承认西方自由主义这一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彻底施行以西方宪政制度为根本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一言蔽之，就是要全面西化。
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在本质上乃是启蒙学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混血儿。因为他一方面传承了启蒙思潮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个体自由，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合乎理性标准的，因而生产领域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其在物质生活领域又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分配方式上确实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主张通过二次分配改变这种状况来建立福利社会，以达到空想社会主义般的那种理性标准。
⑦应该说，上述这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开创以来出现的非主流社会思潮，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目标与当下历史境遇间客观差距的主观呈现，因此，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这些思潮的存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视听，甚至会对我们正常的进程带来负面影响，但还是应该而且可以拥有一定的表达空间。相反，如若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只坚守一种价值观而人为抹煞其他认知的存在，就现代社会而言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应当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将各种非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存在约束在一定的法制范围内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在本体层面有效化解克服当前在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问题，真正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有效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实现引领上述多元价值观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的应有导向 面对该财富道路开创以来遭遇的系列矛盾挑战，执政党并没有为之困惑，而是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必须通过发现问题进而不断化解克服矛盾而绝不可逆转走回头路的内在辩证机理，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过程中，提出了旨在有效化解克服现有矛盾挑战、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不断推向深入的科学发展观.
本文认为，这一以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观，就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不断走向完善的视角而言，至少具有下述两大层面的历史寓意。第一，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因此，当代中国必须坚持该财富道路开创以来形成的全方位多角度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的总体定位，并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下推动整个社会财富得到极大涌流； 第二，必须要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力图通过统筹兼顾的方法来实行： （1） 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公平正义、凸显两个人人观（ 即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2）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发展转变为又好又快的发展; （3） 从分配制度上从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益，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4） 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系列举措来有效化解克服因在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秉性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的总体境遇下出现的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间的矛盾，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共富的历史目标。
而这，也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在经历了财富发展的巨大波折后，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系列探索实践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终于在该财富道路的探索征程中，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上，而且还在具体可操作的实践层面上，实现了与马克思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通过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关于如何实现更高形态的财富发展的辩证法精髓的内在贯通： 第一，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驱动力，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第二，资本的逐利秉性必然使其在实现自身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社会矛盾； 第三，资本即矛盾、矛盾即资本，矛盾既是资本的根本特性，也是这个由资本所生成的时代的重要特征； 第四，要解决现代社会中由资本生成的矛盾悖论，必须在进一步利用资本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已经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力量、要素的辩证把握和否定性位移，达到对否定性对立面的克服，从而达致进一步发展； 第五，任何企图在资本及其生成的总体性环境之外、或者单纯依靠资本逻辑去寻求消灭资本的方式必将是一种徒劳或不尽合理的选择； 第六，将来更高形态的人类社会，也必定是在合理有效地克服、化解资本矛盾的辩证过程中生成。
正是基于上述我党在化解克服既有矛盾挑战中生成的宝贵经验，我们也坚定地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要坚守下述五大根本导向。
第一，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在当代财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鉴于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形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对当下在特殊国情世情中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而言，决不能因为害怕由资本扩张带来的各种冲突矛盾而断然拒绝资本； 相反，基于资本批判而来的历史应该让我们认知到，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而且人们至今也还没有发明一套能够完全代替资本的机制.因此，越是搞市场经济，就越是要利用资本力量，就越是要为关涉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各种所有制之间、各种产权主体之间的顺畅流通提供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 并对在其中依法从事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生产主体都给予法律地位上的承认和政治地位上的认可。以此，使整个国家在战略层面上获得财富发展之不竭动力的同时，也为有效培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继续结合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来构建既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适应、同时又能有效引导驾驭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笔者认为，结合当下资本存在的总体境遇，以及其在运行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的各种财富的所有权乃是生产资料的各种产权（ 如转让权、租赁权、收益权等） 的根据和基础，因而社会生产过程中它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的基本原理，告诫我们必须在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不断掌握并运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资源要素在实现自身利益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即形成资源要素所有权、进入市场经济交易、依据自身在社会经济流程中的地位来分割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价值，来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那种带有统分结合、层次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实现形式，从而将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思想精髓贯彻到实处。可以说，这也是我们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⑧.
第三，继续探索能有效保障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制度运行机制。当然，要使上述这一统分结合、层次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得以有效运行，其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笔者认为，其核心关键，乃是要使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所谓真正的公有制，就是要使公有制下的资源的使用与运行必须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根本目的，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有一套机制，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形成代表这种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有效地激励与监督公有制资源的管理者们服从这种公共意志，有效地纠正公有制企业在执行公共意志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就直接涉及到与这一财富发展形态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如何更好地体现这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8]22核心问题； 此外，在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资源的公共监管的同时，如何使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具有内生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如何使其在发展中通过有效处理好资本化时代实体财富与虚拟财富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整个社会上起到有效引领的作用，将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四，必须继续探索能够兼顾活力与公平正义要求的财富分配体系。无论是毫不动摇地利用资本手段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来奠定共富的前提基础，还是建立与本国国情和现代生产力要求相匹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来奠定共富的制度保证，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将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前提： 即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人民已经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两个阶级（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 、一个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 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消解，并逐渐为走向独立成熟的各财富创造和发展主体以及他们内在的多元利益取向和不同利益诉求所取代。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对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民概念作出细分，明确其具体所指，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财富分配格局。联系到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和谐社会建设实践，若从现实的人出发，那就是今天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14 亿人民群众，具体而言，就是当下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等社会阶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正因为如此，本文以为，在探索本质上作为生产的产物且其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的分配方式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在顺应当下财富生产结构中来顺势而为、并探索如何使其中的人们能够各取所得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当下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践行将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复归于广大人民、从而实现共富目标这一核心理念时所应具备的基本认知。为此，必须要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探索真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初次分配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借助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兼顾效率但更加注重公平的精神指导下，真正将整个社会在除去初次分配之外后仍旧掌握在社会公共权力手中的所有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朝着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不断复归到广大人民手中。
第五，促成国人财富自觉的文化建设，同样也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不断走向深入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上的文化自觉，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和定位的文化自觉。笔者以为，结合既有的财富发展征程，我们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和该财富道路的开创与发展历程一样，这一文化自觉应该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因此必须立足于当下的国情现状而绝不能急躁或过于理想化； 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由国家提供相应的制度创新、战略引导和政策激励乃是重中之重。而在具体的着力点上，本文以为首先要在作为文化主体的感性的个人身上做足文章，包括通过上述系列带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有效举措，不断促使当下尚遗存有传统经济背景下宗法式气息的个人向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法权式个人转变，从注重私向化利益追求的理性经济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综合考虑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人的发展的综合利益的最大化的这种真正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价值取向迈进。以此，来真正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有效互动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走向完善的历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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