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苏联学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1988年4月6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问题”为题的学术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远东研究所和其他学术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外交部及其他各部局的主要专家。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副博士n·H·瑙莫夫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指出，近年来，几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进人了旨在完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从1978年底就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中国原先形成的所有制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方面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出现了大规模改造所有制关系，从单一成分的经济转向多种成分经济的必要性。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取消了对副业的限制，在城市经济中迅速发展了个体经营活动和合作社成分，对国营企业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方面，是转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构想，发展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小而分散和生产过程社会化程度十分薄弱的条件下，自发市场关系的作用客观上还很大。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旨在使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气氛健康化的措施。积极地运用了刺激劳动报酬的形式。由于缺乏物质和财源，1978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增加居民货币收人的财政赤字政策。为了避免财政动荡，采取了增加各类消费品生产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由于这些措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防止了一场最激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发生。增长速度变得更加稳妥，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得到缓解，科技进步大大加速，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瑙莫夫还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转向家庭承包，一方面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物质和财源以及耕地面积的空前分散。　　1981年以后，开始削减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人，降低了水利建设的速度，加剧了对现有水利设施的破坏，从而使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给企业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1986年，名义上企业应当留下42%的利润，实际上只留下8-1400，这就使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付盈亏、自筹资金的构想受到损害。组织生产资料市场的工作也由于设备和材料严重匾乏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企业物质保证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国家调拨，这种调拨始终是在国家、省、地、县几级实现的。压缩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调节和市场调节范围的构想，实行起来比预想的要慢。　　食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改革巾最敏感的问题。对于习惯于比较稳定的物价的中国居民来说、价格上涨不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自从中国进人改革时期以来，通货膨胀就成了改革甩不掉的伙伴。报告揭示了197日年以来中国经济供求失调加剧的原因。由于一些重要措施的贯彻经常遇到强大阻力，结果，改革的进展受到低水平的人均物质资料生产，巨大的经济亏损、大量的人口过剩，比较狭窄的农业生产基地的阻碍。　　在讨论这一报告时，季塔连科指出，可以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决定的。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r，H·亚先科不同意报告人关于改革前中国经济具有自给自足性质的提法，因为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商品货币关系。此外，他认为，断定中国取消了“自力更生”的口号是不确切的，中国摆脱与世隔绝状态是另一回事。他还指出，把组织自由市场说成进步现象是不正确的。不如说自由市场的形成有利于通过市场加速协调供应，更确切一些。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现实性。　　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博士A·n·莫罗佐夫指出，中国的改革在理论上和买践上不仅达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已达到的水平，而且在许多方面走得更远了。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机制，其实质是中共十三大通过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公式确定的。新机制取决于计划和市场、集中化的国民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相互关系的性质。　　讨论中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中吸取全部现实力量，而不应从事先拟定的公式出发。中国学者建议依据新的标准和原则来确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在于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发展生产力、和利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人民谋福利。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的情况下，中国的多种成分经济可以使生产力的发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中国学者的标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有充分的依据。　　哲学副博士B·费克蒂斯托夫指出，瑙莫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方法等许多重大问题。不过，他认为，对中国改革的定义本身表述得还不够明确。中国学者把改革看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他看来，经济改革是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生产关系性质之间存在的矛盾的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影响，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社会生产力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划分“进人社会主义阶段”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值得高度重视。这一理论是从中国的现实条件，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已达到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新标准出发的。中国同志把以前属于过渡时期的一系列任务(如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真正的文化革命等)堆移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里有些东西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及其在中国这类国家完成的标准的角度来好好尹思索。　　经济学博士3·n·皮沃瓦罗娃强调指出，不能用陈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比如，不能仅仅依据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领域中占优势，就断定过渡阶段完成了。中国现在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发展多民族的经济结构。显然，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到下个世纪中叶)是同中国学者依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密切相关的。这些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脱胎出来的国家，今天除了现代化的生产，还有极简陋的手工业生产和手工劳动，1/4的居民仍然是文盲。在这样一个国家，要想在3、4个五年计划的过渡期内解决建设“文明”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国需要在这一阶段内提高生产力，不提高生产力，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经济学博士B·3·米尔纳指出，第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第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改革机制的独特实验室。苏联经济学家正在探讨的许多问题，要求更加深人地研究中国的经验。历史学副博士B.R·波尔佳科夫指出，各研究所之间必须明确划分研究中国改革的课题，必须研究中国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实践。苏联科学院需要制定研究中国改革的总体规划。建议更有计划地在《远东问题》杂志上介绍中国改革的基本趋向。　　经济学副博士A.M·克鲁格洛夫对把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结为“所有制体系的根本变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所说的应该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相互渗透的趋势。广泛发展企业承包或租赁，与其说是所有制体系的变化，不如说是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形式。　　今天，除了乡镇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农业剩余劳力之外，土地集中在“种田能手”手中是中国农村的现实进程之一。实际上，正在建立联合承包组，把土地集中到合作集体—“联合体”手中，这已经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根本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化”的进程。把由公社(生产队)向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户转变说成是走向个体经营是不对的。　　经济学副博士AoB·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建立新经济机制的一种尝试，这种新机制将更利于价值规律的充分表现。从80年代初以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计划。中国放弃了硬性集中。但在国营企业并未取得重大进展，还有大量指令存在。二是经济定额。对大型国营企业来说，收入税、调节税、利润提成仍然是硬性规定的。集体企业的定额比较自由。　　三是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目前基本上包括了个体和私人企业。四是自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自治主要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实现的，其表现各不相同。在一些企业已经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转向自治;而在另一些企业，这种大会只是徒有其名。五是组织结构的变化。一些城市(如常州)单独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恢复了50年代存在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开始摆脱平均主义。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得更有活力。